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聯合國營地中，我是一名高級文職人員。而在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中，軍事官員是要向文職人員彙報的。我拿起簡易的軍用電話，打給溫得和克的英軍基地。我讓他們去找普雷姆·錢德將軍或馬爾蒂·阿赫蒂薩裏，讓他們給這裏的年輕軍官一點指示。一個小時過去了，溫得和克的英軍基地打電話過來說，因為正是用餐時間，兩位領導肯定在某個餐廳。可是沒人知道到底在哪兒。他們會派人一家餐廳一家餐廳地尋找。
又一個小時過去了，溫得和克方麵沒有電話打過來。南非軍官回來了，後麵還帶著幾個全副武裝的士兵。
沒有得到任何指示的英國少校隻有自己拿主意。他帶著武器走出營帳，後麵跟著幾個英國士兵也帶著武器。麵對再次要求訪問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戰士並再次以武力相威脅的南非軍官，英國少校在地上劃了一條線，正好隔開他與那個南非軍官；然後他說：“長官，如果你跨過這條線，我們就開火。”
見此情景，南非人一言不發，然後撤走了。
在沒有得到任何指示的情況下，少校如此表現真是勇敢。要知道，南非部隊的人數至少是他的十倍。這是最恪盡職守的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一個極好的事例。如果那個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戰士真的在聯合國基地遭到南非人的審問與虐打，這會使聯合國蒙羞。那位少校堅守自己的陣地，舍身一搏，終於贏得勝利。
在親身體驗了邊境的情況之後，我回到溫得和克。這讓我在麵對媒體發言時更具可信性。
過渡時期援助團最終步入正軌UNTAG finally gets under way
在第三課中我還向你們說到過，四月一日事件對和平進程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如何在安哥拉、古巴、俄國、南非及美國等國的密切合作之下得以化解。這一點在冷戰時期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各國的合作使聯合國納米比亞維和任務在四月一日的事件發生之後又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
納米比亞維和任務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地依照和平協議而逐步展開。
南非軍隊從納米比亞退出，聯合國軍隊逐漸部署到納米比亞全境。
聯合國警務人員的力量逐漸增加到最強，他們密切監視西南非洲警察的活動，並試著向西南非洲警察解釋：警察要服從大眾，而不是威嚇大眾。當地人非常信賴聯合國警察，以至於一些丈夫和妻子跑到警察局來，要求聯合國警察幫他們解決婚姻矛盾。
在納米比亞全境的各個城鎮中，聯合國文職政治官員與宗教團體（在納米比亞，教會是很有影響力的底層群眾組織）、學校、人權組織等建立了牢固的聯係，從而與他們所服務社區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他們向大眾解釋，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究竟是什麼樣的組織，它會做些什麼，它逐漸在為納米比亞的選舉做準備。他們不斷地重複那個口號：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就意味著自由和公正的選舉。
阿赫蒂薩裏最為困難的任務之一是對付納米比亞原來的南非行政長官路易斯·皮恩阿爾（Louis Pienaar）。別忘了，和平協議允許納米比亞的南非行政長官暫時留下來，直到納米比亞實現獨立。而那個政府本質上是一個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政府，如今卻要廢除所有的歧視性法律法規。在聯合國方麵的壓力下，他們最終撤銷了所有種族隔離法令———大概有50條。曾經身為人權律師的宋伯裏將在我的采訪中說到：對他來說，這一刻大概是整個任務中最讓人感到欣慰的了。
那時納米比亞的家庭大多四分五裂，因為年輕人不是北上安哥拉參與戰鬥，就是逃避種族隔離出國去了。過渡計劃讓他們都能重回納米比亞，參加投票。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要負責登記每一個自國外逃難回來的納米比亞人。南非行政長官路易斯·皮恩阿爾在這件事上想盡辦法為難我們，不過阿赫蒂薩裏和他的團隊更厲害。最終，所有背井離鄉的人都回來了。
