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爾滕貝格（Thorvald Stoltenberg）———前挪威外長，曾在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會議上接替萬斯———對此另有看法。他對我說：“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哪個政治家不想連任的。”但是我想，安南其實不屬於政治家———他隻是一個被推到政治位置上的行政官員。而且，如果他當時卸任的話會形成一種對稱：有兩任秘書長來自被撒哈拉沙漠分成了兩部分的非洲———其一是埃及的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北；其二是如今的安南，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南。指揮棒應該交給亞洲人了。
美國駐聯合國外交使節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 chard Hol brooke）是安南夫婦的好朋友，他說其實這件事上也取決於娜內的態度，她的態度和安理會的決定差不多一樣重要。他知道娜內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會極大地影響安南。但最終安南與娜內決定留下來。在連任的問題上，安南肯定還承受了來自成員國的巨大壓力。所有人都很喜歡他。而且可能他覺得自己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沒有完成，尤其是聯合國的改革。無論由於什麼原因，他接受了第二個五年任期。也許我原來想得有些自私，也許是因為我想回到原來的生活裏安靜快樂地過日子。1996年安南當選為秘書長時，我猜他可能會要我做他的發言人，所以我想接下來五年的生活我都要失去了。而當他再次當選時，我想我今後十年的生活都將失去了。
嗯，其實說“失去”並不對。與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此近距離地共事是一件讓人非常興奮的事實際上也非常愉快。你永遠也不會後悔的。其實你也沒時間去後悔。隻不過世上存在另一種生活方式，用英語說就是“慢車道”，你可以慢慢地品味生活的每一點快樂。
所以說，成為公眾人物既有好處也有壞處。我把生活的夢想留在了慢車道上，安南和娜內大概也是這樣，其他所有與安南貼身共事的人們也是這樣。我們做好準備再幹5年。
第二任期的沮喪事TheSecondTermBlues
在美國我們還有另一種說法，叫做“第二任期的沮喪”。在第二段任期中，好像什麼事情都會變糟似的。而安南就是這樣。
上節課我向你們描述了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受到恐怖襲擊後美國的反應。美國決定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這極大地震動了安理會。對於是否批準此次軍事活動，安理會的各成員國分為兩派。最終安理會沒有批準，但是美國一意孤行並入侵了伊拉克。這些事情對安南體係來說是一種情感上的沉重打擊。大西洋聯盟被殘酷地分裂。安理會已經處於癱瘓，如今又被美英兩國繞道而行。看起來聯合國就要崩潰了。
安南失聲Kofi Annan Loses His Voice
安南開始想退卻。我們注意到他似乎元神出竅一般。在主持工作會議時，他的人坐在那兒，神卻不在，他似乎是空的。我們開始擔心起來。他的行政辦公廳主任埃克巴·理查（Iqbal Riza）急忙削減他的工作量並安排他去度假。在情感上，他正處於危機狀態。
我們這些與安南最親近的人開始私下嘀咕，但又不敢跟外人說，我沒敢對媒體透露半個字。看起來，不僅是聯合國受到了伊拉克這件事的嚴重影響，秘書長也是這樣。枟華爾街日報枠引用一個“聯合國內部人員”的話說：“對安南而言，你們再怎麼高估他內心的痛苦都不為過。他的整個世界急轉直下，失去控製。”接著，他的痛苦還顯現在了生理上，他失聲了。醫生們沒發現什麼問題。可他要麼就是聲音嘶啞，要麼就是根本不能講話。我們對外界說他偶感小恙。新聞界都知道他在伊拉克這件事情上的沮喪與疲憊，所以以為他可能隻是感冒了。
可是我在內心深處開始感到恐慌。
我回想起他還在主管維和行動部門的那些日子。那時候他管理著聯合國的神經中樞，帶領著一班自己親自挑選出的、聰明能幹而又雄心勃勃的手下。我一直都記得在每天早晨的部門例會上，他那種從穩健中透出的激情與能量，還有那種恰到好處的管理力度。
