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保加利亞要求黨政領導人日夫科夫下台的呼聲日益高漲。11月10日，執政33年的日夫科夫被迫辭職。隨後，保共清除了中央領導班子中日夫科夫的親屬和親信。日夫科夫父子被開除黨籍。12月7日，10個較大的反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民主力量聯盟，後又有幾個反對派組織加入。反對派組織不斷舉行大規模的群眾集會和遊行，對保共及其新領導施加壓力。1990年1月15日，國民議會根據保共中央建議，決定取消憲法中關於保共是社會領導力量的條款。2月初，保共第十四次（特別）黨代表大會通過了《保加利亞民主社會主義宣言》和新黨章。宣言聲稱，在保加利亞建設民主與人道的社會主義，政治上實行多黨製、議會民主、自由選舉，實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經濟上實行所有製多元化和市場經濟。4月3日，保共改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6月，保加利亞舉行大國民議會自由選舉，社會黨獲得400個席位中的211席，民主力量聯盟獲144席。1991年11月15日，改國名為保加利亞共和國。
1989年席卷東歐的政治風暴在羅馬尼亞表現得最激烈。12月16日，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群眾因持不同政見者特克斯神父被驅逐一事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遊行者與防暴警察發生了流血衝突。次日，遊行示威規模進一步擴大，內務部部隊和軍隊進行幹預，造成人員傷亡。21日，首都布加勒斯特爆發了反對政府和齊奧塞斯庫的示威遊行。22日，國防部長米列亞上將因拒絕執行向遊行隊伍開槍的命令而被處決，國防部軍隊立即倒戈，並與支持齊奧塞斯庫的保安部隊展開激戰。示威群眾占領了羅共中央委員會和政府大廈、電台及電視台。同日在首都成立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委員會，宣布接管國家權力，實行多黨製，舉行自由大選，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羅馬尼亞共產黨停止活動。齊奧塞斯庫夫婦於22日晚被捕，25日被處決。28日改國名為羅馬尼亞。1990年2月1日，救國陣線同其他30個政黨舉行圓桌會議並達成協議，成立全國聯盟臨時委員會，在全國大選前取代救國陣線成為羅馬尼亞最高權力機構。救國陣線於2月6日登記注冊為政黨。同年5月，羅馬尼亞舉行大選，救國陣線在參、眾兩院議席均超過半數，該陣線主席伊利埃斯庫當選為總統。
民主德國形勢在1989年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下邊另辟專目敘述。
1989年東歐劇變不是偶然的，錢其琛外長在回答《世界知識》雜誌記者的問題時說："這些事情來得雖很突然，但都有長期形成的多方麵的深刻原因。這些國家沒有找到一條適合本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更多地是照搬蘇聯的一套做法。這些情況阻礙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傷害了這些國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使得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不僅沒有發揮和顯示出應有的優越性，而且聲譽受到很大影響。從外部條件來說，蘇聯'新思維'的改革之風，西方'和平演變'的鼓勵政策，都對東歐變化有影響，起了推動作用"。
二、德國重新統一
1989年5月匈牙利放寬邊界限製後，大批民主德國公民假道匈牙利、奧地利湧入聯邦德國，同時，萊比錫等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要求"開放邊界"，實行"民主改革"。10月初，戈爾巴喬夫訪問民德，公開敦促民德首腦昂納克實行改革。10月18日，執政18年之久的昂納克被迫辭職。此後，民德最高領導層連續變動。11月9日，民德宣布開放"柏林牆"及與聯邦德國的邊界，允許民德人隻憑身份證即可前往西柏林和聯邦德國。一時間，民德天下大亂，兩天內湧向西柏林和聯邦德國的逾400萬人次。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抓住時機，於11月28日提出關於統一德國的"十點計劃"，提出分三個步驟來統一德國：第一步建立一個契約性或以條約為基礎的共同體；第二步是成立"兩個國家間的邦聯結構"；第三步是"建立一個聯邦"。民德領導人認為這個計劃"不符合現實"，蘇、美、英、法四大國也大多認為"為時過早"。但是，民德的經濟、社會形勢不斷惡化，群眾和一些新成立的黨派要求統一的呼聲也越來越高。12月1日，民德人民議院決定廢除憲法中關於統一社會黨領導作用的條款。12月16日，德國統一社會黨改名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民主社會主義黨"（1990年又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該黨新黨章取消了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和黨對社會的領導作用以及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等內容。與此同時，要求統一的群眾遊行示威此伏彼起。麵對這種形勢，民德總理莫德羅為變被動為主動，在1990年1月30日訪蘇征得戈爾巴喬夫同意後，於2月1日提出統一德國的四階段方案。至此，兩個德國都把統一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四大國意識到兩德統一是大勢所趨，被迫調整各自的對德統一政策。1990年2月13日，四大國外長和兩德外長利用出席渥太華北約和華約"開放天空"會議的機會，共同製定了被稱為"外交傑作"的"2＋4方案"，即先由兩德解決"內部"統一問題，再由兩德同四大國一起解決"外部"問題。此方案的意義在於：（1）表明四大國認可了"德國人有權統一"；（2）體現了"德國命運應當首先由德國人自己決定"的原則。
1990年3月18日，民德舉行第十屆人民議院大選，有24個黨派參加競選。選舉結果，得到科爾支持的以基督教民主聯盟為主體的德國聯盟獲勝。4月12日組成由基民盟、社民黨、自由民主聯盟、德社盟和民主覺醒等5黨組成的民德大聯合政府，基民盟主席德梅齊埃出任總理。德梅齊埃政府的施政綱領基本體現了科爾政府的意圖，因此兩德迅速就統一的目標、方式和速度達成一致。