我們———還有南非人———收到情報，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戰士正換上平民的衣服、打扮成難民回到納米比亞。南非人出來反對。但我們勸南非人：與全副武裝地駐紮在安哥拉邊境上的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戰士相比，手無寸鐵、加入平民隊伍的他們所帶來的威脅要小得多了。南非人最終接受了我們的觀點。
隨著這麼多新難民的到來，我們需要幫助他們所有的人安頓新家並開始農作。聯合國糧農組織為他們提供農具和種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為孩子們提供衛生保健服務。整個聯合國大家庭都參與進來，幫助他們的生活走上軌道。
選舉注冊開始。聯合國的格言依然是：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就意味著自由和公正的選舉。組織競選的是路易斯·皮恩阿爾領導的南非政府，但是過渡時期援助團監控著他們的每一個行動。選票分發下去了，投票站開放了，然後開始計票，同時，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就在跟前認真監督每個南非計票人，事實上，也允許所有政黨的代表在跟前監督每個計票人。
不過一些精彩的事情發生了。南非和聯合國雙方的選舉工作人員開始互相支持，他們最後甚至互相交換了T恤，以顯示選舉是大家共同的事業。
選票情況逐漸從全國各地彙集到一起。南非政府對這個國家的控製越來越弱，同時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的力量卻越來越強。雖然最終的選舉結果應該是由西南非洲政府來宣布的，但他們的與選票點的交流已經不再能與我們的相比。在一些地區，他們無法從他們自己的選舉官員那裏得到關於選舉的信息，他們不得不悄悄地向聯合國人員詢問我們得到的數字。於是我們很樂意地、悄悄地告訴他們。
結果終於出來了，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勝出。不過對立的黨派成績也不差。納米比亞作為一個健康的民主國家即將誕生。
但最後的宣判必須由馬爾蒂·阿赫蒂薩裏做出。選舉是否自由和公正呢？11月14日，馬爾蒂·阿赫蒂薩裏站在過渡時期援助團溫得和克總部的台階上給出了答案，他的答案是———“是的”。
選舉的結果之一是召開憲法製定大會，其首要職責是起草憲法。聯合國法律顧問在幕後幫憲法製定大會出謀劃策，起草了迄今為止在保障人權方麵最為完善的憲法之一。
我們的設計師簡·阿納森幫助設計了新國家的國旗。
西南非洲人民組織民族領袖努喬馬（Sam Nujoma）凱旋歸國，不久就宣誓成為這個新國家的總統。
就職儀式於1990年3月21日舉行。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秘書長與南非總統德·克勒克（F 。W 。De Klerk）參加了這次儀式。大量民眾湧入舉行儀式的體育場。聯合國和南非的安保人員見狀快要瘋了，在那樣混亂的情況下，他們根本無法保護他們的首長。不過整個人群洋溢著歡慶的氣氛，沒有威脅性。這時候，由於座車被人群團團圍住無法動彈，我看到德·克勒克走下車來，與所有其他人一起走入體育場。這真是太不同尋常了。
今天，納米比亞和平而繁榮。納米比亞維和行動是聯合國維和皇冠上的寶石。每個在那次維和行動中工作過的人都為之深感自豪。
最後，我給你們一個建議，如果你想出國度假或者度蜜月的話，納米比亞是世界上最不為人知的好地方之一。它質樸、美麗———幾乎和西湖一樣美麗。你們一定會喜歡的。
曆史見證人Witness to History
今晚的曆史見證人是塞德裏克·宋伯裏（Cedric Thornberry）。他是納米比亞維和行動的參謀長。
稍微休息一下，我們待會兒回來聽采訪錄音。
本課參考文獻（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Cedric Thornberry，A Nation Is Born：The Inside Story o f Namibia’s Independence（Wind‐hoek，Gamsberg Macmill an，2004）.