1995年11月到1996年3月的這五個月，布特羅斯‐加利把安南派去波斯尼亞。那段時間的晨會就完全不同了。同事們之間不再那樣精誠合作，而且開始鬥嘴。然後安南回來了，大家突然集中精力，晨會重新充滿思想與力量。我想，這就是領導藝術！而這種情形與現在站在我們麵前的安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維和部門的那些同事們相比，安南現在的高級工作人員更加團結，共同保守著那個令人難受的秘密。我們覺得我們得竭盡全力、絕不能讓事業的航船發生傾覆。可是眼看著船長魂不守舍的樣子，我們的希望逐漸黯淡了下來。
假期之後，我們開始看到一些改善。盡管聲音很微弱，他又能講話了。我們還是不敢掉以輕心。
和“大男孩們”來硬的Playing Hard Ball With the Big Boys
安南沒有讓我們失望。他重拾激情，在聯合國曆史上最艱難的一段時期巧妙甚至是大膽地開展秘書長的工作，與他口中所謂的“大男孩們”———也就是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大國們———來硬的，並且強硬回應到了竭盡其所能。在4月初半島電視台的訪談中，他一反常態地批評了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他說：“我一直認為戰爭是人類的災難。在戰爭中，所有人都是失敗者。”然後他補充道：“我從來沒有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也從沒有支持過這場戰爭。”
後來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狀況變得一塌糊塗，安全形勢急劇惡化。這使得美國在占領伊拉克期間不得不尋求國際力量的幫助。但這需要安理會的決議。當布什政府開始揚言將返回聯合國的時候，安南列了一張單子，說明聯合國在伊拉克會做哪些事，不會做哪些事———比如說聯合國不會授權成立一個在美國管理之下的政府。安南告訴英國首相布萊爾，占領國需要得到安理會的批準才可以製定新的伊拉克憲法。他立場堅定毫不動搖。
而他也在敦促安理會各成員國盡快達成和解，並鼓勵他們於當年五月支持撤消對伊製裁的決議。他說，這麼做“對所有人都有利”。他同意在伊拉克設立聯合國的辦事處，盡管其時安理會成員還在爭論應該讓聯合國在伊拉克扮演多大角色。美國本來想全權控製伊拉克。但隨著伊拉克騷亂的升級，華盛頓急需國際援助，急需安南的幫助。於是安南派出美國人所希望的聯合國人士———他的好朋友塞爾吉奧·維埃拉·德梅洛（SergioVieira deMello）去領導駐伊辦事處。德梅洛此前曾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2003年7月，他與布什總統會麵，表示願意在伊拉克提供幫助。枟華盛頓郵報枠的專欄作家吉姆·霍格蘭德（Jim Hoagl and）將那次會麵描述為“驚人地富有成效”。
接下來他繼續按照自己的想法穩步前進。在與布什總統會麵的那個月的晚些時候，他在一份給安理會的報告中要求美國製定從伊拉克撤軍的詳細時間表。他認可新成立的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並且在聯合國歡迎了他們。那年仲夏之前，美國一直在尋找更多的國家向伊拉克派兵，但這樣做需要安理會的決議。於是安理會成員國之間的對話得以恢複，這讓安南似乎看到了一線希望。
塞爾吉奧·德梅洛之死TheDeathof Sergio
但是2003年8月19日，一個自殺式爆炸分子開著一輛滿載炸藥的卡車衝進聯合國在巴格達的總部。德梅洛及其他21名聯合國工作人員遇難。安南悲痛欲絕。
在遇難的工作人員中有一位是我的同事娜迪亞·優尼斯（Nadia Younes），她曾擔任過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副發言人，也短時期地在布特羅斯‐加利的手下做過副發言人。
當時安南對外表現得非常堅強。他說：“我們會堅持下去的，我們不會被恐怖襲擊嚇倒。”但是私底下他的內心備受煎熬。我們覺得他可能會認為是自己派德梅洛去伊拉克的，因此他對德梅洛的死有責任。
我陪安南一起去了裏約熱內盧，參加了在那裏為德梅洛舉行的紀念儀式，德梅洛是巴西人。德梅洛的家人都在那兒。安南發現德梅洛的家人對於究竟將德梅洛安葬在哪裏存在爭議。
在儀式上，棺材周圍一度發生擁擠的狀況。我看到安南轉過身去給不同的德梅洛家庭成員打手勢，要他們站到他那邊去。他想讓悲傷中的德梅洛家人重新恢複團結。那天晚上，安南邀請了所有的德梅洛家人到他下榻的賓館吃飯，借此機會化解他們的矛盾與分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他真的天生就是一個特別會安慰人的人。
