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佛羅倫薩國家博物館，有一尊大理石雕像，米開朗琪羅稱之為“征服者”。這是個裸體男子，身體曲線完美，卷曲的頭發貼在平板的額頭上，筆直站立著，一條腿的膝部壓在一個滿頜胡須、蜷縮身體、頭部如同一頭牛似的向前伸著的囚犯的背部。而征服者並不正視囚犯。本應鞭打囚犯，他卻停下，那憂傷的嘴角和遲疑的眼睛移離目標。他的一隻手臂向肩膀折回，身體往後退：他不再需要勝利，勝利讓他厭惡。他獲勝了，同時也戰敗了。
這種英雄式的遲疑，這個翅膀碎裂的勝利之神，是米開朗琪羅所有作品中唯一一個直至他去世仍被保留在他佛羅倫薩工作室中。丹尼爾·德·伏爾泰身為米開朗琪羅的知己，極其了解他的思想，曾想以此來裝飾他的靈柩台——因為，這尊雕像就是米開朗琪羅本身，也是他整個一生的代表。
痛苦是無盡的，它以各種形式出現。有時它因外物，如貧困、疾病、命運的不公正及人類的不友善，蠻橫且隨意地滋生。有時它寄居於人類身體本身。這樣一來，它雖然可悲但卻不可避免，因為人們無法選擇他的存在，雖然人們沒有要求過生存，也沒有要求過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生存。
後一種形式的痛苦便是米開朗琪羅的痛苦。他擁有力量，也幸運地擁有戰鬥的能力並能成功取得勝利，他獲勝了。可是那又怎樣？他不需要勝利。這不是他想要的。——哈姆雷特式的悲劇！一個天生的英雄卻不希望自己是個英雄，有著與生俱來的激情卻不需要激情，這是多麼讓人心碎的矛盾！
人們可不要以為我們在許多種別的偉大之外，在此更發現一種偉大。從來都沒有人會說，一個人如此的偉大，以至於世界都無法讓他滿意。不滿足感不是偉大的標誌。即使是偉人們，如果缺少生靈與世間萬物之間、生命與生命規律之間的和諧，亦算不得偉大，反而是一種弱點。為何要企圖掩蓋這弱點呢？難道脆弱的東西就不值得關愛？相反，它更值得關愛，因為它更加需要關愛。我不會樹立那些難以接近的英雄們的雕像。我痛恨膽怯的理想主義，它無視生活中的苦難和靈魂的脆弱之處。那些太容易被夢想與甜言蜜語欺誑的人們，應該被大聲告知：英雄的謊言隻是怯懦的表現。世界上隻有一種英雄主義：依照世界的原樣來審視它，來愛它。
這裏我要闡釋的命運的悲劇，是它所呈現出來的天然的痛苦的畫麵，這種痛苦來自於人內心深處，不斷地折磨著人類，在將他打垮之前不會離開。這個偉大人類最強大的類型中的一種，一千九百年來，便用它痛苦的呼叫聲和對信仰的呼籲聲充斥著我們西方世界：這便是基督教徒。
未來的某一天，世界末日之時（如果對人類地球的記載仍被保存），那些還幸存的人們，將帶著欽佩、恐懼和同情之情，就像但丁俯在地獄第八層的火坑旁那樣，對已不複存在的人類的毀滅倍加關注。
可誰還能比我們更深地感受到這點？當我們還是孩童時，我們看到那些自己最親的人之間互相殘殺而陷入不安；我們的咽喉諳熟基督徒們的悲觀主義給我們所帶來的刺激而令人心醉的味道；當我們曾懷疑、躊躇時，費了多大的勁，才不至於和旁人一樣墮入虛幻之中。
上帝啊！永恒的生命啊！你給那些處處無法生存的人們創造了避難所！信仰，往往隻是因為對生活缺乏信心，對未來缺乏信心，對自己缺乏信心，對勇氣缺乏信心，對快樂缺乏信心……我們明白，您那痛苦的勝利建立在何其多的失敗之上！
而正因如此，我愛你們，基督徒們，因為我同情你們！我同情你們，也欣賞你們的憂鬱。你們讓世界傷悲，但也讓世界更美。如果你們的苦痛不複存在，世界也將更加貧瘠。在這個滿是怯懦者的世界，人們在痛苦麵前戰栗著，並吵鬧著要求得到自己幸福的權利，而這幸福往往隻是讓別人不幸。我們要敢於直麵苦痛並敬仰苦痛！歡樂值得歌頌，痛苦同樣應該被歌頌！這兩者互為姐妹，兩者都是聖潔的。她們鑄成了世界，也充斥著偉大的靈魂。她們是力量，她們是生命，她們是上帝。不愛這兩者的統一體便是對兩個個體的拋棄。體驗過這兩者的人才懂得生活的價值和離開生活時的甜蜜。
米開朗琪羅
米開朗琪羅是佛羅倫薩的自由民。當時的佛羅倫薩，宮殿陰暗，高高聳立的塔如同噴泉直衝天際，山丘延綿瘦削：山丘上那些黑色的、紡錘狀的小柏樹連同那像銀白色的圍巾、如海濤般波動著的橄欖樹，被精致地刻畫在紫羅蘭色的天空；當時的佛羅倫薩，擁有高深的優雅。在那，洛倫佐·德·美第奇帶著一張具諷刺意味的、蒼白的臉龐，馬季阿韋爾張著狡猾的大嘴，一頭淡金色頭發的波提切利所創作的《春》和略帶萎黃色的維納斯雕像，都彙集在一起；當時的佛羅倫薩，狂熱、野心重重、嚴重神經質、被各種狂熱主義所折磨、被各種宗教和社會的癔病所侵蝕。在那，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每個人也可以很專製——來決定自己生活美滿或生存在地獄中；這個城市，市民聰慧卻偏執，熱情卻易嫉妒，他們語言尖銳，喜歡臆測，時刻窺探著、嫉妒著、相互攻擊著；這個城市，達·芬奇般的自由思想無藏身之處。在那，波提切利葬身於一種蘇格蘭清教徒般狂熱的神秘主義中。在那，撒沃那洛拉如同一頭公羊，瞪著狂熱的眼睛，讓那些追隨者圍著焚燒藝術品的火堆狂熱地跳舞。在那，三年後，火堆重新燃起，目的卻是焚燒這位預言家——撒沃那洛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