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做了八年半的新聞發言人，跟隨他去過近一百個國家；而到了退休的年紀，我卻隻是對中國念念不忘。我並不打算在中國過我的退休生活———我和妻子凱瑟琳（Kathryn）已經在法國北部一個很美麗的小鎮安了家———我隻是想在中國得到更多的體驗。浙江大學給了我這樣的機會，我非常感謝。
2006年我們在浙大呆了四個月，浙大的老師和同學們帶著我們融入這裏的生活中，讓我們感覺到家一般的親切。淩建平（James）是聯合國的翻譯人員，也是浙大的校友。在我退休之前，他主動來到我的辦公室為我提供幫助。他幾乎為我們安排好了所有的事———甚至包括為我們在杭州選好住處，並親自趕到那裏幫助我們收拾安頓下來。他和他的妻子成了我們的好朋友。朱曉雲，我們都管她叫小朱，個子小巧而心地開闊。作為浙大的人才引進辦公室的負責人，事無巨細，她總是隨叫隨到，熱心地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我們對她真是很感謝。
說到我的教學工作，浙江大學為我安排了一位合作教授J .Z .愛門森（趙晶晶）。她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教授。她的丈夫是美國密歇根州大學的教授；她本人也曾在那裏教書。她創辦了英文學術刊物枟中國傳媒研究枠（China Media Research），往來於太平洋兩岸，在美國與中國均分其時間，很有能力和魄力，沒有她的大力支持，我們是無法做到現有的一切的。也正是因為她，我才有了翻譯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想法；她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多方接洽，才使這本書得以順利付梓。
我很幸運，我還有張園、葉芳、陳姍姍這幾位非常出色的助教，她們什麼都會做，而且幾乎是有叫必應的。
因為我的這門課“冷戰後的聯合國”有350個學生，一共要上八次；而且每次課都要持續近三個小時。所以我把每次上課的時間分為三部分：我先講一個小時的課———講課的內容都收在這本書中，我或多或少地念給學生聽。他們對逸聞軼事非常感興趣，因為我畢竟不是學者，我能與學生們分享的原創材料都是我自己的生活經曆。至於有關曆史的內容，我倚重於兩位朋友———布萊恩·厄克特爵士和斯坦利·麥斯勒的著作。他們的著述和其他相關材料全都列在本書的參考書目中。
在第二個小時中，我會播放我采訪“曆史見證人”的錄音。這八次采訪或者說交談都是用來進一步說明各課的主題的。播放錄音的時間會持續25分鍾（———諸如科菲·安南的訪談）至一個半小時（———諸如布萊恩·厄克特爵士的訪談）不等。在課堂上，因為時間關係，我曾適當地對錄音文件做了一些編輯，不過在這本書中，我收錄了全部的原始錄音轉寫材料。並且，在成書之前，我曾讓每一位被采訪者對各自的錄音轉寫材料進行核實修正。而且我很高興地說，在核實修正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被刪改。
在課堂上的最後一個小時是留給大家提問的：由於我的學生們思維活躍，參與意識很強，所以這最後一部分往往是最精彩的。
我才從聯合國的工作崗位上退休不久，這麼快就要讓我回顧邪惡———我的工作曾要求我不得不麵對過許多糟糕的事情，像波斯尼亞戰爭，盧旺達種族屠殺，聯合國駐巴格達總部被炸等等———把我在聯合國工作的那段時間以較為通俗的方式寫出來，對我的體力和腦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感到壓力很大。在杭州的時候，我曾有過三次很小型的中風。每次生病，小朱都會送我去浙江大學附屬醫院。在那裏，我得到了多位醫術精湛的醫生們的精心照顧，所以我一次課都沒有落下。謝立平醫生（Xie Liping）就是其中的一位，謝醫生還為其他醫生做英語翻譯。護士長王微（Wang Wei）則在其支持下鼓勵我。
以西方的標準來看，杭州市是很大的；但杭州的中心———環西湖區域像一個小村落。我和凱瑟琳徜徉其間，從湖畔到山頂，從屈曲回廊到林間小徑———我們發現自己已經深深地愛上了這裏。我們都很期待著回到西湖的清山秀水之間。
最後，請浙江大學出版社和其負責人接受我誠摯的感謝。
弗雷德·埃克哈德（Fred Eckhard）
法國，聖奎伊泊埆（Saint Quay‐Portrieux，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