使聯合國重新積極運轉PuttingtheUNBackintheGame
枟金融時報枠寫道：“安南扮演起一個牧人的角色，試著讓受到沉重打擊後的聯合國恢複過來———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和他本人都受到這一打擊的嚴重影響。而在如何處理後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的問題上，他也回到了國際外交事務的中心。”枟華盛頓郵報枠認為：美國改變了想法，並做出決定，轉向安全理事會來尋求新途徑解決伊拉克問題———而在此轉變過程中，是安南向美國大使約翰·內格羅蓬特（JohnNe‐groponte）提供的保證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此事上安南是有功的。倫敦的枟金融時報枠注意到安理會內部出現了一種新的協調精神，這使得決議得以通過的機會增加了。事情在按照安南的模式發展。
在安南的倡議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外長於2003年9月在日內瓦召開會議，著重討論伊拉克重建問題。會議進行得並不順利。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稱法國和德國的提議“完全不切實際”。但是布什總統隨後說，他希望由聯合國來監督伊拉克的選舉事務。美國的態度正在軟化，但仍不願放棄對伊拉克的幾乎完全的控製權。安南還得繼續做工作。
枟費加羅時報枠評論道：聯合國在經曆了其55年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時間之後，已經重返國際舞台的最前沿。———這還用你們來說嗎？
隨後，安南在聯大開幕式上進行了一次讓人極為難忘的演講。他指責美國先發製人的軍事幹預政策，他說聯合國正在“一個十字路口”———是單方麵實施先發製人的軍事行動，還是遵循聯合國憲章製定的集體安全體係？成員國要做的選擇很明確。布什總統在安南之後發言，他在發言中仍為他那先發製人的政策辯護。但枟華盛頓郵報枠報道說，布什因此受到了來自各國領導人如潮水一般的批評。這些領導人警告說：在麵對即將出現的威脅時，布什總統的那種單方麵行動策略會毀了聯合國。
2003年10月初，在每月例行的安理會午宴上，安南強調：聯合國要麼就在伊拉克擁有領導地位，要麼就什麼地位也沒有。那評論結束了美國外交性的努力背後的僅有的那點點通過安理會尋求新解決途徑的動向。美國仍然不願放棄對伊拉克的主要控製權，而反戰人士則完全相反，要將大部分的控製權移交聯合國。安南必須在這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聲名顯赫的法國日報枟世界報枠在一篇社論中寫道：“很少有哪位秘書長這樣深入、全麵、細致地參與到決議的談判中來。”
在十月的晚些時候，安理會的成員國終於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一位外交家評價這份決議散發著“模棱兩可、搖擺不定的不良氣息”。不過安理會至少看起來又恢複了團結。
一部史詩劇An Epic Drama
從2003年底到現在為止所發生的一切隻能用“情節劇”來形容了。當布什總統與安南秘書長謹遵聯合國憲章一起努力以求找到解決伊拉克問題的辦法時，曆史先給布什總統一擊，接著給安南一擊。
讓我們來看看那段時間裏的一些主要事件：
2003年9月，布什總統突然觀點大變，與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所雲大相徑庭，說道：美國沒有證據證明薩達姆與2001年的“9· 11”事件有關。
10月，馬爾蒂·阿赫蒂薩裏（Martti Ahtisaari）報告說聯合國的安全保衛情況混亂。他同時指責聯合國安全部門的主管人員沒有采取一些基本的防範措施———這些措施也許本可以防止聯合國駐巴格達總部爆炸事件的發生。
11月，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結束。有關此計劃中賄賂、回扣及腐敗問題的報道不斷增加。
12月，美國的外國情報機構顧問委員會認為，布什總統在國情谘文中說薩達姆曾嚐試從非洲獲取核原料，這樣的說法是“可疑”的。