德國的分裂是從貨幣開始的，重新統一也是從貨幣開始。1990年2月7日，科爾建議建立兩德經濟、貨幣聯盟。4月24日，德梅齊埃和科爾就7月1日實現兩德貨幣聯盟達成諒解。5月2日，兩德政府就貨幣聯盟問題達成12點協議。5月18日，兩德財政部長簽署了"關於建立貨幣、經濟、社會聯盟的國家條約"。條約規定：民德按照聯邦德國的經濟模式，實行以私有製、競爭、價格自由形式以及人員、資本和勞務自由流動為特征的社會市場經濟；按照雙方商定的兌換率和期限，在民德境內以西德馬克兌換東德馬克後，東德馬克即停止流通；西德聯邦銀行在全德範圍內行使貨幣發行權和管轄權；按聯邦德國模式在民德建立獨立於國家財政的社會保障製。條約規定用4年半時間完成對民德經濟的"改造"。條約的簽訂和生效，標誌著民德從此放棄國家經濟和財政主權，為按照聯邦德國的意圖完成兩德統一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1990年8月31日，西德政府簽署了實現政治統一的第二個國家條約（亦稱統一條約）。條約規定：民德在行政區劃上恢複5個州的建製，這5個州在10月3日按聯邦德國基本法第23條集體加入聯邦德國；統一後的德國使用西德的國名、國旗、國歌和國徽，首都設在柏林；西德的基本法為全德憲法，西德的所有國內法和所簽訂的全部雙邊和多邊國際條約、協定以及歐共體的有關法律和條約，從統一之日起都自動延伸到民德地區，與此有抵製但又需延用的民德法律隻作為州法律，民德簽訂的國際性條約、協定須同締約的另一方商談後再確定是否延用。
為了解決與德國統一有關的"外部"問題，兩德與四大戰勝國先後於1990年5月5日、6月22日、7月12日和9月12日舉行了4次"2＋4"外長會議，主要討論了德國統一後的聯盟歸屬、德波邊界、外國駐軍、柏林地位以及四大國對德國的權利與責任等問題。其中聯盟歸屬是關鍵，它直接關係到歐洲的均勢與穩定問題。蘇聯反對統一後的德國歸屬北約，主張統一後的德國實行"軍事中立"。科爾在國際上左右逢迎，縱橫捭闔。為了換取蘇聯讓步，科爾政府對蘇聯做了些妥協讓步，采取了一些有利於蘇聯的外交行動：（1）明確承認奧得-尼斯河邊界；（2）對蘇聯的安全利益做出承諾；（3）迎合戈爾巴喬夫的"歐洲大廈"構想，強調建立"歐洲和平秩序"，構造"歐洲未來大廈"；（4）向蘇聯提供120億馬克的無償援助和總計近100億馬克的無息或低息貸款等。科爾的這些做法終於促使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7月中科爾訪蘇時同意德國統一後可"自由決定其聯盟歸屬"。同年9月12日，兩德和四大國外長簽署了《最後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文件規定統一後的德國將擁有完全的主權。10月1日，四大國外長在紐約發表聯合宣言，宣布從10月3日兩德統一之日起中止四大國對德國的權利和責任。10月3日，兩德統一條約正式實施。分裂了40多年的德國重新實現了統一。12月2日，德國舉行統一後的首次全德大選，以科爾總理和根舍外長為首的聯盟黨和自由黨獲勝。
結束分裂，實現民族和國家的統一，這是全德人民的共同願望。但是，德國統一是通過民德放棄社會主義製度和以西德統一東德的方式來實現的。這種情況的出現，從民德方麵來說，其原因是：
第一，民德沒有高舉民族統一的旗幟和執行正確的民族統一政策。德國分裂是希特勒發動的罪惡戰爭結成的一個苦果，也是戰後大國爭奪的必然結果。結束分裂，重新統一祖國，這是兩德人民的共同願望。但是，進入60年代以後，民德鑒於自身在國際上已獲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承認，也鑒於蘇聯早在50年代中期起就已奉行兩個德國的政策，於是放棄了統一的旗幟，以圖鞏固現狀。這種做法違背了德國人民的願望，並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
第二，民德沒有按照本國國情建設社會主義，在與聯邦德國的經濟競賽中遭到失敗，加上對聯邦德國的和平演變抵製不力，於是出現了人員大量外逃的現象，並導致了1989年的大動亂。
第三，民德沒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因此，當蘇聯推行"新思維"外交，改變對東歐的政策時，它就成了這一政策的犧牲品。
第四，德國統一社會黨在國家出現動亂的形勢下，在內外壓力下無原則讓步，實行政治多元化，放棄領導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從而使整個局勢失控，直接導致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喪失。這個教訓是很深刻的。
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聯解體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隨後，蘇聯經曆了安德羅波夫執政（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契爾年科執政（1984年2月-1985年3月）兩個短暫的過渡時期。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從而開始了蘇聯曆史上的一個新時期。這是蘇聯發生急劇變化，以致最後解體的時期。
1985年4月，針對蘇聯經濟增長速度已降低到"危機點"這一狀況，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提出在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加速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這一戰略包括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實現生產集約化，以及完善社會關係方麵的內容。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蘇共舉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大會進一步確認"加速發展戰略"，決定對計劃管理和整個經濟機製實行根本改革。1987年6月，蘇共中央通過了指導蘇聯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接著，蘇聯最高蘇維埃於6月30日通過了第一部《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隨後，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又製定了10個在計劃、財政、價格等方麵進行改革的決議。這些文件和決議，構成蘇聯經濟體製改革的整體方案，其基本內容是：
