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獨立戰爭而激動。1813年，他寫了一部《威靈頓之勝利交響曲》亦稱《戰爭交響曲》。威靈頓（1769—1852），英國著名的軍人和政治家。他在滑鐵盧擊敗拿破侖，成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譯者注；1814年初，他寫了一部尚武的合唱曲：《德意誌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麵對一幫君王聽眾，他指揮演奏了一部愛國主義歌曲：《光榮的時刻》。而1815年，他為攻陷巴黎譜寫了一部合唱曲：《大功告成》。這些應時之作給他帶來比其餘所有作品更多的名譽。布萊修斯·赫費爾根據一個法國人勒特羅恩的素描完成的木刻，和弗朗茨·克萊因（Franz Klein）1812年用貝多芬的臉翻製的麵模是維也納會議時期貝多芬的活生生的寫照。這張獅子臉牙關緊閉，帶著憤怒和痛苦的皺紋，其主要特征是意誌——一種拿破侖的意誌。此人在耶拿戰役德國中東部城市，拿破侖1806年在這裏打敗普魯士軍隊。——譯者注之後談論拿破侖時說：“真不幸，我不像懂音樂那樣懂戰爭，否則我會打敗他！”
但是，他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我的王國在空中，”正如他給弗朗索瓦·德·布倫斯維克的信中所說。在維也納會議期間，他給考卡的信中寫道：“我不向你發表對我們的君主和他們的政體的任何看法。在我看來，精神的帝國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寶貴的：這對世俗的和宗教的所有王國來說都是首要的。”
緊隨這段榮耀時光的是最悲慘的時期。
維也納從未善待過貝多芬。像他那樣一位驕傲而不受約束的天才，不會喜歡待在這座矯揉造作、觀念世俗的城市，瓦格納也無情地表示過對這座城市的蔑視。“維也納不就說明一切嗎？德國新教的痕跡都被抺去，甚至失去了民族風格，被意大利化了。德國精神，德國的舉止和風俗被來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條文解釋……帶著一份偽造的曆史、一個偽造的科學、一個偽造的宗教的國家……一種淺薄的懷疑主義，它能夠摧毀和埋葬對真實、信譽和獨立的愛……”（瓦格納：《貝多芬》，1870年）
格裏爾帕策寫道：出生在奧地利是一種不幸。19世紀末在維也納生活過的德國偉大作曲家們都深受這座沉湎於勃拉姆斯的偽經的城市之苦。布魯克納在這兒的生活是一場長期的苦行。胡戈·沃爾夫在被壓垮之前曾痛苦地掙紮，對維也納表示了無情的審判。貝多芬不失時機地要離開這裏。大約在1808年，他曾認真考慮過離開奧地利，去威斯特法倫國王熱羅姆·波拿巴的宮廷。熱羅姆·波拿巴國王給貝多芬提供六百杜卡托金幣的終身薪金和一百五十杜卡托銀幣的旅行補貼，條件是為他單獨演奏幾次，並指揮他的室內音樂會，這些音樂會不太長，也不太頻繁（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第49封）。貝多芬差一點就去了。但是維也納的音樂資源豐富；應該承認，這裏總有高尚的音樂鑒賞者能夠感受到貝多芬的偉大，能夠讓他們的國家避免蒙受失去貝多芬的恥辱。1809年，三位最富有的維也納領主：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皇太子、洛布科維茨親王和金斯基親王承諾每年支付給貝多芬四千弗羅林，唯一的條件就是他留在奧地利。他們說：“鑒於人隻有不受任何物質匱乏之困擾，方可完全獻身於他的藝術，且唯有於此種境況下，方可創造出屬於藝術之榮耀的非凡作品，承諾者決心讓路德維希·範·貝多芬不虞匱乏，遠離可能有礙他發揮才能的貧困的阻礙。”
遺憾的是結果與承諾不符。這筆年金遠沒有如約支付；很快，它就完全停發了。另外，1814年會議後，維也納改變了特色。社會因為政治而疏遠了藝術，音樂趣味被意大利派搞壞了，而完全屬於羅西尼的時尚則把貝多芬看作老朽。羅西尼的《唐克雷迪》足以動搖整個德國音樂的大廈。據埃哈德記載，鮑爾費爾德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1816年維也納的各個沙龍中流傳的這一評價：“莫紮特和貝多芬是老朽；上個時代的愚蠢給他們好評；從羅西尼開始，人們才知道旋律是什麼。《費德裏奧》是垃圾；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去自找乏味。”
貝多芬作為鋼琴演奏者在1814年舉行了他的最後一場音樂會。
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散去的散去，死亡的死亡：金斯基親王死於1812年；李希諾夫斯基死於1814年；洛布科維茨死於1816年。拉茲莫夫斯基，貝多芬曾為他寫了美妙的四重奏拉茲莫夫斯基伯爵是俄羅斯駐奧地利的公使，貝多芬受他委托，寫了《拉茲莫夫斯基四重奏》，也叫《俄羅斯四重奏》。——譯者注，作品第59號，在1815年2月舉行了自己的最後一場音樂會。1815年，貝多芬與他童年的朋友，埃萊奧諾蕾的哥哥斯特凡·馮·布羅伊寧失了和氣。同年，貝多芬失去了自己的弟弟卡爾。他在給安托尼亞·布倫塔諾的信中寫道：“他如此地珍愛生命，我卻如此地自願放棄我的生命。”他自此形單影隻。他和瑪麗亞·馮·埃多迪伯爵夫人的感人友誼除外。她同貝多芬一樣一直忍受著痛苦，染上不治之症。1816年她又驟然失去了獨生子。1809年貝多芬把他的兩個三重奏，作品第70號，題獻給她。1815年至1817年，他又把自己的兩部大提琴大協奏曲，作品第102號，題獻給她。他在1816年的筆記中寫道：“我沒有一個朋友，在世上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