負責在伊拉克搜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官員大衛 ·凱（David Kay）辭去伊拉克調查小組組長的職務，他說他找不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2004年1月，五角大樓的審計人員發現，哈裏伯頓（Halliburton）公司———副總統切尼曾是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它獲得了伊拉克重建過程中最好的項目合同———向美國政府收取了過高的費用。
2月，英國的克萊爾·肖特（Clare Short）說英國情報部門對安南的辦公室實施了竊聽。
3月，副秘書長路易絲·弗雷謝特（Louise Frechette）就處理聯合國在伊拉克的安全失責提出辭去職務。但是安南沒有批準。
4月，對於石油換食品計劃中出現的一些弊端，外界的指責越來越多。安南指派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進行調查。
5月，由於伊拉克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的虐囚事件，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的職位岌岌可危。
6月，伊拉克權力機構宣布，他們將調查安南的兒子科喬與瑞士科特克納（Cotecna）公司———這個公司得到了聯合國的合同，負責對石油換食品計劃中運往伊拉克的人道主義物資進行商檢。
接下來，一名女職員指控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呂德·呂貝爾斯（Ruud Lubbers）對她進行性騷擾。
7月，聯合國—美國的聯合審計委員會報告說，布什政府對在伊拉克的財政情況監管不力；此審計委員會同時抱怨五角大樓拒絕提供有關哈裏伯頓公司在伊活動情況的資料。
9月，安南在接受BBC記者采訪的過程中遇挫，稱美國入侵伊拉克為“非法”。他隨即被指控為試圖影響當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
隨後，有人發現科喬·安南（Kojo Annan）的名字在科特克納公司於無競爭的情況下獲得聯合國的合同一年後仍留在該公司的薪水薄上，而聯合國方麵稱這種情況為“習慣做法”。
10月，一份伊拉克的報告稱，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的負責人貝農·塞萬（Benon Sevan）曾向伊拉克前政府索取石油出口份額，售出1330萬桶、價值120萬美元的伊拉克石油。
接替大衛·凱擔任伊拉克調查小組組長的查爾斯·杜爾夫（Charles Duelfer）一直在繼續尋找大衛·凱未能找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後來報告說伊拉克已經摧毀了所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保羅·沃爾克發布了一份名單，上麵列出了4734家與石油換食品計劃有關的公司。
11月，布什再次當選美國總統。枟洛杉磯時報枠隨後報道說，安南寫信警告布什、布萊爾還有伊拉克政府說，對伊拉克費盧傑的軍事打擊隻會使那裏的叛亂狀態進一步惡化。
11月8日，美國部隊襲擊了費盧傑。形勢惡化。
當月，有關聯合國維和人員在剛果對當地未成年人進行性虐待的報道鋪天蓋地。
有消息透露，直到2004年2月科喬還在接收科特克納公司的所謂“非競爭報酬”（no‐compete payments）。安南說，聽到這個消息他“又意外又失望”。
美國多家媒體在報道中要求安南辭職。最重要的大概要屬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參議員諾姆·科爾曼（Norm Coleman）在12月1日的枟華爾街日報枠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12月8日聯大會議上，為了支持安南，各國代表們在他步入會場時集體起立鼓掌向他致意。
這是怎樣的一年啊！在這一切發生時，他還得處理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和中東等地的突發事件。
安南重振旗鼓Kofi AnnanBouncesBack
