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為什麼是他？在他之前從來沒有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人員被選拔為秘書長。他的六位前任：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曾是副總理，特裏格韋·賴伊和庫爾特·瓦爾德海姆曾是外長，達格·哈馬舍爾德曾是副外交大臣，而吳丹和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曾是駐聯合國大使。
但是他確實成為了聯合國秘書長。
20世紀70年代他曾在加納的旅遊部門工作過一段很短的時間———這是他惟一一段為自己祖國工作的日子。他人生的其餘時間全都奉獻給了聯合國———不僅是在一個部門，他在聯合國的許多部門都工作過。
級級上升，脫穎而出Rising Through the Ranks
1962年安南開始在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工作。在日內瓦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希望能去一個發展中國家。他在世界衛生組織申請了不止一個職位，但人事部門讓他去哥本哈根。於是他辭職了。
他先是去了設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後來他又在駐伊斯梅利亞（埃及城市，靠近蘇伊士運河）的聯合國緊急部隊（第二期緊急部隊）參加維和工作。之後他回到日內瓦的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接下來，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吸引了他。在聯合國總部，他曆任主管人力資源管理助理秘書長兼聯合國係統安全協調員（1987年至1990年），及主管方案規劃、預算和財務助理秘書長兼財務主任（1990年至1992年）。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曾與一個記者開玩笑說：“我呆在這兒已經兩年了，可我還沒弄清楚這個地方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在一個行政管理係統中，如果能了解其係統的運作方式，那就是權力。科菲·安南在聯合國的財務、預算、安全、人事等部門一點一點地幹過來。他對裏裏外外的一切情況早已了如指掌。
安南就任秘書長之後，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我聽到他給了負責管理事務的副秘書長約瑟夫·克納（Joseph Connor）一些建議，克納曾是美國普華永道（Price Waterhouse）會計事務所的負責人，安南的建議與如何用最好的方式使其計劃在行政和預算問題谘詢委員會（ACABQ）那裏得以通過相關。安南很了解行政和預算問題谘詢委員會。在其職業生涯中，他曾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向這個機構提供證詞，為秘書長的預算報告、財政政策或人事計劃辯護。他知道這個機構是如何運作的，也知道怎樣和它打交道。
啊，你們可能還不知道行政和預算問題谘詢委員會（ACABQ）是怎樣的一個機構。聯合國就像大多數的行政機構一樣，如果你想做點什麼事都需要資金。行政和預算問題谘詢委員會（ACABQ）是聯大中一個雖然不大但是很有權力的委員會，它會非常細致地考察秘書長提出的聯合國預算報告，然後向更大的聯大行政與預算委員會（Admini stra‐tive and Budgetary Committee）提出自己的意見，將預算減少或者增加———不過增加預算的情況幾乎從未發生過。而行政與預算委員會總是會聽取ACABQ的意見。因此ACABQ非常有力地控製著聯合國的預算情況。
ACABQ的全稱是Advisory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Questions（聯大行政與預算委員會）。如果你們有一天也想去聯合國工作，你們最好記住這個機構。
安南登上政治舞台Annan Moves into the Political Arena
安南在聯合國工作的前25年，主要從事管理或行政方麵的工作。畢竟他擁有經濟學學士學位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碩士學位。