第一，確定了企業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的地位，使企業從國家行政機關的附屬品和國家計劃的單純執行者變為自主決策、自主經營、根據社會需要進行生產的商品生產者；
第二，企業的經營機製要向完全經濟核算、自負盈虧和自籌資金的經營機製過渡；
第三，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從行政領導方法向經濟領導方法過渡；
第四，計劃體製從過分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管理體製向民主化體製和調動個人積極性的體製過渡。
按照部署，在1988年，約占全蘇工業產值60%的重要企業將按新的原則進行工作，1989年全部企業要實現向新體製過渡。
戈爾巴喬夫推行經濟體製改革，是力圖扭轉經濟停滯現象，把經濟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所采取的改革原則和措施同蘇聯以往的改革比較起來有很大的進步，特別是企業法確定了企業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但是，由於經濟運行機製不健全，措施不配套，許多規定都是單方麵的，在實踐上蘇聯又沒有為企業成為真正的商品生產者創造必要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因此，企業法的規定難以真正落實。一些企業利用企業法關於企業有權自行確定職工工資和獎金的規定而國家又缺少必要的製約機製的條件，亂發工資和獎金，造成職工工資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例如，1985-1989年，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17.1%，而平均工資卻增長了25.3%，企業的經濟刺激基金提成由1985年的205億盧布猛增到1989年的1156億盧布，增加了近5倍。同時，蘇聯財政失控，通貨膨脹加劇。1989年蘇聯的財政赤字為1200億盧布，通貨膨脹率約12%。長期片麵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畸形經濟結構一時難以調整過來，致使食品和消費品生產嚴重落後，市場供應緊張。上述種種原因，造成80年代中期後生產繼續滑坡，經濟增長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蘇聯的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由1981-1985年的3.3%和3.2%下降到1986-1990年的1.8%和1.0%。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蘇共舉行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會議把經濟改革中遇到的困難歸結為政治體製起了阻礙作用，認為要扭轉局麵，就必須從經濟體製改革轉向全麵的政治體製改革。從此，蘇聯的改革轉入以政治體製改革為主的階段。會議通過了《關於蘇聯社會民主化和政治體製改革》、《關於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關於公開性》、《關於法製改革》等7項決議。主要內容有：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實行領導幹部任期製，任期不得超過兩屆，每屆5年；黨政各級領導幹部實行差額選舉製；黨政職能分開，擴大蘇維埃權力；建立新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反對官僚主義，實行"民主化"和"公開性"方針等。會議第一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對社會主義作了新的界定。1989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改革》的長篇文章，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構想及其思想理論基礎作了全麵闡述。1990年2月，他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又明確提出："我們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確立，標誌著蘇聯改革的指導思想以及蘇聯黨和國家的政策方向發生了帶根本性的重大變化。此後，蘇聯的政治體製急劇演變，其主要表現為由一黨製轉變為多黨製，國家權力中心發生轉移。
1990年3月，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修改補充法》，總統被賦予廣泛的權力，包括行政人事權、護法和監督權、立法提案和否決權、緊急處置權、統帥武裝力量權、外交權等16項。大會選舉戈爾巴喬夫為總統。這樣，蘇聯國家權力中心從蘇共中央政治局轉移到總統手中。7月，蘇共二十八大進一步提出了多黨製的具體內容：排除任何階級和政黨對權力的壟斷；各政黨和組織在憲法範圍內自由競爭；實現直接的普遍選舉；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大會通過了蘇共的綱領性聲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蘇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
由於蘇共推行多黨製，到1990年底，非正式組織發展到9萬多個。許多非正式組織單獨或聯合組成政黨，同蘇共內部的反對派或從蘇共退出的反對派人物協作，奪取了一些加盟共和國、市、州的部分或全部權力。
與上述政局變化的同時，蘇聯民族紛爭迭起，一些加盟共和國要求脫離蘇聯獨立，聯盟迅速走向瓦解。
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三國200多萬人拉起600多公裏的人鏈，抗議1939年的蘇德條約，要求俄羅斯人退出三國。1990年3月，立陶宛首先宣布獨立。隨後，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采取通向獨立的實際步驟。1990年，先後有11個加盟共和國發表主權宣言。1991年4月，格魯吉亞宣布獨立。
