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國際格局的演變
第一章 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
一、中蘇關係的破裂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逐步開始了對外政策的調整。同年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後，逐漸形成了一套爭取同美國平起平坐實現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戰略目標。這一戰略目標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確認，並從理論上加以係統化。二十大後，赫魯曉夫越來越寄望於和美國平起平坐，乞求美國同意"蘇美合作"主宰世界。赫魯曉夫後來多次向美國表示，"我們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我們為和平聯合起來，那麼就不會有戰爭。那時，如果有某個瘋子想挑起戰爭，我們隻要用手指嚇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靜下來"。赫魯曉夫的論調掩蓋了現代戰爭根源，美化了帝國主義，不能不造成國際上的思想混亂。
早在蘇共二十大召開期間，中國共產黨和一部分兄弟黨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有關國際共運的路線和觀點，特別是對"全盤否定斯大林"和片麵強調"和平過渡"，就持有不同意見。但蘇聯把蘇共二十大的綱領、路線、政策當作金科玉律，強迫各兄弟黨接受。中國共產黨向蘇共領導人反複表明了自己的原則立場，隻是分歧沒有公開。
這時的赫魯曉夫已感受到中國力量的壯大正嚴重威脅著其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中"一家之主"的地位，從而加劇了其固有的"恐華症"。1955年9月，赫魯曉夫居心叵測地請求西德總理阿登納幫助他"對付赤色中國"。1958年赫魯曉夫兼任部長會議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更熱衷於謀求與美國共同主宰世界事務，並把中國視為最大障礙。於是，他接連向中國施加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壓力，力圖控製中國；控製不成，就把分歧公開化，並挑起種種事端。
1958年，蘇聯要求在中國"共同建設"和使用一所長波電台並與中國建立"聯合潛艇艦隊"，企圖控製中國海軍，中國予以拒絕。
1959年6月，赫魯曉夫在訪美前夕，片麵撕毀中蘇雙方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又不顧中國方麵的多次意見，由塔斯社發表了關於中印邊境事件的聲明，公然袒護印度擴張主義，把中蘇分歧公布於眾。9月15-27日，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同美國總統舉行戴維營會談。艾森豪威爾希望赫魯曉夫壓製中國放棄解放台灣、發展獨立核力量的立場。訪美結束後，赫魯曉夫飛往北京，他為美國充當說客，說什麼不要有意地試探資本主義的勢力，勸中國作出"臨時性"的讓步和犧牲，不要解放台灣。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的駁斥和斷然拒絕。
以後蘇共領導變本加厲地對中國進行攻擊。在1960年6月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搞突然襲擊和圍攻。蘇共領導還把兩黨之間的理論分歧擴大到國際關係上。1960年7月，蘇聯政府片麵決定，在一個月內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1390人，廢除了257個科技合作項目，停止供應許多重要設備和物資，企圖施加經濟壓力使中國屈服。
從1960年夏天開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境尋釁滋事。中國政府屢次主動建議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但是蘇聯政府拒不承認存在中蘇邊界問題，拒絕進行邊界問題的談判。直到1964年2月才勉強同意雙方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但在談判中無視中國方麵公正合理的態度和建議，堅持沙俄的侵略擴張政策，拒不承認是沙俄把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還想占有他們違約多占和企圖侵占的中國領土，從而導致中蘇邊界談判於1964年8月中斷。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在會上指名攻擊有不同意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鑒於赫魯曉夫的蠻橫態度，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率團提前回國，兩黨關係開始全麵惡化。
1961年中國正處於嚴重困難時期，蘇聯逼迫中國連本帶息償還在抗美援朝時蘇聯支援中國軍事物資的貸款。