DavidM 。Malone，ed，The UN Security Council：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Boulder and London，Lynne Rienn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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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塞德裏克·宋伯裏的會話
ACONVERSATION WITHCEDRICTHORNBERRY
2006年2月11號
11 February 2006
馬爾蒂·阿赫蒂薩裏（Martti Ahtisaari，後來當選為芬蘭總統）在納米比亞（西南非洲）維和行動中擔任秘書長特別代表兼特派團團長時，塞德裏克·宋伯裏（Cedric Thornberry）是他的參謀長。在這次被廣泛視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成功範例的任務中，宋伯裏親自挑選了一批優秀的文職人員並且賦予他們很多政治職責，這為他本人帶來了聲譽。聯合國監督南非結束了對西南非洲的殖民統治（其中包括在西南非洲強行實施種族隔離的社會政策），幫助西南非洲過渡成為獨立的新國家：納米比亞。宋伯裏與馬爾蒂·阿赫蒂薩裏及其副手———來自博茨瓦納的勒格瓦伊拉·約瑟夫·勒格瓦伊拉（Legwaila Joseph Legwaila）———緊密合作，為圓滿地完成維和任務以及創建新的聯合國維和模式———綜合維和（complex peacekeeping）———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在納米比亞，聯合國維和人員的工作內容遠不止監督停火這一項。他們幫助維持了納米比亞北部、安哥拉邊境的和平，確保南非部隊從納米比亞境內撤出，以相當數量的自身警務人員監控南非勢力下的警察部隊的活動，監督南非殖民政府撤銷種族法令並舉行自由而公正的選舉，登記回國的難民並向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幫助他們重新開始生活；他們還在起草憲法的問題上為新選舉產生的國民代表大會提供建議，而這在如今已經成為保護國際人權的世界性典範。納米比亞於1990年3月驕傲地正式獨立。
宋伯裏選了我作為此次行動的發言人。三年後，他被任命為聯合國前南斯拉夫維和行動的副總指揮。在這次行動中他與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進行談判，允許聯合國控製薩拉熱窩機場以運輸人道主義救援物資。他再一次要我做發言人。在以後的課中，我們會詳細地談南斯拉夫問題的。
在第七課的伊拉克問題中，我還會說到他。1991年聯合國授權多國部隊發動軍事行動將伊拉克部隊趕出了科威特。後來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秘書長派馬爾蒂·阿赫蒂薩裏前往伊拉克評估那裏的人道主義狀況。宋伯裏起草了馬爾蒂·阿赫蒂薩裏的報告，他在報告中直陳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我通過電話采訪了他。當時他正在塞浦路斯，他每年都會去那兒住一段時間。
埃克哈德：塞德裏克，1978年聯合國納米比亞維和行動開局不利，但10年後隨著冷戰接近尾聲，該維和行動終於走上成功之路。是什麼造成了1978年和1988年維和局勢的不同？
宋伯裏：首先，在那十年中，國際關係的氛圍在總體上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尤其是領導層。比如，蘇聯的開放政策和戈爾巴喬夫總統所帶來的震撼。與此同時的是南非在國際國內地位的削弱。
到1987—1988年，國際製裁開始對南非共和國的經濟和軍備情況產生極大的影響；而南非的執政黨———國民黨，其內部因在有關南非自身前途的重大政策問題上意見相左而開始分裂。