在聯盟麵臨岌岌可危的形勢下，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於1990年11月提出新聯盟條約草案。新聯盟條約規定，除國防、外交和涉及全國命脈的經濟部門仍由聯盟中央掌握外，其餘主權均歸各共和國所有。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表示不會在這項條約上簽字。其他共和國要求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力。1991年3月17日，蘇聯就是否保留聯盟問題舉行全民公決，大多數公民讚成保留聯盟。此後，戈爾巴喬夫同9個共和國領導人反複協商，於8月14日公布新聯盟條約。條約規定各共和國擁有本國領土內的全部權力，改國名為"主權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並確定於8月20日起開始簽署。
1991年8月19日，正當《主權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條約》即將簽署之際，由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8人組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了"8·19事件"，試圖"使國家和社會盡快擺脫危機"。但起事不到三天，便歸於失敗。
"8·19事件"後，蘇聯政局急轉直下。8月23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下令，"在法庭確定俄羅斯共產黨是否卷入政變前"，"中止"俄羅斯共產黨活動。24日，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25日，蘇共中央書記處被迫發表聲明，宣布接受自動解散蘇共中央的決定。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11月5日，葉利欽下令停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活動，並解散其組織機構。作為保障蘇聯各族人民團結統一的政治領導核心的蘇聯共產黨被搞垮了。
與蘇共解體的同時，各加盟共和國掀起了一個新的獨立浪潮。1991年8月20日-12月16日，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亞美尼亞、土庫曼、哈薩克相繼宣布獨立。俄羅斯聯邦雖未宣布獨立，但葉利欽於11月16日宣布了10項總統令，接管了聯盟中央一係列財政金融部門，並剝奪了中央的重要財源，包括控製石油能源的生產和出口，停止向中央約80個部提供資金等。一周以後，他又宣布由俄羅斯中央銀行接管蘇聯國家銀行和對外經濟事務銀行，從而掌管了聯盟中央的金融貨幣大權。
麵對這一新的形勢，戈爾巴喬夫被迫於1991年9月6日宣布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但又試圖把其他共和國組成一個鬆散的邦聯。1991年11月26日，蘇聯報紙公布了新的"主權國家聯盟條約"草案，規定主權國家聯盟為"邦聯製國家"，它"在條約的每個參加國自願賦予它的權限內行使權力"，聯盟中央隻統管軍隊，負責協調對外政策和外貿工作。但是，建立新聯盟的計劃遭到實力位居蘇聯第二的烏克蘭的抵製，致使新聯盟條約擱淺。
1991年12月8日，作為蘇聯創始國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國領導人在未通知蘇聯總統的情況下於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簽署了一項關於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三國發表的宣言稱："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主體和地緣政治的現實，將要停止其存在"，蘇聯的法律和其他一切準則在這三個國家內已不再適用。12月21日，俄羅斯聯邦等11個獨立國家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舉行獨立國家聯合體首腦會議。與會的11個國家是：阿塞拜疆共和國、亞美尼亞共和國、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烏克蘭、摩爾多瓦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會議通過了《關於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議定書》。《阿拉木圖宣言》和《關於武裝力量的議定書》等文件，並致函戈爾巴喬夫，通知他蘇聯已不複存在，蘇聯總統的設置也已停止存在。會議還決定俄羅斯聯邦將取代原蘇聯參加聯合國安理會。蘇聯最高蘇維埃和戈爾巴喬夫被迫接受既成事實。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和武裝力量最高統帥職務，並將核按紐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當晚，克裏姆林宮降下了蘇聯國旗，代之以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隻有20多名代表。他們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一項宣言，宣布蘇聯停止存在，從而完成了最後一道"法律手續"。蘇聯，這個曾在世界曆史舞台上叱吒風雲的赫赫大國，經過69個春秋的風風雨雨後，終於完全解體，從地圖上消失。蘇聯解體是20世紀人類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由曆史的和現實的、內部的和外部的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有：
第一，30年代形成的僵化的蘇聯模式，在戰後新的曆史條件下沒有得到根本改革，越來越成為蘇聯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的障礙。
第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步步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方向，結果，誘發了政治、經濟、社會和聯盟的全麵危機，直接促成了蘇聯共產黨的瓦解和蘇聯的解體。
第三，蘇聯長期奉行軍事優先原則，軍費開支龐大，嚴重阻礙了本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正常提高。
第四，蘇聯民族政策失誤，使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
第五，西方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對蘇聯的演變、解體起了催化、促進作用。