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地區引誘和脅迫6萬餘名中國公民跑到蘇聯，在中國政府再三抗議和交涉後，仍然頑固地拒絕遣返。同年10月，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又公開偏袒印度，迅速增加對印度的經濟、軍事援助。
蘇聯采取的所有這些惡化兩國關係的嚴重步驟，在國際關係史上是罕見的。蘇聯完全背棄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從1963年3月開始，以中蘇兩黨為中心，展開了公開大論戰。
1964年4月，蘇聯《真理報》第一次稱中共為"叛徒"。9月，蘇共的一份宣傳提綱把中國稱為"世界革命運動的主要敵人"，並準備在組織上公開同中國決裂。可是，還沒有來得及走這一步，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下台。同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4年赫魯曉夫離職後，中蘇關係繼續惡化，1965年2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訪越途經北京期間，以"援越"的名義，要求在中國建立空中走廊和基地，但遭到中國方麵理所當然的拒絕；1965年3月，蘇共新領導召開了赫魯曉夫沒有來得及召開的分裂會議，導致中蘇兩黨徹底決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終於正式地完全分裂。1966年10月，蘇聯政府單方麵決定中國全體留學生離蘇回國。
1966年，大批蘇軍進駐中蒙邊界，對中國北疆造成嚴重威脅。1969年3月2-15日，蘇聯武裝入侵中國黑龍江省烏蘇裏江上的珍寶島地區，製造了嚴重的流血事件。
蘇聯的上述作法，都是企圖壓製中國服從於蘇美爭霸全球與共同主宰世界的需要，因為在蘇聯看來，實現其目標的最大"內部"障礙乃是中國，這是它難以容忍的。
二、社會主義陣營分歧的加深與走向解體
蘇中兩黨兩國分歧的日益擴大，反映了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愈演愈烈，這種鬥爭還在蘇聯與東歐各國關係中步步加深，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正是這一過程的邏輯結果。
蘇共二十大以後出現的一係列事件，曾使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和各社會主義國家感到有必要協調共同的策略，消除分歧，為此而在1957年11月舉行了有64個黨參加的代表會議，通過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當時，以毛澤東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從大局出發，一方麵提出《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對蘇共隻提和平過渡，不提非和平過渡，並把和平過渡僅僅歸結為議會道路提出了批評和自己的修正案；另一方麵，為了照顧蘇共領導的困難而作了妥協，最後與蘇共代表團共同擬定了《蘇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交會議通過。南共聯盟中央不同意世界劃分為兩個對立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等提法，而未在《莫斯科宣言》上簽字。
由於《莫斯科宣言》本身不過是各種觀點妥協的產物，莫斯科會議後不久，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國家間表麵團結的關係很快就被新的分歧所打破。赫魯曉夫為了維持蘇聯"老子黨"的特殊地位和壓服社會主義國家跟在蘇聯對外戰略後麵亦步亦趨，日益采取指名攻擊、經濟製裁等各種手段。除對中國的高壓外，還在1961年對持不同觀點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進行打擊報複，撤回全部在阿技術人員，停止對阿經濟援助，並在同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公開號召推翻阿黨領導人霍查和謝胡。
及至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控製變本加厲。此時的蘇聯領導人自恃其經濟實力的增長，而加緊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成為繼美國之後的又一超級大國。其達於頂點的惡劣做法則是於1968年8月以"保衛"社會主義成果為名，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公然武裝侵略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霸權主義行徑最終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
第二章 西方陣營的分化
一、西歐、日本與美國矛盾的發展
從50年代中期起，西歐、日本經濟已從戰爭破壞中恢複過來並且走向"起飛"。尤其是1958年1月1日西歐經濟共同體的成立，把西歐經濟聯成一體，提高了與美國抗爭的能力。美國學者德波特指出，"到了50年代後期，當歐洲（以及日本的）生產和貿易有了出人意料的發展時，所謂的經常性美元短缺已變為美元過剩。"經濟力量的增強，促使西歐各國尤其是幾個西歐大國和日本，有可能采取更為活躍的外交姿態，向美國的霸權地位和美蘇"兩極"格局挑戰。西歐則為爭取"歐洲人的歐洲"而同美國進行鬥爭。