當時，古巴的軍隊正開赴安哥拉與納米比亞的邊境，而南非方麵很難控製這一地區的局勢。南非還損失了幾架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噴氣式戰鬥機，而最主要的是因缺乏戰鬥直升機等武器裝備而在遊擊戰中深陷困境。
裏根總統因其政策而備受海外國家批評，然而他確實有一批資深且有獻身精神的官員為其工作，切斯特·克羅克博士（Dr 。Chester Crocker）就是其中的一個。切斯特·克羅克博士提出有關南非的“建設性協商”政策，以鼓勵南非變革、幫助南非擺脫孤立境地，就納米比亞獨立、創立民主南非等問題進行談判。
埃克哈德：納米比亞維和行動（如今稱為“綜合維和”）也許比20世紀60年代初的剛果維和的內容更為綜合複雜。但無論如何，它為新一代維和行動設定了模式，今天仍按此模式進行。您和馬爾蒂·阿赫蒂薩裏（Martti Ahtisaari）先生是一開始就意識到這是一種新型維和行動，還是在執行的過程中才逐漸清楚地認識到的呢？
宋伯裏：我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我們倆都在某種外交形式上具有極為豐富的經驗。就我自己來說曾經參加過很多次維和行動，比如在塞浦路斯、中東還有其他一些地方。哈馬舍爾德、本奇、厄克特給我們設定了可靠而稍具理想主義色彩的理念基礎，而我們覺得事實很快就會證明聯合國的工作需要取得一定的突破。我們雖然這麼想，可是我們知道要怎麼做嗎？嗯，我很肯定，直覺敏銳的馬爾蒂·阿赫蒂薩裏比我們大多數人看得都要清楚。於是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UNTAG）就位之後，我們要求總部增派專業工作人員以實現我們的行動計劃。
我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次維和行動的不同，這一點非常關鍵———我們亟需警力，亟需公共信息，我們需要在整個納米比亞境內發揮作用，而不像之前維和行動中的規章慣例那樣將行動僅僅局限於在總部。
當然，那時候秘書處對我們正在進行的計劃有一些反對意見。有人認為我們做過頭了。但馬爾蒂·阿赫蒂薩裏對此堅如磐石。所以是的，我想那時我們已經知道———也許隻是憑直覺———我們所做的是對的。今天，我們的計劃以及一些細節已經為那段獨特、簡短的曆史所證實是對的。但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所做的事情正在給國際維和行動計劃帶來如此巨大的改變。我們沒有料想到那個我們可能稱之為維和的哲學原則的東西事實上已經被改變了。
我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的頭兩年中，布萊恩·厄克特一直在教我一些基本原則。我在具體的行動中看到了其中的一些。我們覺得自己是很忠實地在執行這些原則的。但在實際運用中變得更複雜起來。[笑]真是非常複雜的理念，但是說到底，我們並不覺得自己徹底改變了維和的本質。我們認為我們仍然遵循了我們身負的神聖使命，從剛果行動以來就一直是這樣。不過我們也不認為自己是完全因循守舊的，這裏還涉及其他一些原因。
埃克哈德：在枟一個國家的誕生枠一書的序言中，您引用了1975年萊昂納多·奧阿拉（Leonard Auala）主教對您說的話：“當聯合國將自由和獨立帶給人們時，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幫助人們擺脫恐懼。”您能否描述一下是什麼將恐懼注入人們心中？你們又在維和行動中做了什麼，從而驅散了人們心中的恐懼呢？
宋伯裏：嗯，我想他對我說的是———正如早在1974、1975年時他就跟我說過的那樣———南非的正規軍和非正規軍還在大肆欺壓平民———尤其是北部的平民。舉例來說，若奎威特（koevoet）武裝襲擊一個平靜的小村子。主教想告訴我們的是，我們應該對這一情況有所舉動，不能袖手旁觀。我們得拿起武器反對這種襲擊，反對這種對人民意識的侵犯。而公平地說，我們確實去和他們抗爭了。是我們使南非政府開始解除這些團夥的領導權。我記得，即便在任務剛開始的前六周內、我們自己的資源還非常缺乏時，我們仍以謀殺或是類似的罪名控告了南非一名高級警務人員。