蘇聯的演變和解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曲折。但是，社會主義的曆史並沒有因此而告終結。蘇聯演變、解體的曆史教訓將成為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
第四章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
一、中國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與"文化大革命"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中國開始轉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這個新時期的前十年，是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發展、前進的十年。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已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發展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957年，鑒於新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報告還提出了從中國實際出發，走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提出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係。這些論述是黨的八大路線的繼續和發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1957年，中國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
在前進過程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也有過嚴重的失誤。
1957，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發動進攻。為此，黨領導群眾進行了反右派鬥爭。但是，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致使反右派鬥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受到長期的委屈、壓製和不幸。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隨後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對於左傾錯誤所造成的許多混亂現象和嚴重後果，黨中央和毛澤東逐漸有所察覺，從1958年11月起開始采取措施糾正，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當時是在基本肯定"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的前提下糾正錯誤的，因此很不徹底。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按照正常的組織原則，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但毛澤東卻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等人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通過了完全錯誤的關於"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會後，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大躍進"、"反右傾"加上當時嚴重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使中國在1959-1961年間遭受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國家和人民受到重大損失。
從1960年下半年起，黨中央和毛澤東逐步認識到國內局勢的嚴重性，開始采取措施進行調整。1961年1月，中共召開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采取措施糾正左傾錯誤，克服經濟困難。同時，對反右傾鬥爭中的一些被批判的人進行平反。這些經濟、政治方麵的調整，使國家的經濟形勢在1962年底以後明顯好轉。
在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中，資產階級仍將存在，並企圖複辟。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年年講，天天講。據此理論，在1963-1965年間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產生了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左傾錯誤。1965年又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也進行了一係列"左"的批判活動。這些左傾錯誤後來發展成"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錯誤。