但後來他接受了重要的政治職務。20世紀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Javier Perez de Cuell ar）派他前往伊拉克商談關於撤出伊拉克境內的900多名國際工作人員的事情。後來安理會設立了“石油換食品”計劃，安南又帶領一個聯合國工作小組就“出售石油從而為緩解伊拉克的人道主義狀況籌集資金”的問題與薩達姆進行了談判。1992年3月，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任命他為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部門的二把手，一年後又任命他為一把手。於是在聯合國維和行動達到最高峰的20世紀90年代———從索馬裏到柬埔寨，再從盧旺達到波斯尼亞———安南成為了掌舵人。1995年，在美國的作用下，相關各方簽訂了波斯尼亞問題的枟代頓協議枠。布特羅斯‐加利派安南作為自己的特別代表前往波斯尼亞，負責將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相關任務移交給北約的工作。
我記得當時聯合國內部有傳言說，加利把安南派到波斯尼亞去就是讓他去栽跟頭的，因為那時候已經有安南可能接替加利的說法。我拿不準這消息的真實性。不過在處理波斯尼亞事務的過程中，無論是在總部還是在外麵，安南都贏得了北約軍事指揮官和非軍事領導人的尊重。他們發現安南既務實又靈活。我相信一旦美國最後決定施壓聯合國要求領導層的改革，那麼安南在波斯尼亞的成績很可能會為他鋪平道路，使他取代加利而成為聯合國秘書長。
1997年改革議程The1997ReformAgenda
科菲·安南於1997年1月1日就職。他想成為一個改革型的秘書長。上任六個月後，他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一次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他展示了改革藍圖；其目標不僅僅在於更新聯合國的機構組織，而且還要改革聯合國的管理文化。在他的第一份預算申請中，他曾提倡減少開銷，降低人員標準。約瑟夫·克納（Joseph Connor）幫助他削減了行政管理費用。他還對文件的篇幅進行了縮減，要求聯合國的大多數報告和文件不得超過十六頁紙。他還製定了枟聯合國工作人員行為守則枠，強調了責任與表現。
在聯大的支持下，安南任命了一名副秘書長來幫助他管理世界事務。這位副秘書長就是路易絲·弗雷謝特（Louise Frechette），她曾擔任過加拿大國防部副部長。安南還創立了藥物管製和預防犯罪辦事處及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他將過去的三個部門合並成新的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他通過在不同地區設立聯合國辦事處、基金和項目的方式來分攤籌備和操作開支，改進了聯合國在國家層麵的一體化。我已經不記得到底有多少次我陪他前往某個國家，參加新“聯合國機構”的成立典禮，那裏把整個聯合國係統的辦公室都設在了一座樓內。
他做事很務實，比如創建內閣，其組成人員是他的主要副秘書長，以及諸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環境計劃署等聯合國基金會和項目的領導人。他將之稱為“高級管理小組”。每個星期三上午，小組成員都要開一個半小時的會；而且，由於有衛星電視，小組成員可以在聯合國總部的其他辦公地點參加會議，比如日內瓦、維也納或者內羅畢。加利任秘書長時曾任命三個副秘書長以協調秘書處的工作，安南裁掉了這三個職位。這樣各部門的負責人不僅可以進入內閣還可以直接向安南彙報工作。
若會議比較重要，安南常常會要求相關部門派人來做會議記錄，這樣他們也可以知道事態進展。
很快，人們就知道了他是一個崇尚改革的秘書長。在他擔任秘書長職務的第一年，有一個幼稚的記者問他：如果他的改革計劃沒有被很好地實施，他是否會感到失望。安南用這樣的話來回答那個記者（這句話後來成為安南被媒體引用得最多的話）———他說：“改革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結果。”
在聯合國大會遊說Working the Assembly Floor
