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說，周立波筆下的農村基層幹部形象就是生活本來的麵貌，事實上，從農村的"賴皮子"當上基層幹部，進而魚肉農民，迎合上級好大喜功的需要而不顧民情的事例大量存在，關於這一點，深深紮根於民間的趙樹理寫出來的作品要深刻得多，也尖銳得多。但周立波作為一個站在時代共名的立場上的知識分子，能塑造李月輝和劉雨生這樣的幹部形象而不是那種"高大全"的新型農民和當代英雄，不僅表現出他對自在自然的民間文化形態的尊重，也反映了作家個人身上善良、寬厚、天真的美好品格。出於這樣一種美好的主觀願望，小說主要畫麵裏沒有劍拔弩張的階級衝突（除了硬加的龔子元夫婦等"階級敵人"的故事，是明顯的敗筆），盛佑亭、陳先晉、王菊生等老農民形象都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作家首先從勞動的態度上熱烈地讚美了這些農民身上的優秀品質，他們幾乎都是在非人的勞動強度下開荒耕種，甚至付出了幾代人的血汗與生命，剛剛獲得一點微薄的土地，現在政府突然要求他們把田地、山林、家畜一律加入合作社，精神的鬥爭與感情的痛苦都是非常自然的。作家雖然出於政治立場不可能更深刻地寫出這種精神鬥爭的殘酷性，但也沒有從精神上人格上醜化他們侮辱他們，反而是從民間的角度寫出了他們身上淳樸的人情美，給以他們善良的同情。後來理論界把這些農民的藝術形象稱作為"中間人物"，其實在那個片麵誇大階級鬥爭的時代裏，文學創作中隻有這些"中間人物"才或深或淺地傳達出民間真實的聲音。
人情美、鄉情美和自然美，是這部小說所展示的主要畫麵，也可以說這裏隱藏了沈從文筆下的湖南大山深處民間社會的菁華。大量的民間傳說、鄉村風俗、自然風光都恰到好處地穿插在故事情節當中，看似閑筆，卻在豐厚的民間文化基礎上開闊了小說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題不是小說裏唯一要表達的東西。小說第一章寫了縣工作組下鄉推動合作化運動，女幹部乘小船隨著緩緩流水進入山鄉，隱含了外來政治風雨將席卷自在民間社會的征兆。小說敘事處處將兩付筆墨重疊起來，政治是一景，鄉情也是一景，而且是更加美好和本色的景致。如那個深深墜入情網中的胖姑娘盛淑君，對愛人的火辣辣的熱戀和複雜細膩的心理；如桂滿姑娘因吃醋與丈夫大鬧，鬧到丈夫服毒自殺，她還在一旁亂發脾氣的蠢相；如盛佳秀被丈夫遺棄後的患得患失，重新有了愛情後又變得溫順體貼等等，人生眾相，千姿百態，即便沒有合作化運動的穿針引線，也同樣展現了民間生活的豐富蘊涵。
第三章 《鍛煉鍛煉》的創作
也許並不存在著一個純粹的"民間世界"，也沒有一個純粹的民間文化形態，正如"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那樣，民間總是以低調的姿態接納國家意誌對它的統治、滲透和改造，同時它又總是從漫長歲月的勞動傳統中繼承並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難、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間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個包容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汙穢、苦難、野蠻卻又有著頑強生命力的生活空間，有關這個空間的文化形態，又總是能夠比較本色地表達出下層人民的生活麵貌和情緒世界。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創作強烈地體現著國家意誌和時代共名合流的意識形態，民間文化形態並不是作為這些意識形態的對立麵，而隻是一種藝術補充出現的，隻有當兩者發生激烈衝突，民間的立場遭到全麵否定的時候，它才會被迫以破碎的或隱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達自己的聲音。
在這個意義上，趙樹理的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趙樹理是"五四"以來新文學傳統的異端，他早年曾接受過新文學的影響，但很快就發現新文學傳統的圈子過於狹小，無法真正提供農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糧。他是屬於中國民間傳統中比較有政治頭腦和政治熱情的農村知識分子，他把民間傳統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自願當個"文攤文學家"7，完全出於自覺的選擇。這一方麵取個於他來自山西民間社會的家庭背景和浸淫過民間文化的熏陶8，更重要的是，他在戰爭的時代裏看到了農民將會在未來的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民間文化傳統也應該風雲會際，獲得複興9.所以他始終想繞過新文學傳統，將民間文化直接與實際的政治工作結合起來，他把自己的小說解釋為"問題小說"10，所謂"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11，都包含了這種意思。他所說的"起作用"，不僅僅是利用通俗方法將國家意誌普及遠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間的立場上，通過小說創作向上傳遞民間的聲音。