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五娘是劇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裏許多婦女身受的深重苦難，體現了中國婦女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傳統美德和克己待人的犧牲精神。蔡伯喈是一個軟弱動搖的知識分子，他被迫屈從權勢，生活在富貴之中，內心卻充滿痛苦。他希望忠孝兩全，結果卻忠孝兩不全。這個悲劇形象暴露了封建道德自身的矛盾及其不合理性。劇中牛氏以賢惠著稱，但是以她為主的幾場戲充滿了令人生厭的封建說教。張大公古道熱腸、扶危濟困，反映了中國古來民間的睦鄰風尚。劇中人物各具性格，五娘、伯喈、張大公、蔡公、蔡婆都寫得有血有肉，情態逼真。
《琵琶記》被稱為戲文中的"絕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它描寫人情，真實細膩，婉轉曲折，能深深打動讀者。劇中雙線交錯發展，以富襯貧，以喜襯悲，二者成鮮明對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時代的社會矛盾，加強了悲劇的氣氛，文詞以本色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貞說："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回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藝苑卮言》）傳說高明寫劇本時，"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表明他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認真的。
《琵琶記》是把民間戲文與文人創作結合起來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戲創作提高到藝術上比較成熟、能為雅俗共賞的新階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讚賞，獲得不同階層人們廣泛的愛好。自它以後，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紛紛起而製作戲文，以致蔚然成風。《琵琶記》成為南戲創作的範本，獲得"曲祖"（魏良輔《曲律》）、"南曲之宗"(黃圖□《看山閣集閑筆》)的稱譽，對後世的戲劇創作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它還被譯為法文、日文，傳播國外。中國戲劇家協會曾於1956年在北京召開關於評價、整理《琵琶記》的討論會。
《琵琶記》的傳本很多，《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收有清陸貽典鈔本《蔡伯喈琵琶記》，是保持古本原貌較好的本子。明嘉靖蘇州坊刻巾箱本與此相近。1958年在廣東揭陽出土的嘉靖寫本，也屬"元本"範疇，是今存最早的藝人演出本。其餘均經後人刪改，與原本差異較大。據《南詞敘錄》載，高明還有《閔子騫單衣記》戲文一部，今無存。
高明的詩文集,有《柔克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廣生曾輯其詩49首,詞1首，刊於《永嘉詩人祠堂叢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後記》、《孝義井記》、《華孝子故址記》、《烏寶傳》等多篇,散見於《玉山名勝集》、《黃岩誌》、《常州府誌》、《南村輟耕錄》等書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