"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到1976年，曆時10年。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之所以發生，首先與毛澤東對形勢估計失誤，提出一套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直接關係，同時，也是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別有用心地利用這一錯誤進行破壞的結果。此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曆史原因。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二、中國的改革開放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曆史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由於當時黨中央主要負責人推行"兩個凡是"，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摒棄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全會毅然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左"的錯誤方針，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在確定工作中心轉移的同時，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並針對撥亂反正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思潮，旗幟鮮明地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思想開始形成，奠定了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的基礎。1982年9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確定分兩步走，在本世紀未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十二大以後會麵展開，經曆了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
首先在農村進行改革，全麵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製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隨著農村改革全麵、深入的展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1990年，鄉鎮企業從業人數發展到9265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22%，農村工業產值已占全國工業產值的1/3。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為農村致富和逐步實現現代化，為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
其次，在城市進行以擴大地方和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改革。為適應改革從農村向城市發展的新形勢，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提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全麵經濟體製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1987年黨的十三大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製，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製。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將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標誌著對計劃與市場及其相互關係問題的認識以及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飛躍，標誌著我國的經濟體製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第三，為了同經濟體製改革相適應，1985年3月和5月黨中央相繼作出科技體製和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並進一步提出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和任務。
第四，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和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推動全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
1987年召開了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比較係統地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和全麵闡述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精辟地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地回答了這些年來經常困擾和束縛我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全體會議，完全讚同鄧小平的重要談話。接著，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出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一係列決定。以鄧小平的談話和3月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為標誌，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1979-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超過1953-1978年平均每年增長6.1%的速度，是80年代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的3倍。1990年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達1387元，剔除價格因素，比1980年增長68.1%。1991年同1978年相比，農民人均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7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