首先是美國在西歐的兩大盟國--英國和法國當中開始出現了離心傾向。直接的觸發因素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英法深感在關鍵時刻不僅無法寄望於美國的保護，甚至會被自己的盟友"落井下石"。此後，兩國都積極發展獨立的核武器，以擺脫美國的控製。美國則竭力限製兩國發展核力量，要求兩國撥款提高常規部隊的作戰能力，從而導致了矛盾的加劇。
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蘇走向緩和。西方內部離心傾向進一步加強。隨著自身的經濟走向繁榮和對蘇聯恐懼的減弱，西歐國家甚至包括西德在內都分別製定、提出和執行自己獨立的對外政策。東西方關係的和緩勢頭和西歐要求獨立發展的傾向，相互促進，是這一時期西歐舞台上的重要特點。法國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聯邦德國的新東方政策，是西歐因形勢演變而調整對外關係、並相應調整對外政策的信號。英國申請加入共同市場成為長期維持與美國"特殊關係"的英國對外政策的"一個轉折點"。而日本爭取與美國建立"平等夥伴關係"，則是要求發展其自主獨立傾向的明確表述。
二、戴高樂的獨立外交政策
最早起來向美國領導地位挑戰的是法國總統戴高樂。
1958年6月戴高樂重新上台，隨即於同年10月建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1959年1月戴就任第五共和國首任總統。戴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義者，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他強烈主張歐洲應是歐洲人的歐洲，主張歐洲聯合起來，擺脫美國人的控製。60年代在法國獲得很大發展的科技革命，特別是其中電子計算機、原子、火箭技術的廣泛運用，更加強了法國的獨立傾向。
1958年9月，戴高樂在致美英政府首腦的備忘錄中，提出在北約組織中建立一個由美、英、法三大國組成的理事會，掌握世界政治和戰略問題的決策權。美國不願讓法國來分享領導權，英國也不想讓法國來衝淡英美的特殊關係，它們拒絕了戴高樂的建議。
於是，戴高樂政府在1959年3月6日宣布撤出受"北約"控製的法國地中海艦隊；7月，又把美國駐法國的戰鬥轟炸機趕了出去。與此同時，法國加緊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並於1960年2月13日首次試爆成功，戴高樂的態度更加強硬。1963年1月，他斷然拒絕美國總統肯尼迪提出的"多邊核力量"計劃。這個計劃要求法國放棄獨立核力量，由美國提供北極星導彈，但隻允許美國人的手指扣動核扳機。1966年3月，戴高樂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法國正式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10月北約理事會被趕出法國。翌年3月，一切外國駐法部隊均被趕出法國。這些措施，都是對美國霸權地位的嚴重挑戰。
與此同時，戴高樂也在對其他國家關係上采取了一係列獨立自主的政策。為了恢複法國的大國地位，並促使聯邦德國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戴高樂毅然拋棄法德宿怨，與阿登納共同努力，實現了其有曆史意義的法德和解。1963年1月22日，雙方簽訂了《法德合作條約》，戴高樂把這個條約看作是抗衡美蘇，製約美國的有力武器。1964年1月，又衝破美國設置的反華陣線，與中國建交。總之，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與美國相抗衡，促使法美矛盾尖銳化，這是西方陣營分化的重要標誌。
三、西德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
新東方政策是在60年代初，國際形勢、東西方關係出現新變化的情況下逐步發展起來的。1962年11月，古巴導彈危機後，東西方關係向緩和方向演變，當時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鑒於蘇美妥協，企圖主宰世界，感到他們已不可能指望美國去打破德國問題的僵局。而隨著德國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蘇聯、東歐的廣闊市場是很具吸引力的，繼續推行阿登納時期完全倒向美國的政策，越來越不利於德國自身的發展。於是他響應法國戴高樂的號召，加強德法合作。1963年1月，兩國簽訂《法德合作條約》。條約規定兩國首腦和有關部長分別定期舉行會晤，以求協調政策，並在外交、經濟、防務、教育和青年等方麵加強聯係和合作。但這時西德仍強調"必須同美國保持團結"。1966年12月，基督教民主聯盟康爾特·基辛格繼阿登納和艾哈德之後出任總理，組成了包括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為外長的聯合政府，開始調整對外政策。1967年1月，西德同羅馬尼亞建立外交關係，標誌著哈爾斯坦主義即將結束，這也是後來宣布的新東方政策的先導。
