陳鑒湖、陶德二所帶領的軍隊在河陽活動的詳細情況，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確切知道。根據現在已知的資料，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大致情形。
第一，陳鑒湖、陶德二是來搶劫錢財的。陳鑒湖、陶德二帶領的一幫人，有點類似於水泊梁山的好漢。他們之所以占山為王，根本原因還是為當時社會所逼，為貧困生活所逼。他們起事也沒有什麼遠大理想，否則陳鑒湖後來就不會接受浙江巡撫張驥的招撫，結果落得個“解京被殺”的結局。他們的根據地在麗水，對於縉雲也隻是“波及”而已，也就是偶爾來縉雲搶劫錢財。他們與河陽朱氏家族也並無什麼深仇大恨，隻是河陽朱氏在當時的縉雲是一個名門望族，名聲在外，樹大招風，結果招來了這一幫人來搶劫。
這種搶劫行為，稱不上什麼“起義”，因為他們並不是為了什麼道義而行事。人有時候為了生存，也就顧不上什麼道義。
第二，河陽朱氏的青壯年作出了頑強抵抗。《義陽朱氏家譜》中並沒有資料來直接記錄他們抵抗的壯舉，但是這個時間段裏麵河陽朱氏確實死了不少人。看《義陽朱氏家譜·行第傳》，我們發現河陽第二十四世（千字行）有男68人，死23人；第二十五世（賢字行）有男96人，死45人；第二十六世（明字行）有男116人，死54人。根據這些統計的數字，我們可以推算一下，當時河陽朱氏家族的青壯年幾乎都死了。這一時期的《義陽朱氏家譜·行第傳》，沒有注明每個人的生卒年月，凡絕傳之人，其名後都有一個“止”字。河陽朱氏家族在一個時間段裏，就有這麼多人死去，可以肯定是遭受了重大變故。陳鑒湖、陶德二來搶劫錢財，那麼作為河陽朱氏家族的一些青壯年自然會站出來保衛家族的財產。陳鑒湖、陶德二隻是為了得到錢財，如果河陽朱氏放任他們搶劫，那麼可以想象陳、陶也用不著大開殺戒。如果陳鑒湖、陶德二第一次搶劫得手，那麼也就用不著一而再、再而三了。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陳、陶帶領軍隊來搶劫河陽朱氏家族，曾遭到強烈的抵抗，第一次、第二次來搶劫並沒有得手。當然，也有一些死者可能是逃難在外，遇到疾病而死，或者饑餓而死。
第三，陳鑒湖、陶德二放火是惱羞成怒。陳、陶帶領亂民來洗劫了河陽，並且燒毀河陽朱氏許多的建築物，如大宗祠、聯桂坊、八士門等。這些建築物幾乎是河陽朱氏家族的精神支柱，結果都無一幸免地遭到無情的毀壞。陳、陶是為了求錢財而來，毀壞這些建築物並不能得到什麼錢財。他們大肆地毀壞這些建築物，這件事隻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們遭到了頑強抵抗，並且為獲得錢財付出了比較大的代價，他們被徹底的激怒了，於是才會有殺人放火這樣的行徑。
河陽朱氏家族遭受如此重大的創傷，人口迅速減少，資產喪失殆盡，家族幾乎到了油盡燈殘的地步。此後雖然生的多，但死的也多。第二十六世生116人，絕54人；第二十七世生139人，絕99人；第二十八世生67人，絕52人；到明末清初的第二十九世，隻出生了26人。聯桂坊被毀以後，重建的奕世鳴盛坊再也沒有放在河陽，而是被河陽朱氏的另一支移至永川。這可以說是為了避免樹大招風，也可以說河陽的財力和人力已經到了力不從心的地步。我們看《義陽朱氏家譜》，朱氏曾在明嘉慶十三年（1534）、明萬曆二年（1574）、明崇禎十五年（1642）三次續修家譜，這三次修譜都沒有一個河陽本地朱姓人參與其中，全都是依靠外遷荊州、永川、葛竹、凝碧等處的宗親來修訂。不僅如此，這個時段的河陽朱氏世係的記錄也非常簡單，隻有人的名與字，並沒有生卒年月，更沒有生平事跡之類的文字。這是河陽朱氏家族最慘痛的一頁。因此，在《義陽朱氏家譜》中很少有文字來揭開這塊傷疤，就是有些地方談到一些，也是語焉不詳。
麵對如此局麵，河陽朱氏家族采用的是最原始的策略，即是通過多生子女來彌補人口的減員，更主要的是通過時間來治愈家族的傷痛。“時間”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但它常常被人們所忽略。許倬雲先生說：“這些體係的衰敗，固然往往有外在的原因，而‘時間’則是最常見的原因。”“時間”可以使一個完美的機體衰退，也可以使有機體自我康複。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義陽朱氏家譜·行第傳》中得到佐證。河陽朱氏第二十七世（智字行）生男139人，第二十八世（哲字行）生男67人，第二十九世（恒字行）生男42人，第三十世（敦字行）生男54人，第三十一世生男（俊字行）生男85人。河陽朱氏的人口走過一個低穀以後，便慢慢地得到了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