一名法國記者報道說，2004年11月安南訪問埃及以討論伊拉克問題時情緒陷入低穀。他完全失去了胃口，而且不想見任何人。他取消了原定前往布其納法索參加法語國家首腦會議的計劃，匆忙結束行程回家。在那次行程中，我一直在他身邊。我發現他完全不是他自己了。不過有了2003年失聲的那次經曆，我這回不像上次那麼擔心。雖然那篇報道隻是說消息來自於一個“知情人”，但我想我知道它的真正來源。如果這是真的，她比我更接近安南，而且更加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不過，無論情緒如何低落，安南又一次恢複了過來。2005年，安南在他的報告枟大自由枠（Larger Freedom）中提出了他最具雄心的改革議程；其中不僅包括高級別小組提出的新的安全議題，而且還包括一個發展議程。安南在枟大自由枠中不僅談及聯合國的管理問題，而且試圖對聯合國體係進行徹底革新———比如說，對安理會進行改革，建立人權理事會以及和平建設委員會。
2005年是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秋天時聯大召開了全球首腦峰會，接受了安南報告中的一部分建議；另一部分，特別是安理會改革的部分未獲通過。不過安南已經使情況得以進步。而且不止於此，2006年安南敦促聯大重新查看他們全年議程中約9000個上下的條目，加以處理。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早上在聯合國總部大樓第三地下室的一個裝卸貨物點等安南來上班。“9·11”襲擊事件後，他的安全人員就開始帶他通過地下室進入大樓。如果這個地方有卡車在裝卸貨物，那麼秘書長的車就得停下來。我常常看著他走下車來。我會觀察他的步履以判斷他當天的精神情況。因為他要走過一個六層台階的樓梯達到裝卸點的最高處，所以我會看，他會步履輕鬆地走上這些台階嗎？或者甚至是一次跨過兩級台階呢？———如果是那樣，就說明他的情緒已經恢複了。
我記得有一次訪問科索沃時，我們與一個很大的代表團一起進入聯合國在當地的總部大樓。秘書長不想等電梯，即使我們得上十五樓。他和聯合國的特派代表———一個比他年輕得多的人，看起來體型勻稱、很健康———決定像學校裏的男生一樣比賽爬樓梯。結果安南贏了。
這讓我回想起20世紀60年代他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麥卡利斯特學院參加六十米衝刺賽跑時的一張照片。因為正在使出全身的力氣，所以他的臉有點變形。不過他獲得了比賽的勝利，而且他創造的學校紀錄保持了很多年。
甚至今天，他已經68歲了，他仍然經常在跑步機上鍛煉身體，與他的妻子進行較長時間的散步（當然是在有安全保衛的情況下）並且非常注意日常飲食。所以他一直都很健康。
我有時候會想，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對於一個深色皮膚的人會是怎樣的。他一定遇到了種族歧視的事情，但他從來不講這些。記得有一次———那時他已經是秘書長了———我向他提起一篇暗示了種族侮辱的社論。他看著我，眼睛中有一絲氣憤；然後他把話鋒指向那個社論作者，用低沉的聲音說：“那是他的問題，不是我的。”
那些了解安南的人最常用來描述他的一種說法是“自信的”。他知道自己是誰。他知道自己信仰什麼。他對自己的膚色處之泰然。
麻省理工學院的課程The Lesson of MIT
1997年安南在麻省理工學院給學生們做演講時提到的一件趣事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回想他自己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讀書的日子，他說他的同學們很有競爭力———非常有競爭力。這讓他很沮喪，所以他沿著波士頓查爾士河散步，試圖想出一個解決方法。“先別說壯大，我首先該如何在這樣一群極為出色的同學中生存下來呢？”他這樣問自己。這裏是他的總結：
“我得出的答案是最強勁有力的：不是根據他們的規則玩遊戲。我對自己說：‘追隨我自身的方向，聽從我自身的呼喚。’生存即選擇。但是要做出正確的選擇，你必須知道你是誰，你代表著什麼，你想到哪裏去，你為什麼想到那裏去。”
他告訴學生，他從麻省理工學院學到的：“不僅僅是分析方法，還有智慧的自信。這種自信幫助我在新環境中找到定位和支點，這種自信讓我將每一次挑戰看作更新和成長的潛在機會，這種自信讓我習慣於向同事尋求幫助，但是最終無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
當他與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進行鬥爭時，兒子背叛了他，那些石油換食品計劃的批評者們對他的人格進行了惡意的、懷有政治目的的攻擊，甚至要求他辭職。他一度也曾意誌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