我們剛剛到達時麵對的是高壓政治、國家恐怖主義、謀殺和殘害編織成的一張密集的網。我們必須抑製所有這類傾向。我想我們最終做到了。但直到1990年3月維和任務結束，由於有些人在選舉的事情上心存不良，因此四處仍有各種虛假的消息———雖然這並不足以給選舉帶來太大的麻煩或是破壞選舉，但卻給一些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埃克哈德：您能給我的學生們講講奎威特（koevoet）是什麼嗎？
宋伯裏：哦，當然！奎威特（koevoet）從政治上講是一個隸屬於南非政府的武裝警察組織，主要用來處理北部邊境的叛亂。這個組織中的大多數人沒有經過警察訓練，但這幫人整天開著裝甲車四處遊蕩，隨心所欲地在納米比亞和安哥拉摧毀村寨、殘害百姓。我記得在我們出發之前，美國大使告誡我們說，如果你們不對奎威特（koevoet）采取行動的話，在實現獨立、完成選舉後，你們將發現每棵樹上都會有他們這幫人中的一個被吊死，因為人們早已對他們恨之入骨、畏懼難安。
最終，這樣的慘狀沒有發生。我們成功地控製住了奎威特（koevoet）武裝。當然，為了在政治上和維和行動上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經曆了極為艱難的鬥爭，你肯定還記得的。
埃克哈德：1989年4月1日，維和行動的第一天，你就得到消息說納米比亞反抗組織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從安哥拉方向武裝入侵納米比亞北部。雖然西南非人民組織沒有簽訂納米比亞和平協議，但是每個人仍然希望他們能遵守這個協議。當您聽到入侵消息的時候，您是怎麼想的？關於此事發生的原因，您現在是不是比當時知道得更為詳細？
宋伯裏：我第一反應是不相信，馬爾蒂·阿赫蒂薩裏也不相信。當時我們是在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但幾乎什麼事情都要靠自己；大多數維和人員都還沒有抵達。而且我們得讓警務專員———我的朋友斯蒂芬·範寧（Steven Fanning）———平靜下來；他剛剛接觸到南非警察的情況，情緒十分激動。
我們不相信這個消息是真的。你知道，我們曾經非常深入地研究過南非恐怖主義的曆史，而且我們聽這樣的恐怖瘋狂故事聽得如此之久，以至於消息剛傳來時，我們以為又像是小男孩喊叫“狼來了”的情形，怎麼也不相信他們告訴我們的事情。
我們主要對南非政府說的是：“你們拿出證據來！除非你們拿出證據，否則我們不會采取任何行動。”於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在四月的第一天，我們開始越來越多、源源不斷地從南非政府那裏得到報告，但這些報告說得確實很前後一致，四月第一天全天都如此，到了最後，我想，可能我們已開始擔心這個令人恐懼的新消息是真的了。
當天的傍晚，我們在南非行政長官的官邸開會，接著他又向我們提供了許多細節情況。然後馬爾蒂·阿赫蒂薩裏告訴我最好還是我自己到那邊去看。[笑]我記得他說：“一刻都不要等，立即出發。”我叫上一些同事、一些警察和軍事人員，還有副參謀長肯尼亞準將丹尼 ·奧龐德（Danny Opande）；我們當晚就出發了。而等我們看到實地情況之後，我們在一個正在報告情況、擠滿了將軍的房間裏，和南非人吵了可能有六個小時，直到那時候我們才開始相信這件事可能是真的。我們堅持要看看兩名南非俘虜。
至於“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我們該相信誰的話”，我說過當時誰都不完全可信。這讓我們想起那句格言：戰爭的第一個遇難者就是真相。而我擔心我們麵對的就是這樣的情況。是不是還有什麼更嚴重的事態發生了？我很懷疑。在拙作中，我盡量以最全麵和最客觀的方式來看待這件事。我大概寫了三個章節。不過我不知道，我現在也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