這才是趙樹理擁有的一般民間藝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自覺的民間立場形成了趙樹理特有的敘事美學和藝術風格，他說："我寫的東西，大部分是想寫給農村中識字人讀，並通過他介紹給不識字人聽的。"12他時刻想的是"自己供給的精神食糧群眾能不能吃進去"13.必須了解趙樹理特殊的創作對象和創作觀念，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創作的美學意義。一般來說，文學藝術"為工農兵服務"是五六十年代作家共同所遵循的創作方向，但象趙樹理那樣，把自己的文學對象具體規定為"農村中識字人"（大約不會超過中學畢業的文化程度）和"不識字人"，應該說是很少見的。所以用新文學傳統的審美眼光，用一般知識分子理性的眼光，都無法從審美感情上認同和理解趙樹理的小說，甚至很難走進趙樹理藝術世界之門。趙樹理所要表達的，不是概念形態的農民，也不是藝術形態的農民，而是實實在在的山西農村日常生活當中的活人的具體感情，沒有一點兒的虛偽。他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創作的重要作品，雖然也表現出特定政治環境下的農村生活，但那是用民間的山泉洗過一遍的生活，顯現出民間的本色。《小二黑結婚》寫農民的自由戀愛，卻先寫一個三仙姑，因為愛情得不到滿足而裝神弄鬼的女巫，接著是農村流氓竊取村政權為非作歹，壓製青年農民的自由戀愛......把一個藏汙納垢的民間社會文化曆曆在目地展現了出來。同樣是寫土地改革運動，別的作家都是按土改政策文件鋪展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情節，而《李有才板話》、《邪不壓正》等卻土頭土腦地描述了農民在土改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心態和遭遇的尷尬事件，他總是緊緊盯著這塊土地上蠕動著的那些小人小事不放。如果按"階級鬥爭"的主流意識形態來衡量，如果用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的審美標準來衡量，趙樹理的小說怎麼也談不上"深刻"和"魅力"，但是，如果我們暫且放棄一下"五四"以來政治與藝術逐漸結合而成的一係列新文學批評標準：如"深刻性""典型性""史詩"等等，換一付農民的眼光，就不難理解趙樹理筆下所展示的魅力。
首先，趙樹理作為農民的代言人，他本能地發現，在農村，對農民最大的危害，正是農村"基層幹部是混入了黨內的壞分子"14（周揚語），如金旺那樣的地痞流氓，小元那樣的舊勢力跟屁蟲，小旦那樣隨風轉的地頭蛇，以及小昌那樣"輪到我來撈一把"的壞幹部......他的小說的矛盾衝突大都是圍繞這樣一批農村舊勢力和新政權結合的壞人而展開的，這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才會發現的問題。15他的創作曾被一些用所謂階級鬥爭的眼光來"深刻"看問題的人批評為"模糊了階級觀點"，16但如果從當時的農村實際生活鬥爭來看，趙樹理的小說何止深刻，可以說是相當尖銳地揭示了抗日根據地的農村的新的階級鬥爭和農民的願望。其次，趙樹理已經指明了自己創作的服務對象是文化程度相當低的農村讀者，所以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不能不遷就傳統的民間文藝手法，但他所表現的內容和藝術趣味則完全是新的，沒有為遷就大眾口味而利用通俗文學的庸俗手法。他所自覺追求的是讓老百姓喜歡看有政治內容的新故事，就必須注意到讀者的欣賞口味。他的小說敘事是用日常口語，一般現代小說注意到人物語言的性格化與口語化，敘述故事的語言則是書麵白話，而趙樹理的作品連敘事語言都是日常口語。趙樹理很少刻意追求方言土語以壯聲色，擅長運用樸素幹淨的口語來敘述故事，他也不刻意突出人物的性格語言，常常把敘述語言與人物語言混成一片，實際上是用民間口語高度統一的小說敘事，表現出內在的和諧和樸素。還有，趙樹理基本上不用現代小說刻畫人物的所謂典型化原則（即把人物放在各種矛盾衝突中展示其階級的內涵），他的小說從來不圍繞一兩個英雄人物轉，而是長卷似的平鋪展示群體的農民故事，逼真地寫出日常生活細節的過程，仿佛是聽一個民間說書人在鄉場上講村裏的故事，講得圓熟，瑣碎，說到哪個人物，那個人物就成為故事的中心，細細節節的過程很真實地被描述出來。如寫農民的心理盤算，就會具體地將一筆筆細賬小利都寫得清清楚楚，不熟悉農村生活的人讀了也許會不耐煩，但在農民讀來或聽來，不僅真實可信，如臨其境，還很容易引起同感和共鳴。這可以說是一種細節的現實主義，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並不缺乏這個傳統。如果比較周立波與趙樹理兩人的風格，周立波是刻意向民間學習，用知識分子的理想化寫出了民間社會的"桃花源"，而趙樹理則本來就是民間社會中的一名藝人，不過是用他生命的本相展示民間社會生活的本來麵貌，可以說他是真正做到了與農民及農村生活的無間無隔。
