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8世紀文學
彼得一世時期的文學仍然是新舊雜陳，具有過渡性質。沙費羅夫(1669～1739)和費奧方·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的政論反對守舊，宣傳開明君主專製，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動向。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礎上興起的古典主義，是此後將近半個世紀中俄羅斯文學的基本流派，表現了啟蒙主義同中世紀思想原則之間的鬥爭。康捷米爾(1708～1744)的諷刺詩著重批評20至30年代社會上的愚昧主義流毒和封建等級觀念,到50年代還在廣泛傳誦。羅蒙諾索夫(1711～1765)寫頌詩褒揚開明君主，讚美科學文化造福人類。他使文學體裁和語體規範化，並將音節體詩改為更適合俄語特性的音節和重音並重體詩，對統一的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詩歌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詩人和劇作家蘇馬羅科夫（1717～1777）也有過很大影響，同時代人認為他的悲劇和羅蒙諾索夫的頌詩標誌著俄羅斯新文學的真正開端。古典主義代表作家還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義文學中，諷刺作品成長較快。50年代，嘲諷性的寓言詩和喜劇先後再現。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諷刺雜誌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諾維科夫(1744～1818)主編的《雄蜂》(1769～1770)和《畫家》(1772～1773)。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一樣過寄生生活的地主，後者側重抨擊上流社會的崇洋媚外風氣。此外還有艾明(1735～1770)的《地獄郵報》(1769)和楚爾科夫(1744～1792)的《雜拌兒》（1769）。70年代末，傑爾查文(1743～1816)的頌詩開始問世。他把諷刺與歌頌、批判與肯定結合起來（《費麗察頌》，1782；《權貴》，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進詩中（《茲萬卡的生活》，1807），從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義的模式。馮維辛（約1744～1792）在其優秀喜劇《紈□少年》(1782)中雖然還遵守"三一律"，卻深刻揭露了農奴主的殘暴和寄生性，點出農奴製是俄國的萬惡之源，向現實主義邁進了一步。
18世紀末葉，在英、德、法等國文學的催化下，感傷主義在俄國勃興，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喬夫起義後貴族的憂傷情緒。其倡導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義的禁忌,將卑賤者的形象引入文學,在《苦命的麗莎》(1792)中寫一個農家姑娘和貴族青年相愛，最後見棄自殺。小說著力渲染人物的內心感受，格調新穎，語言清雅流暢，發表後風行一時。感傷主義詩人德米特裏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謠見長。偉大貴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1790）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一部強烈反對農奴製的力作。他真實地寫出了農民的困苦和抗議，並用書中《自由頌》一詩大膽歌頌17世紀英國革命，而抒發作者感受的章節仍保持感傷主義的特點。這部作品沒有對當時的文學產生直接影響，其效果到十二月黨人革命時才顯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