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激化了。屠格涅夫大怒，威脅要打托爾斯泰的耳光。托爾斯泰要求賠禮道歉，當場用槍決鬥。屠格涅夫立即為他的行為後悔，寫了一封道歉信。但是，托爾斯泰並不原諒。約在二十年後，像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托爾斯泰自己提出道歉，當1878年，他公開放棄了過去的生活，在上帝麵前自願地將驕傲的氣焰壓下去時。分別以後，他們都冷靜下來，並努力要還對方以公道。但是時間更加重了托爾斯泰和他的文學圈中人的疏遠。他不能原諒這些藝術家的口是心非：一麵過著放蕩的生活，一麵又在宣揚所謂的道德。
我深信幾乎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壞的，沒有品性的，比我在軍隊生涯中遇到的那些人差得多。而他們竟然對自己很自信，揚揚得意，就像他們是完全健康的一樣。他們使我惡心。《懺悔錄》，《托爾斯泰全集》，卷一九。
他與他們分開了。但是在一段時間內，他仍舊保留著他們那種對藝術的功利主義。他說：“我們和一座精神病院之間沒有任何區別。即使在當時，我對此也有臆測，因為像所有瘋子一樣，我把每個人都當作瘋子，除了我自己。”（《懺悔錄》）他的自負從中獲得了滿足。這是一種回報豐厚的宗教；它能為你帶來“女人、金錢、榮譽……”
我曾經是這一宗教中的高級神職人員之一。享有愜意的、好處多多的生活條件……
為了能夠完全投身其中，他從軍隊中退伍了（1856年11月）。
但是像他這種性格的人，不會長久地閉著眼睛。他相信進步，並且願意相信。但是這個詞對他來說“意味頗深”。到國外去旅行——1857年1月29日至7月30日，法國、瑞士和德國——使這一信念完全被推翻了。1857年4月6日，在巴黎看到的執行死刑的一幕“向他表明迷信進步的無意義……”
當我看到身首異處，頭落在籃子裏時，我以我全部的身心，明白了任何關於現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論，都無法證明這一行為的正確性。即使全世界的人，以任何一種理論，證明這麼做是必要的話，我也認為這是錯的：因為決定善與惡的，並不是人們所說的所做的，而是我的內心。《懺悔錄》。
1857年7月7日，在盧塞恩，他看見寓居施魏策爾霍夫的英國富人們，不願意施舍一個流浪的小歌手，他便在《聶赫留朵夫親王日記》《聶赫留朵夫親王日記》，盧塞恩，《托爾斯泰全集》，卷五。中記下了他對所有那些自由派珍愛的幻想，對那些“在善與惡的大海上劃出幾條想象的線條來的人……”表示了他的蔑視。
在他們看來，文明是善，野蠻是惡；自由是善，奴隸製是惡。這一想象的認識毀壞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誰能給我關於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專製、什麼是文明、什麼是野蠻的定義？在哪裏善與惡互不共存？我們身上隻有一個可以信賴的指引者，那就是使我們彼此接近的宇宙之神。
回到俄國，回到亞斯納亞，他又開始關注農民。這並非說明他不再對民眾抱有幻想。他寫道：
民眾和民眾的良知的辯護者都白費口舌了，群眾也許是正直者的集合體；然而他們隻是在庸俗的、可鄙的方麵集合，所反映的隻是人類本性中的弱點和殘忍。《聶赫留朵夫親王日記》。
因此，他所啟發的並非是民眾，而是每個人的個人覺悟，每個兒童的覺悟。因為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創辦學校，卻不知道該教些什麼。為了學習，1860年7月3日至1861年4月23日，他又去了歐洲進行第二次旅行。在這次旅行中，他在德累斯頓認識了奧爾巴赫，這曾是他的有關人民教育的第一個啟蒙者；在基辛根認識了弗羅貝爾；在倫敦認識了赫爾岑；在布魯塞爾認識了蒲魯東，他似乎使托爾斯泰深受觸動。
他研究各種不同的教育體係。不用說他把它們都摒棄了。在馬賽的兩次逗留使他明白了真正的對民眾的教育是在他覺得可笑的學校以外進行的，通過報紙、博物館、圖書館、街道、生活，這些被他稱作“無意識的學校”或“自發的學校”。自發的學校，是和強製性的學校相對立的，他認為後者是不祥的、愚蠢的。這就是他想創建的，也是他在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後嚐試創建的學校。特別是從1861年至1862年。他的原則是自由。他不接受任何精英、“自由的享有特權的階層”，把他們的學識和錯誤強加於民眾，因為他們不了解民眾。他們也無權這樣做。這種強加的教育方法，在大學裏，從來也無法造就一些“人類需要的人，而造就的卻是一些腐敗社會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學家，和一些掙脫了自己原有的社會階層、又沒有任何目的的、青少年時期就被慣壞了的、在人生中找不到位置的人——病態的、傲慢的自由主義者”《教育與修養》，參見《托爾斯泰的生活與作品》，卷二。。應該讓民眾來說出他們的需要！如果不一定要“知識分子強加於他們的讀和寫的技巧”，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他們有別的更急迫的、更合理的精神需要。努力地去理解他們並幫助他們去滿足這些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