1969年9月，勃蘭特上台任總理後，正式宣布實行"新東方政策"，以完全取代以哈爾斯坦主義為基礎的外交政策。由於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從俾斯麥以來，每個時期都有一個相應的東方政策，為了加以區分，人們習慣地把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稱為"新東方政策"。
勃蘭特解釋說，"我們的東方政策實際上有三重目標：改善同蘇聯的關係；同東歐各國關係正常化；暫時解決德國兩部分的關係"。顯然，其中最主要的是改善德國兩部分的關係。要通過接近來實現東德的轉變。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先改善同蘇聯的關係；而改善同蘇聯的關係的必要前提，是聯邦德國保證戰後歐洲邊界的不可侵犯，以滿足蘇聯鞏固戰後歐洲現狀的要求。1970年8月和12月，聯邦德國政府分別同蘇聯和波蘭簽訂了德蘇《莫斯科條約》和德波《華沙條約》，保證了戰後歐洲邊界的不可侵犯，承認民主德國和波蘭之間的奧得-尼斯河邊界線。改變了前此曆屆政府所不承認的立場。
1972年12月21日，兩個德國簽訂了"基礎條約"。這是自1949年德國分為兩個國家以來，兩個德國之間簽署的第一個國家關係條約，從而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一年以後，西德又分別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些條約表明，60年代以來，聯邦德國也在突破美國對西歐的戰略限製，而獨立自主地向蘇聯、東歐推行緩和對話政策。這是西歐實力增強，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的必然結果。
四、英國加入共同市場
作為美國在西歐的主要盟國英國，曾長期堅持三環外交，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後，英國為了同它相抗衡，聯合瑞典、丹麥、挪威、瑞士、奧地利和葡萄牙等國於1960年5月組成"歐洲自由貿易聯盟"。但不久即改弦更張，開始逐步放棄英美特殊關係，主動向西歐國家靠攏，積極要求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這個變化的原因在於：英國的經濟狀態和國際地位江河日下，到1967年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地位已由第二位降為第五位，先後被西德、日本和法國趕上。英國同英聯邦國家的經濟紐帶鬆弛了，同西歐6國的經濟關係卻日益密切。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對英國來說，"英美特殊關係"也漸漸失去了作用。英國擔心再遊離於共同體之外，它在歐洲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必將繼續下降，最終失去對歐洲的影響力，也難以保其安全與獨立。因此，英國決定轉向共同市場。
1961年、1967年英國兩次申請加入共同市場，均因不願完全放棄"英美特殊關係"，被戴高樂否決。1970年初，新上任的英國首相希思開始推行以西歐為重點的外交政策，以建立"歐洲人的歐洲"。同年11月戴高樂逝世。這一年，英國提出第三次申請，終於進入談判階段，並於1971年6月與西歐"共同市場"6國就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的各項主要問題達成原則協議。英國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答應最終同意放棄英美特殊關係和取消英聯邦"帝國特惠製"，實施共同的農業政策，放棄英鎊作為儲備貨幣的特權地位，承擔較重的財政繳款，共同體方麵則給予適當照顧。1973年1月1日，英國加入共同市場，這對英國外交政策來說是一次重要的調整，並增強了共同體同美蘇打交道的能力。
五、日本反對美國控製的鬥爭
舊金山單獨媾和後，日本統治集團製定的國策是：經濟上爭取最大限度的美援，軍事上依靠美國的"保護傘"，外交上采取"向美一邊倒"，把國家的首要目標放在恢複和發展本國經濟上。日本1955年生產恢複到戰前水平。1950年至1970年間，日本工業生產以年均增長14%的高速度發展，到1968年國民生產總值達1419億美元，超過了英、法和西德，成為僅次於美國、蘇聯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居第二位。這一年日本還從債務國變成債權國。自60年代起，隨著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和日本經濟的"起飛"，日本壟斷資本謀求擴大商品和投資市場，要求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日美之間控製與反控製鬥爭逐漸激化起來。
日美貿易鬥爭以1965年為分界，這一年日本對美貿易從入超轉為出超。以後日本的順差數額直線上升，這就導致了日美貿易摩擦的連續發生。1968年，日對美貿易順差突破10億美元，引起了1968年至1972年的第一次日美貿易摩擦。經過長期談判，日本於1972年限製了紡織品和鋼鐵出口，並減少了對美國的限額進口商品的項目，才使第一次日美貿易摩擦平息下來。但是，往後日美經濟發展不平衡更形加劇，也就不可避免地導致日美經濟、政治摩擦的進一步加劇。到了70年代，日本已一再強調要發揮其與經濟大國相稱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