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百度“李笠”，結果有兩位人物。一位是當代詩人、翻譯家，一九六一年出生，尤以翻譯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詩聞名；另一位則是生活在民國時代的學者，詩人李笠出生的第二年，他已離世。
可惜，在當今這個年代，不管是詩人還是學者，都不是文壇學界引人注目的明星。尤其生活在民國的學者，早淡出人們的視野。沈建中為著名學者施蟄存編輯《北山談藝錄續編》的時候，施先生特地拿出李笠《蟄存詞長饋虎肉詩以謝之》一詩手稿，交代要收在書中。他在《憶雁公贈詩》中說：“雁公為一代學問家，老人辭世已多年，如今卻鮮為青年學人所提及，故檢出雁公昔年贈餘墨跡，重溫舊誼，並供刊布，聊表懷念之忱。”
李笠，字雁晴，一八九四年一月生，浙江瑞安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與施蟄存同在廈門大學任教。時逢戰亂，廈門大學內遷至福建長汀。一日，施蟄存授課後閑步市集，遇有虎肉出售，便購得一臠，煮熟後盛了一碗送給李笠品嚐，並附《汀州市上得虎肉自烹之以一臠餉李雁晴媵以小詩》：“乙威遽失葭中勢，九沸翻成席上珍。遣與一臠堪左截，槐齋食譜門尖新。”過一日，李笠回贈一詩以謝，《蟄存詞長饋虎肉詩以謝之》：“腥風昨夜襲行廚，別館驚逢席上腴。理疾但教嚐一臠，（餘患胃疾，屢思食虎肉，未果。）假威誰複問群孤。斑摧匕箸歡捫腹，色變笑談怕捋須。多謝愚山相饋贈，助吾詩思益吾迂。”
而我了解李笠，始於張秀民著《中國印刷史》。一九八四年，七十七歲的張秀民曆經數十寒暑，終於完成《中國印刷史》。是書序言中，談及李笠對他的影響：“初，餘在廈門大學肄業時，受瑞安李笠（雁晴）先生的啟發，對圖書目錄學發生興趣。隻要不上課，就進圖書館（集美樓）書庫，自由閱覽圖書。發表過兩篇有關版本目錄的文章，由李師寄交給當時北平圖書館徐水袁同禮（守和）副館長，袁先生看可以後，即由館方名義來信謂：‘新館落成（今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需人，望速來。’於是未及行畢業禮，就到館，時為一九三一年七月初。”當時，北平圖書館不僅發揮了一個公共圖書館的職能，而且致力於辦成一個學術研究機構，聘請謝國楨、劉節、向達、趙萬裏、賀昌群、孫楷第等人從事各種研究。“在這種濃厚的學術空氣中，自然受到熏陶切磋之益，也堅定了寫印刷史的決心”。我素有收集“書之書”的嗜好，張秀民的一席話使我對這位鄉前輩產生了興趣，並搜得所著《定本墨子間詁校補》《三訂國學用書撰要》《文學概論講義》，甚為寶之。
李笠出身貧寒，幼年喪母，九歲才上小學，靠親戚資助讀了中學。因“無力備置課本，則手自繕寫，雖巨帙之西文通史及附圖表之理化生物，並摘其都凡，識其要旨”。中學畢業後，一邊在家塾教書，一邊刻苦自學。所以，被稱為自學成才的學者。十一二歲的時候，李笠曾聽過孫詒讓的演講，後又有緣入玉海樓，得讀孫氏藏書及手稿，學業大進。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初版《定本墨子間詁校補》即是讀孫詒讓《墨子間詁》所得，是書敘提到“私淑孫氏”這一層關係：“笠丱年受書，便私淑孫氏，甲寅之歲，初讀《墨子間詁》，輒為舉正數字。辛酉春月，館邑之南鄙，索居無聊，取定本間詁，與聚珍本畢刻本對勘，互有不合，定本之挩偽尤多。……盡校書掃葉之功，伸大儲未竟之緒。”楊樹達為同年出版的《史記訂補》作序亦談及李笠嚐讀玉海樓藏書，“往者杭縣友人馬君夷初語餘，瑞安有績學士李君雁晴，盡讀其鄉前輩孫氏仲容玉海樓藏書，專治太史公百三十篇，卓有心得，餘心識之”。
但對於“私淑孫氏”“盡讀玉海樓藏書”之說，卻曾遭非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有讀者投書《甌海公報》，就此鄙視李笠沽名釣譽，並說李笠結交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才得大學教習之位。張宋廎和錦湖老漁（據考此人為與李笠並稱“瑞安十大才子”之一的宋慈抱）聞訊先後投入辯論。張宋廎力挺李笠：“李固捧孫，在於闡述其學說，實非援孫以揚己，至於外人誤會，以李為孫之弟子，或以其崇孫之故。吾曾見李作《籀廎學會宣言書》，有‘學不傳弟子’之語，是尤足證李無對人自稱為孫氏弟子之鐵證也。”一九二四年，李笠與周予同、宋慈抱、李孟楚、伍叔儻、梅冷生等二十人發起籀廎學會，倡議整理籀廎遺著、設立籀廎圖書館。錦湖老漁讚同張宋廎的說法，卻又透露自己撰《書籀廎遺文後》曾引起李笠的不滿，借錦湖老漁之口說：“《書籀廎遺文後》以討論學術之善意，與彼忠告，何雁晴於他人之是者苛加備責，於一己之非者曲為回護，其心術邪正可知，其言論是非，豈足辯哉！”
其實，一九二四年底李笠受聘廣東大學中文係教授是由易培基、陳鍾凡推薦。當時，李笠《墨辨止義辨》《國學用書概要》等論文刊載於《東方雜誌》後，受到了學界關注。一九二五年暑假後，李笠轉任於中州大學。一九二八年，又流轉於廈門大學。張秀民即是李笠此時的學生。李笠授以《漢書·藝文誌》，張秀民由此發生對目錄版本學的興趣。一九三〇年，李笠赴武漢大學任教，與朱東潤同事。《朱東潤自傳》中提及伍叔儻、朱維之、夏承燾、王季思等多位溫州人，對李笠的印象最好。他說，李笠“自學出身，長於目錄、校勘這套學問。對於我的幫助很大。我為了準備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講稿，首先要搞資料。因此不斷地向任戇忱、李雁晴這兩位請教。任先生主要是搞版本的，李先生卻更注重實用，因此對我的幫助更大。雁晴說‘隻要是必需的，無論書價多貴，就得買下。要是版本沒有特別價值，那麼鉛印本、石印本都不妨收進。’我的餘款有限，所以就跟著雁晴走”。那時候，武漢大學教師常在武昌舊書店走動的，第一是任戇忱，第二是李笠，第三是陳登恪，第四是朱東潤。朱東潤視李笠為“益友”，保持了終身友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伍叔儻推薦朱東潤出任山東大學中文係主任，朱東潤曾邀請李笠同往。朱東潤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出任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把李笠從南開大學調來以充實語言教研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