安南第一次公開提出他的改革建議是在1997年6月，不過其中的很多條不得不經過聯大的批準。新上任的聯合國秘書長聘請了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教授，並在自己的團隊裏為他設了一個職位。這位教授就是約翰·魯傑（John Ruggie）。魯傑曾經對我說過，大學的政治策略屬於世界上最艱難的之列。他曾擔任過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研究生院的院長。作為一個世界級的政治家，他真讓我目瞪口呆。
科菲·安南派遣約翰·魯傑直接到聯合國大會宣傳他的改革議程。沒有哪一任秘書長這樣做過。魯傑在代表團之間、區域性團體之間左右逢源，得心應手，他消除他們的疑慮、對他們進行遊說、解釋和激勵，然後他再向安南報告。他可能說過：“我們與非洲的朋友之間有一些麻煩，他們不喜歡副秘書長的想法。”安南可能就會馬上開始給一些重要的非洲代表打電話，或者會見整個非洲代表團，向他們進行解釋、宣布他的理念。一切就像有魔力一般。到那年年底，他的整個改革計劃就都被批準了。
跋涉林間A Walk in the Woods
科菲·安南非常熱愛人民。他很友善、溫和———他從不提高他的聲音。他會記住你的每一點細節———比如你愛人叫什麼名字，你有幾個小孩。他會善意地提醒你要好好照顧他們，不要在工作上花太多的時間。他非常善解人意，而且是一個極好的聽眾。
在其第一任期的前幾個星期，安南出訪華盛頓。他會見了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此人大概是美國國會中最著名的聯合國批評家了。在他的辦公室裏，安南在他對麵坐下，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赫爾姆斯用他那濃重的南方調子慢吞吞地說：“我讓我的手下找出關於你的信息，找出那些不喜歡你的人。但是他們找不到。每個人都喜歡你，我也喜歡你。”會麵結束後，他一直把安南送到門廳，當時正有一個龐大的記者團等在那裏。他們走近話筒時，赫爾姆斯還一直把手放在安南的肩膀上。
CNN的創始人特德·特納（Ted Turner）曾捐給聯合國10億美元，以部分補償美國由於傑西·赫爾姆斯及其他一些立法委員作梗而拖欠聯合國的會費。特納曾說安南“幹了世界上最難的一件工作，而每個人都愛他。他不會讓任何人怨恨他，甚至連薩達姆也不會”。
在枟紐約人枠雜誌的“人物寫真”中，菲力浦·古裏維奇（Philip Gourevitch）這樣描寫安南：“他無懈可擊的著裝、高貴莊重的風度、優雅而富有表現力的手勢都體現著他個人的嚴格，一絲不苟？ ？他既讓人感到他的不可或缺的存在，氣宇不凡，同時又有點落落超群。”
也許是的吧。不過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一絲老派的作風。有一次我想安排他與一位女士握手。這位女士曾在他手下的聯合國人事部門工作過。此時她退休了，正帶著一位新男友遊覽紐約。我問安南，他上班時能否在走道裏與這位女士握個手。“不，”他說，“把她請到我的辦公室吧。”然後我告訴他還有一個“男友”。他笑了起來，說：“看來我們最好還是在走道裏。”
安南是個極為敬業的秘書長，但在彰顯權力的事物前他卻仍然保持謙遜。記得他上任後第一個月，他應邀赴瑞士達沃斯的一個高級滑雪度假村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他是主要的演講人。當他走上台開始演講時，他注意到自己的樣子正出現在背後巨大的電視屏幕上。他有些不安地看了看屏幕，然後轉回身來對觀眾們說道：“天哪，我希望我永遠不會對這樣的場景習以為常。”
他確實一直保持謙遜。
他的妻子娜內也是這樣。當娜內得知自己的丈夫當選為聯合國秘書長時，她正在曼哈頓西區吃午飯。她一個人走了很長時間的路回到東區，想著自己的生活有可能由此而發生無數種變化。她在布魯克林有一個不大的繪畫工作室———在她的出生地瑞典，娜內曾是一名律師和法官。不過人到中年，繪畫卻成了她的最愛。
娜內第一次遇到安南是在1981年的日內瓦。他們都曾離過婚。後來他們相愛了，並於1984年結婚。結婚22年來兩人相親相愛一如新婚。我曾無數次與他們一起旅行。我注意到他們之間的愛會以無數種細小方式表現出來，不過幾乎從不在公共場合。每當他們進入某個入口時，安南都會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妻子的背上。
每當安南講話時，娜內都會坐在第一排，臉上的表情隨著安南的話語而動。在科索沃的難民營裏，他們一同彎下身子與坐在地上的老婦聊天。他們的眼睛———他是棕色的，她是藍色的———流露出同樣的同情。
