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應該消除暴力，並且隻有藝術能做到這一點。它的任務就是統治上帝的王國，也就是說愛的王國。人類之間的這種博愛的聯合的理念對托爾斯泰而言並不標誌著人類事業的終結；他的難以滿足的心靈讓他構造了一個不被人知的理念，在愛的外邊：“或許某一天將在藝術上發現一個更高的理念，藝術將實現的理念。”
我們當中誰會不為這樣慷慨激昂的語句所動情呢？而誰又會看不到，盡管帶著眾多的烏托邦和一些純潔幼稚，但是托爾斯泰的觀念是多麼的生動和豐富！是的，我們的藝術的全部隻不過是一個階級的表達，而它又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自己分裂成了敵對的小的部落。在歐洲沒有任何一個藝術家的靈魂能實現派別和種族的統一。在我們的時代，最具普世性的是托爾斯泰的靈魂。在他這裏，我們，所有人民和所有階級的人們，相愛。而且他像我們一樣，品味這一偉大的愛所帶來的強大的幸福，不會再滿足於歐洲小團體的藝術帶給我們人類的偉大心靈的碎片了。
十四
最美麗的理論隻有通過實現了這理論的作品實現價值。在托爾斯泰那裏，理論和創作總是結合在一起的，就如同信仰和行動一般。在他構思《藝術論》的同時，他給出了他所希望的新的藝術範例，那就是兩種藝術形式：一個更崇高，一個不那麼純粹，但是從最人性的角度說，兩者都是“宗教的”——一個，為了通過愛將人類聯合起來而努力；另一個，發起了對愛的敵對世界的戰鬥。他寫了如下幾部經典著作：《伊萬·伊裏奇之死》（1884—1886），《民間故事與童話》（1881—1886），《黑暗的勢力》（1886），《克萊采奏鳴曲》（1889），以及《主與仆》（1895）從出版日期，也許是完成的日期看，有一部作品寫於這些年，其實，那是在訂婚和新婚的幸福時光中完成的：一匹馬的優美的故事——《霍爾斯托密爾》（1861—1886）。托爾斯泰1863年在給費特的一封信中談到這部作品。（《未出版的書信集》）早期藝術，在細膩的景物，浸透心靈的友愛、幽默、年輕方麵與成熟的作品《夫婦間的幸福》、《戰爭與和平》有淵源關係。陰森的結尾，老馬和它的主人的屍體的對比的最後幾部分是1880年後表現出的一種寫實主義的露骨。。這一藝術時期的高峰，就像一個雙塔的大教堂，一個象征著永恒的愛，一個象征著世間的仇恨，在這兩者之間，矗立著《複活》（1899）。
所有這些作品由於它們的新的藝術特征而與以往的那些明顯不同。托爾斯泰的觀念不僅僅在藝術目的上得到了改變，還有針對藝術形式上的改變。在《藝術論》當中，或者在《莎士比亞論》等書中，人們被他所提出的趣位和表現的原則所撼動。這些原則大部分與他先前發表過的最偉大的作品相左。我們在《藝術論》中讀到的是“清楚，樸素，簡潔”，是對物質效應的蔑視，是對瑣細的寫實主義的譴責。在《莎士比亞論》中，表現的全部都是完美的和有尺度的古典主義的理想，“沒有分寸感，就沒有藝術家的存在”。——如果說，在新的作品中，老人沒有完全抹去他的分析的天才和他的與生俱來的粗獷（在某些方麵，它們甚至表現得更加明顯），那他的藝術則被深刻地改變了：這表現在線條更加明顯，更加強烈；表現在靈魂的揭露更加直接；表現在內在的悲劇更加集中於自身，就像一隻困獸弓著身子尋找機會出擊《克萊采奏鳴曲》、《黑暗的勢力》。；表現在情感的普遍化，從一種局部的寫實主義與短暫的細節中擺脫出來，變成了具有想象力的，充滿了土地的芬芳的韻味豐富的語言。
長期以來，他對人民的愛使得他得以品嚐民眾的語言的美。孩童時代，他就已經受到了流浪的說書藝人講的童話的熏陶。長大以後，成為了著名的作家，他又在與這些農民進行交談中體會到了藝術的愉悅。
“這些人都是大師。”後來他對保羅·布瓦耶先生說，“以前的時候，當我與他們聊天，或者與那些肩上背著袋子的鄉下流浪者一同前行，我細心地記錄下我生平第一次聽到的他們的那些表達方式，那些常常被我們的現代的文學性的語言所忘記，但是常常充滿了俄羅斯的古老偏僻地區的語彙……是的，那些存活在這些人身上的語言的天才……”1901年8月29日，《時報》。
他對這些本應很敏感，因為他的思想還未被文學阻塞。“在風格方麵”，他的朋友德魯日寧1856年對他說，“你完全是文盲，有時像個革新者，大詩人，有時像個給同事寫信的軍官。您懷著愛寫出的東西是令人讚歎的。一旦冷漠了，您的風格就混亂，變得讓人難以忍受。”（《生活與作品》）遠離城市、在農民們之間生活所致，他自己也稍稍地帶上了群眾的思維方式。他同農民一樣，緩慢地論證，一步一步進展緩慢，加上有時又突然令人不安地激動起來，運用同樣的詞彙，不斷地重複又重複人人皆知的主意，沒完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