關於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說是某個前線國家的首腦挑唆西南非人民組織這麼做的；但說歸說，我不知道真假。也許有一天我們能看到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津巴布韋總統）和薩姆·努喬馬（Sam Nujoma，西南非人民組織主席，納米比亞總統）的文件———如果他們保留了一些的話———也許直到那時候，我們才能真正得到權威的說法。
埃克哈德：當然，馬爾蒂·阿赫蒂薩裏隨即麵臨這樣的選擇：是否同意南非方麵的要求，允許他們的軍隊離開基地以迎擊這次入侵。後來阿赫蒂薩裏決定“同意”。這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個政治決定嗎？您能否描述一下，他的非洲仰慕者們是如何看待他的這次決定的？後來他是否能得以重獲他們的信任？
宋伯裏：我從來沒有問過馬爾蒂這是不是他生命中最難做的決定。我認識他時他已經35歲左右了，而且不可否認的，在那個時期，也有另外一些事情使我們雙方都比較順心的 ？ ？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且還被越弄越糟———真的是一件很難、很痛苦的事情———問題是紐約方麵不信任我們。他們的態度表明得很清楚，他們認為馬爾蒂·阿赫蒂薩裏是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看不清局勢深淺的藍眼日耳曼人。
不過和他一起執行維和行動的同事———包括維和部隊的指揮官普雷姆·錢德中將（Gener‐al Prem Chand），還有許多高級工作人員很快就明白過來發生了什麼事情，同時鼎力支持他。我們還得到了其他方麵的大力支持，但是這份支持來自前線國家組織，當時他們已經將基地設在了溫得和克；而這些人，從某種程度上說，彌補了所有的不信任，和那種針對我們的令人相當不愉快的懷疑。
在整個維和行動的過程中，這樣的情況層出不窮，但紐約方麵不相信我們的分析。直到從他們那裏得到了足夠的消息之後，我們開始想辦法保證一定得讓他們相信我們。因為雖然總部的權力、秘書長的權力由於當時發生在納米比亞的事情而受到減弱，但是從影響力和決策權的角度說，其權力還是非常可觀的。
埃克哈德：不過公平地來看，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秘書長其時正在總部紐約處理一場風暴。馬爾蒂·阿赫蒂薩裏雖然允許南非軍隊離開基地，但要求南非軍隊克製自己的行動。然而南非軍隊對此置若罔聞，仍然繼續向北推進並向任何移動的東西開槍。實際上，最近就有報道說在納米比亞北部發現了大片墳墓。德奎利亞爾秘書長隨後給馬爾蒂·阿赫蒂薩裏配備了一位非洲籍副手———博茨瓦那的勒格瓦伊拉·約瑟夫·勒格瓦伊拉（Legwaila Joseph Legwaila）———來幫助他安撫非洲選民。您能否多談一些當時紐約總部與納米比亞維和任務領導層之間的矛盾？勒格瓦伊拉和馬爾蒂·阿赫蒂薩裏相處得怎麼樣？
宋伯裏：我和馬爾蒂·阿赫蒂薩裏都認識勒格瓦伊拉。曾經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們老是坐在同一張談判桌前談判———不過有時坐在同一邊，有時又坐在相對的兩邊。那還是1976—1977年的時候，最早的警報傳來：納米比亞將發生大事。你知道，勒格瓦伊拉是博茨瓦那的大使。他非常與眾不同。他外交職業生涯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紐約做博茨瓦那的駐聯合國代表。
所以，我們真的很了解他。如果我們能有機會選擇我們的法定非洲大使———當然，沒有這樣的“法定非洲大使一說”———但如果我們能有這樣的義務或責任，我敢保證勒格瓦伊拉絕對是不二人選。
勒格瓦伊拉堪稱專業主義典範，具有許多很好的品質，其中之一是他很有趣。他之所以能和總部成功交流的致因途徑，比如說個性之類的，可能是我們都無法與之比擬、做不到的。
埃克哈德：這次危機在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上得到了解決。開會的地方叫埃特久山（Mt 。Etjo），安哥拉、古巴、南非、蘇聯和美國政府的高級代表都來到這裏。這聽起來真像一杯後冷戰雞尾酒。您能否描述一下當時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