在一次公務旅行中，我們曾在一個有花園的住宅中過夜。第二天一大早，我急著有事跟安南說。但他的安全人員告訴我說他和夫人去散步了。於是我一直站在主樓前麵等他回來。結果他們隻是去了後麵的花園。當他們繞過整個房子進入我的視線時，我發現他們正手牽著手。可是他們一旦看到我就馬上把手鬆開了，並且彼此間稍稍遠離了一些。這讓我感到有點兒難過。
以前在長島時，他們經常散步到很遠，隻有他們兩個人。而現在，秘書長和秘書長夫人幾乎很少有時間單獨相處。而娜內也不再有時間畫畫了。
我記得在安南第一段任期的早些時候，我曾與他們夫婦倆一起去德國。他事先告訴德國方麵，他和他的妻子喜歡去野外遠足。
於是接待方為他們倆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動的時間，可以去山裏麵走走。安南和娜內穿上他們的步行鞋，沿著景色優美的山徑出發了。據他所告訴我們的經過是這樣的，他和娜內曾停下來眺望一個平靜的湖；於是他的安全人員、德國情報機關人員、德國外交部工作人員、德國的翻譯們等等也都停下來看那個湖。然後他們繼續走，來到一片美麗的開闊地。他們停下來聽聽鳥聲，於是那些安全人員、德國情報人員等等也都停下來。
真不容易啊，不再擁有一點私人的生活空間了。
過程而非事件Aprocessnotanevent
對於安南這樣的內行人來說，執掌聯合國十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我不可能把這些年中發生的所有變化詳盡地告訴你們。不過我會盡我所能讓你們有所了解。
他將聯合國的支持者重新定義為人民，而不僅僅是政府；他接受了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的枟民主化議程枠並將之付諸實踐。他邀請商界領袖與聯合國合作，表示聯合國需要他們的管理技術和他們的資源。
約翰·魯傑幫助安南建立了一份枟全球契約枠。根據這個契約，企業法人保證尊重聯合國在人權、勞動者權利和環境等方麵的標準。隨後，安南又邀請工會也加入這個全球契約。無論走到哪裏，安南都要與國會議員進行接觸，並廣泛加強與民間團體，尤其是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新千年伊始，安南抓住了一種設想，提議所有成員國的政府首腦於2000年初秋全體出席聯大會議，並且同意製定具體的發展目標。
安南知道，他不可以讓150多位總統和總理來做起草的工作。所以他讓魯傑寫出初稿並送交駐聯大的各國大使。魯傑再在出席聯大會議的這些大使們之間做工作，而大家也又一次達成共識。各個國家和政府首腦聚集在一起通過了“千年發展目標”，這些目標協調了全世界為發展所做的努力，明確了成功的內涵，並確定期限以促使相關各方實現具體的奮鬥目標。這些將在相關領域內產生長遠的影響。
結合日內瓦的人權計劃，他提出一份頗具闖勁的人權議程，並且任命前愛爾蘭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安南提出了“保護責任”的概念：在發生大規模的踐踏人權的事件時———比如種族屠殺———若一國政府無力或不願保護其人民，則國際社會有責任采取行動。2005年秋天舉行的聯大六十周年全球首腦峰會接受並批準了這一概念，這真是一個曆史性的突破。
安南還任命了一位預防種族大屠殺的特別顧問。安南意識到日內瓦的人權委員會並沒有非常有效地開展人權方麵的工作，太多的政府有相互包庇的傾向。他提議在聯合國係統中，以人權理事會代替人權委員會以加強人權工作，人權理事會將有不同的會員國遴選規則，並將要求每一位會員國都要與理事會緊密合作，同時這些會員國還需將其人權記錄加以檢閱。成員國已經通過了這一想法。
安南是支持“為保護平民而進行人道主義幹涉”的想法的，但他同時警告說：未經安理會授權而先發製人的軍事行動———如2003年美國和其他國家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樣———是從根本上對基於聯合國憲章的集體安全協定提出挑戰。他指出，我們正處於“十字路口”；他號召大家重新思考全球恐怖主義時代的集體安全問題。他成立了一個高級別小組，為21世紀的安全問題出謀劃策。