認識了趙樹理的藝術追求，才可以進一步把握他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創作意義及其悲劇性的命運。總的來說，趙樹理在五六十年代的創作成就不及以前，這一點，同樣來自解放區的作家孫犁有過很好的論述。他說趙樹理在50年代初進北京後的情況："這裏對他表示了極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覽在這新解放的急劇變化的，人物複雜的大城市裏。不管趙樹理如何恬淡超脫，在這個經常遭到毀譽交於前，榮辱戰於心的新的環境裏，他有些不適應。就如同從山地和曠野移到城市來的一些花樹，它們當年開放的花朵，顏色就有些暗淡了下來。......他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活潑的力量。"17"青春活潑"的喪失意味著民間精神的失落。由於趙樹理自覺而本色地代表了農民的立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戰爭環境下，為了有別於知識分子視角下的新文學敘事立場，他的創作受到了高度的推崇，一度被譽為"趙樹理方向"。但隨著戰爭的勝利，新的國家意誌構成了新的時代共名，對農民也有了進一步的要求，農民的本來立場及其文化形態並不總是與時代共名相一致的。這時候，本色的趙樹理不能不陷入創作困境。描寫土改時期農民故事的《邪不壓正》已經與別的土改題材的作品在宣傳政策文件上顯出了差異；《三裏灣》雖然是第一部描寫合作化運動的小說，但故事情節發展很勉強，遠不及後來的《山鄉巨變》和《創業史》那樣理直氣壯地宣傳國家的農業合作化政策；連歌頌新婚姻法的《登記》，也不能象當年的《小二黑結婚》那樣深刻地展示民間文化狀態和揭露農村基層的壞人壞事。1958年農村"大躍進"運動，由於指導思想違背了農業生產的基本規律，各級領導盲目地誇大農業產量，以迎合好大喜功的國家意誌，結果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帶來了生死攸關的嚴重破壞。彭德懷元帥從農村收集的民歌有這樣的歌詞："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18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勞動力分配的混亂和對農民的絕望。但是，當時真實的生活是不允許被反映被揭露的，相反，文藝界一方麵積極提倡所謂"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19的創作方法，另一方麵也相應發起批判"修正主義文藝思想"20的運動，真實描寫現實生活的創作非但不可能發表，而且還會給作家帶來禍害，所以，當時許多歌頌"大躍進"的文學創作和所謂"民歌"，不能不是對現實生活的歪曲性的描寫。但趙樹理就在這時候發表了短篇小說《鍛煉鍛煉》21。理解這篇作品是比較困難的。首先我們應該了解一些背景。趙樹理作為一個自覺的農民的代言人，他目睹了"大躍進"過程中實際存在的問題不可能沒有反應。1959年，他寫了《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一文，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對農村工作的看法。文章交給當時的中共黨刊《紅旗》雜誌，但尚未發表就發生了中共"廬山會議"錯誤批判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趙樹理的這篇文章被雜誌轉到中國作家協會，當作"右傾思想"的代表進行批判。1962年政治形勢略為寬鬆的瞬間，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舉行"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趙樹理在會上發言，他很激動地講到農村的一些情況後，說："60年簡直是天聾地啞"22。這句話當時看來非常尖銳，也表達出這位中國農民的忠實兒子極為悲愴的心理。《鍛煉鍛煉》寫於1958年，正是"大躍進"的高潮期間，與農民血肉相連的趙樹理不會不敏銳地發現中國農村正處於這"天聾地啞"的前期。當時的文藝界剛剛經過"反右運動"，表麵上一片鶯歌燕舞，暗地裏卻一片心驚膽戰，趙樹理不可能也不會被允許寫出農村真實情況。所以《鍛煉鍛煉》也利用了當時一般文學創作慣用的歪曲生活真實的方法，曲折地反映出作家的民間立場。
這篇小說的題目就很奇怪，誰需要"鍛煉鍛煉"？原來農業社副主任楊小四是個青年人，老主任王聚海認為他還年輕，還需要"鍛煉"，但在一次強迫農民出工勞動的"當家"過程中，楊小四表現出非凡的工作能力，所以，老主任受到了批評。從趙樹理當時談的創作體會，似乎也是這樣的創作動機。但是，當我們仔細讀這個文本，就會發現它所描寫的真實生活場赴的意義，大於作家所申明的主觀意圖。他是怎樣來描寫楊小四的"鍛煉"過程的呢？小說著重寫了兩個落後的"農業社員"，一個外號叫"小腿疼"，一個叫"吃不飽"，這兩個外號似乎暗示了農民勞動積極性低下和生活待遇的低下。合作化以後，農民的土地交了公，勞動也成了集體性的勞動，每天由領導安排具體勞動任務，在勞動力短缺和勞動積極性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不參加勞動的人就會受到嚴厲批評。小說就從楊副主任如何整治這兩個落後農民寫起。第一個衝突高潮是楊副主任利用大字報的形式公開批判這兩個社員，於是引起了"小腿疼"大鬧社辦公室，但終於被幹部利用法律和政權的力量所製服。小說是這麼描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