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艱辛的童年，缺少更幸運的莫紮特周圍的那種家庭溫情。從一開始，生活對他就顯得猶如一場悲慘而冷酷的戰鬥。父親希望利用貝多芬的音樂天賦，把他當個小神童去展示。四歲時，父親把他長時間地釘在羽管鍵琴前，或者給他一把小提琴把他關在屋裏，用功課壓得他精疲力竭。這差點就讓貝多芬永遠失去對藝術的興趣。父親不得不采用暴力迫使貝多芬學習音樂。因為物質方麵的擔心，掙錢糊口的憂慮，過早的工作擔子，貝多芬的青年時代令人悲傷。十一歲時，他加入劇院的管弦樂團；十三歲時，他成為管風琴樂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敬愛的母親。“她對我非常好，非常值得愛，是我的好朋友！噢！當我能夠說出母親這一溫柔的稱呼，而她又能夠聽到時，誰比我更幸福？”1787年9月15日，從奧格斯堡寫給沙德大夫的書信。（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第2封）母親死於肺結核；而貝多芬認為自己也患上了同樣的疾病；他已經常常感到不舒服，在病痛之上又加上比病痛更難忍受的一份憂鬱。他後來（1816年）說：“不懂得死亡的人是一個可憐的人！在我隻有十五歲時，我已經懂得了死亡。”十七歲時，他成為一家之主，負擔起兩個弟弟的教育；他為不得不懇請酗酒且無能力持家的父親退休而感到羞愧：人家把父親的退休金交給兒子，以免父親把錢揮霍掉。這些傷心事在他身上留下一記深深的烙印。他在波恩的一個家庭裏找到了體貼的支持，這個家庭，布羅伊寧一家對他終身都是寶貴的。可愛的“洛爾興”，即埃萊奧諾蕾·德·布羅伊寧，比他小兩歲。他教她音樂，也是他，把她領入詩歌之門。她是他的童年的女伴；或許他們之間有過一段相當溫柔的情感。埃萊奧諾蕾後來嫁給了韋格勒醫生，他是貝多芬的摯友之一；且他們之間存在的一段平和的友情直到最後都沒有中斷。韋格勒和埃萊奧諾蕾的那些嚴肅而真誠的信和忠實的老朋友給善良的、親愛的韋格勒的那些信就是證明。當三個人都上了年紀時，友情愈加令人感動，內心的青春活力並沒有減退。我們在《信函》中引用了其中的幾封信。
貝多芬還找到了一位朋友和導師，他的老師，傑出的克裏斯蒂安·格特羅布·內弗，其高尚的道德對貝多芬的影響並不亞於他的廣泛的藝術才能。
盡管貝多芬的童年如此悲傷，但他對童年，對度過童年的地方卻一直保留著一種溫柔和傷感的回憶。被迫離開波恩，並在維也納度過幾乎一生的他，在這座無聊的大城市及其死氣沉沉的近郊，從來沒有忘記萊茵河河穀和這條令人敬畏的父親般的大河，如他所說“我們的父親萊茵河”。
的確，這樣鮮活，幾乎就是活生生的人，如同一個巨人的心靈，經曆了數不清的思想和力量，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萊茵河流經美妙的波恩的那一段更美、更有力和更溫柔，它用一種溫存的強大力量滋潤著鬱鬱蔥蔥、鮮花盛開的河堤。在那兒，貝多芬度過了人生最初的二十年；在那兒，他的夢想在年輕的心裏形成——在這些懶洋洋地漂在水上的草場裏，長著籠罩在霧中的楊樹、灌木和柳樹，還有果樹，它們把根紮進寂靜而湍急的水流中；村莊、教堂，甚至墓地，慵懶而好奇地關注著河岸；而在地平線上，青色的七峰在天空勾勒出它們那動蕩不安的輪廓，峰頂上廢棄的古城堡的剪影嶙峋而古怪。他的心永遠眷戀這塊土地；直到最後一刻，他都夢想著重新見到它，卻一直沒有實現。“我的故鄉，我出生的那塊美麗的地方，總是和我離開她的時候一樣漂亮，一樣清晰地浮現在眼前。”1801年6月29日，寫給韋格勒的書信。（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第14封）
法國大革命爆發了；它開始席卷歐洲，也占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一個發源地，貝多芬1789年5月14日在這裏注冊成為學生，上著名的奧伊洛格·施奈德講授的德國文學課——施奈德後來成為下萊茵省的檢察官。當人們在波恩得知巴士底獄被攻克時，施奈德在講台上讀了一首充滿激情的詩，掀起了學生們的熱情。詩的開頭是這樣的：“專製主義的鎖鏈被打碎……高興吧人民！……”次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詩集。下麵是典型的一首詩：“鄙視宿命論，折斷愚蠢的權杖。為人權而戰鬥……啊！任何王公的侍從都不可能做到。需要自由的心靈，與其諂媚，他們寧愛死亡，與其受奴役，他們寧愛貧窮……要知道在這樣的心靈中，我的心靈不會是最後的。”我們在認購人中看到了“貝多芬、霍夫穆希庫斯”和布羅伊寧一家人的名字。參見Karl Nef，Beethovens Beziehungen zur Politik（載Sonntagsblatt der Basler Nachrichten， 第26、27、28期，1923年7月1、8、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