高級別小組的提議之一是擴大安理會的成員規模。安南已經連續幾年大膽地指出，目前安理會的構成反映了1945年地緣政治的現實，安理會需要變得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而在2005年秋天的聯大六十周年全球首腦峰會上，這個想法卻命途多舛。各成員國對規模擴大的具體方案總是不能達成一致。不過在安南執掌聯合國的這麼多年中，安理會確實開始直接聆聽民間社會團體的聲音，在各地進行實情調查，並且更多地聽取維和部隊派遣國的意見。聯合國維和行動裏裏外外的事情安南都非常了解；其中的長處與不足，他心裏也很清楚。而且他也知道，這些不足都需要我們加以特別的注意。他請通曉政治的阿爾及利亞前外交部長拉赫達爾·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卜拉希米和安南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在2000年發布的報告中建議對維和行動的策略、原則和操作上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這使得安理會成員國大量增加了維和行動的經費投入———聯合國維和行動部門的規模幾乎增加了一倍。
基於布特羅斯‐加利在枟和平議程枠中提出的概念，安南進而通過“和平建設”將維持和平的手段製度化、從而保護聯合國在維和行動中的巨大投入。他成立了聯合國和平建設委員會，於2005年秋天的聯大上得以批準。他大力支持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當踐踏人性的罪魁禍首無法在本國得以審判時，國際刑事法庭將對其進行審判。他運用國際性組織領導的影響成功地幫助建立了抗擊艾滋病、結核和瘧疾全球基金，為抗擊這些疾病募集了很多資金，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他曾親自前往華盛頓，就美國欠款一事直接與美國國會商談並最終達成償還協議，這就為聯合國創造了牢固的財政基礎。
他支持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全球權利，積極推進以色列成為其地區組織的一員———以色列後來確實加入了其地區組織———這也為以色列爭得了2005—2006年聯大副主席的位子。
得益於自身曾主管預算部門的經驗，在聯合國預算程序的結果上，他將關注的重點從收入轉到支出上來。作為曾經的人事部門主管，他全麵革新了聯合國的人事製度，創立了基於網絡的人員任用製度以及更利於讓職員在工作與生活間達成平衡的彈性工作製。他令高級工作人員的任命情況更加公平和透明，並且努力讓管理人員更有責任感。他委派了聯合國工作人員監察員並設立了聯合國工作人員學院。他加強了聯合國安全管理，任命了一名高級安全事務負責人。他結束了自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以來的，建立在數據化預算和管理信息上的工作方式，將聯合國在世界範圍的各種工作事務與同一個數據庫相連。
他重新製定了聯合國物品采購規則。他創立了道德規範辦公室（Ethi cs Offi ce），擴大了對高級工作人員財務公開的要求，同時保護揭發問題的人。
安南還在聯合國曆史上第一次頒布枟媒體指南枠，指出：每個聯合國職員其實都可以在其專業領域範圍之內與媒體溝通。
他還開辦了聯合國的網站，並將聯合國的各種文件通過互聯網免費提供給大眾。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我還忘了什麼。我肯定這裏說的並不是全部，但至少可以讓你們對安南這十年改革的廣度和深度有所了解。你們會理解，為什麼安南會作為一個改革型秘書長而留名青史。
第二任期A SecondTerm
頭五年過去得真快啊。對於我們這些在安南手下工作的人來說，他的第一段任期好像一個美好的夢。我們所喜歡和尊敬的那個人成為了秘書長，而意外而來的榮譽卻並不曾改變他。他還是那麼溫和與友好。他如此的平易近人，對友誼極為忠誠。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個全世界最難的工作崗位上取得了成功———而且他還讓這一切看上去並不那麼難！
我個人認為，他其實不應該追求連任。美國有句老話說：“激流勇退”。我覺得那對科菲·安南來說可能會是個好建議。在第一段任期的輝煌成就之後，我覺得最好的選擇就是離開。
此外，我知道他的夫人娜內是個喜歡安靜生活的人，她很希望恢複平凡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安南第一段任期的五年中，她幾乎不能畫畫兒了。如果他能和她一起回到原來的生活中快快樂樂地過日子，那該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