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題目，讀者以為是寫出於富貴之家、體弱多病如林黛玉、賈寶玉類型的佳人才子，因為似乎隻有他們既弱不禁風、勝寒露而又不能忘情於看花賞月。實際上文中要說的“看花者”在不久之前還是哀告於路、露宿於野、居無定所，遊蕩四方的遊民。這種出身、經曆與目前的表現極不諧調，引起了讀者的訕笑。明清兩代由於社會的長期安定，人口迅速膨張，人口的激增促使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加劇。許多高官顯貴，下降為平頭百姓，田連阡陌的富紳，轉眼間淪落為輾轉溝壑的乞丐。對此《紅樓夢》中的《好了歌解》中有形象的描寫；“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珠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杠；昨憐破祆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曹雪芹雖然也寫出了貧富貴賤之變遷無常，但也立足在富貴變為貧賤，因此在描寫這些社會現象時是充滿了悲愴之情的。而《暴富》則寫的是由貧而富及“暴富”者忸怩作態的心理及行為，因此特別富於喜劇色彩。
封建社會什麼人才能“暴富”？除了“平地一聲雷”，平民布衣通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如蔡伯喈（指戲劇中的）高文舉中狀元，範進中舉等等之外，也就是一無所有、但能量很大的遊民。老老實實，掙紮苦作的農民，出賣一天手藝、換一天飯的手工業者，將本求利的小商小販都很少有暴富的機會，而輾轉四方、無牽無掛，富於閱曆、勇敢而富於冒險精神又很少有道德的約束的遊民則有較多的機會發跡，特別是在社會動蕩的時期。明初的朱元璋及其許多開國元勳都是遊民出身。
遊民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陡然上升，但其文化地位卻不能水漲船高，這看來是十分可悲的，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但文化在社會中也是身份地位的標誌，所以，潦倒到要飯的孔乙己也不肯脫下長衫，也不放棄滿口的之乎者也，破落戶也要時時炫耀“衣上杭州舊酒痕”。因此“暴富”者也熱望在文化上來個突飛猛進，用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文化基礎限製了他們，他們想不出新點子、隻能從現成的文化人的生活中汲取“詩情”，甚至沐猴而冠地生硬模仿。於是“曉起看花”自稱被“薔薇露滴損”等滑稽戲出台了。
現在有人見把“看花”與文化聯係起來感到不可理解，而當時這些的確就是風雅的標誌，也是文化人所特有的生活。明末文士陳眉公曾說：“花令人韻”（《岩棲幽事》）也就說花給人增加了幾分神韻。因此文人要常常悠閑地“看庭前花開花落”（洪應明《菜根譚》）。他們把“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與“文人韻致”相聯係（見張潮《幽夢影》）。這種風氣直延續到民國間。魯迅言及當時的“才子”生活風韻時曾說他們希望最好吐半口血，“由丫環扶著去看玫瑰花”。這與時下的跳迪斯科舞、唱卡拉OK、集古錢幣、集郵是時髦文化一樣。因此，這個'暴發戶“曉起看花”實際上表明他對“文雅”的向往。當然，他還沒有“文雅”到家，因為看花還有許多講究。袁中郎就說：“賞花有時有地。”“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經、宜古藤崾岩邊。”（《瓶史》）也就是冬春夏秋四時賞花，各有所宜。不是一律早上起來到庭前花圃看看就行了。當然，這些屬於深層次的審美追求，遠不是暴發戶一朝一夕可以學到手的。然而，如果暴發戶沉溺於此，精通此道，最終成標準的“雅人”之時，恐怕早已耗盡了資財，成為破落戶了。此時花還可以看，而且看得花樣更多、更精致了，恐飯就沒得吃了。清代揚州有些附庸風雅、家資钜萬的鹽商，因為一味追求雅，向文士乃至經學家看齊，最後走上了破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