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後來說，他想在《第十交響曲》中完成“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的和解，這是歌德希望在他的《浮士德II》中完成的”。，《以巴赫命名的序曲》，為格裏爾帕策的《梅呂絲納》主題是一個戀愛的、任性的騎士和一個仙女的傳奇故事，他因為自由的憧憬而痛苦。這首詩和《唐豪賽》（譯者按：瓦格納的名歌劇）有類似的地方，貝多芬1823年至1826年間為此工作。（參見A.埃爾哈特：《弗朗茨·格裏爾帕策》，1900年）、克爾納克爾納（1791—1813），德國愛國主義詩人，1813年曾參加反抗拿破侖的解放戰爭。——譯者注的《奧德賽》和歌德的《浮士德》譜曲貝多芬從1808年就有為《浮士德》譜曲的計劃（1807年秋季，《浮士德》的第一部，以“悲劇”為名剛剛出版）。這是他最珍愛的計劃。，《掃羅和大衛》均為《聖經》中的人物。掃羅少年時曾被先知撒母耳選定為以色列王。後來撒母耳欲讓大衛代替掃羅。掃羅嫉妒大衛，大衛出走。——譯者注的聖劇，這一切均表現出他的思想被引向德國往昔的巨匠——巴赫、亨德爾；更被引向陽光明媚的法國南部或者他夢想遊遍的那個意大利。“法國的南方！就是那兒！就是那兒！”（柏林圖書館的筆記本）。“……從這兒出發。以這唯一的條件，你將能夠再次把自己提升到藝術的更高境界……一部交響曲，然後出發，出發，出發……夏季為旅行工作……和其他幾個藝術家一起遊遍意大利、西西裏。”
施皮勒醫生1826年見過貝多芬，他說，貝多芬變得快活而開朗。同一年，當格裏爾帕策和貝多芬最後一次談話時，是貝多芬給垮了的詩人以活力。詩人說：“噢，我哪怕能有一點點你的力量和堅定就好了！”這是艱難的時代：君主製的反動勢力壓製思想。格裏爾帕策悲歎道：“審查製度扼殺了我。如果想說話，自由地思考，就必須去北美洲。”但是沒有任何權勢能夠鉗製貝多芬的思想。“詞語被束縛，可聲音幸好還是自由的，”詩人庫夫納在給貝多芬的信中寫道。貝多芬是偉大的自由之聲，或許是當時德國思想的唯一的聲音。他感覺到這一點。他經常談到注定由他通過他的藝術“為可憐的人類”，為“未來的人類”履行的職責；談論為人類謀利益，給它勇氣，喚醒它，痛斥它的懦弱。他在給侄子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時代需要強有力的精神，以鞭策那可悲的人們。”米勒醫生1827年說：“貝多芬總是自由地，甚至是當眾發表對政府、警察、貴族的看法。”在他的那些《談話簿》裏（1819），我們讀到這些令人吃驚的話：
“歐洲的政治走上了這樣一條路，現在沒有金錢和銀行就不可能做什麼事情。”
“執政的貴族什麼也沒有學會，什麼也沒有忘記。”
“五十年後，各處都將形成共和製。”警察知道他，但是就像對待無害的空想一樣容忍他的那些批評和諷刺；因此也就讓這位具有非凡光輝的天才得到安寧。1819年，他差一點被警察盯上，因為他高聲說：“說到底，基督隻是一個被釘上十字架的猶太人。”他當時在寫《D大調莊嚴彌撒》。這足以說明這些宗教靈感的自由。（關於貝多芬的宗教觀點，參見泰奧多爾·馮·弗裏梅爾的《貝多芬》，第三版，Verlag Harmonie出版；Beethoveniana，第二卷，“Blchinger”一章，Georg Müller出版。）貝多芬也同樣持有自由的政治觀點，強烈抨擊政府的缺點。他尤其指責政府專橫、奴性，指責被冗長的程序束縛著的司法機構，警察的虐待，扼殺任何個人原創性，讓行動僵化的無活力的和古怪的官僚主義，持續地竊取國家最高的職位的一個沒落的貴族的特權。從1815年起，他的政治傾向是同情英國的。申德勒說，他貪婪地閱讀議會的報告。他十分熱衷於英國的反對黨。1817年來維也納的英國的樂隊指揮希普裏亞·波特說：“貝多芬用所有可能的汙辱的字眼痛罵奧地利政府。”他渴望去倫敦，以便看到下議院。他說：“你們英國人有頭腦。”
因此，什麼都不能使這種不可遏製的力量屈服。這種力量現在似乎以痛苦為樂。在最後幾年中創作的音樂盡管是在艱難的環境中完成的諸如侄子的自殺。，卻經常帶有嘲諷的、英雄主義的蔑視和歡樂的全新特點。在死前的四個月，1826年11月，他完成的最後樂章：《四重奏》即貝多芬《第十三降B大調弦樂四重奏》。這首四重奏原來的終曲因過於冗長而成為獨立的一首（《降B大調大賦格曲》，作品第133號）。——譯者注，作品第130號，新的“終曲”是非常輕快的。事實上這種輕快不是人人都有的那種。它時而是莫舍萊斯所說的那種陣陣的刺耳的笑；時而是由那麼多被戰勝的痛苦組成的動人心弦的微笑。沒關係，他是勝利者。他不相信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