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伊裏奇之死》是最打動法國讀者的俄羅斯小說之一。在最初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我就記述了我是如何地見證了這些章節給予法國外省的資產階級的讀者帶來的震動，而這些人原本看上去是對藝術無動於衷的。作品中帶著一種令人心亂的真實，描繪著這些中等的人們中的一個典型，這些自覺的公務員，這些沒有宗教，沒有理想，甚至幾乎沒有思想的人，他們埋頭於他們的工作中，他們像機器一樣地生活著，一直到死的那一刻，他們才驚慌地覺察到他們幾乎沒有生活過。伊萬·伊裏奇是1880年歐洲資產階級的代表，他讀左拉的作品，他去聽薩拉·伯恩哈特薩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國女演員。——譯者注的演唱會，並且，他沒有任何信仰，甚至不是反宗教主義者：因為他不願花費力氣去相信或者不相信——他從來也不去想它。
《伊萬·伊裏奇之死》通過針對世界、特別是針對婚姻的一遍又一遍的尖酸刻薄甚至是滑稽可笑的猛烈抨擊，開啟了一係列的新的作品；它預示著《克萊采奏鳴曲》和《複活》中更加粗暴的圖畫。他描繪了生活的淒涼而可笑的空虛（成千上萬、成千上萬的人過著這樣的生活），他們懷著粗俗的野心，懷著他們的沒有絲毫快樂的、可憐的虛榮心的滿足感——“總是與他的妻子麵對麵度過夜晚”——還有職業的煩憂，真正的快樂隻是從手指邊流過：打打惠斯特牌。而這一可笑的人生卻為了一個更加可笑的原因而失去了：一天，在伊萬想要在客廳的窗戶上掛窗簾的時候，從梯子上摔了下來。生活的謊言。疾病的謊言。隻想到自己的身體健康的醫生的謊言。厭惡疾病的家人的謊言。假裝忠貞而一心算計著丈夫死後自己怎麼活下去的妻子的謊言。全世界的謊言，與之相對抗的是，唯一的真實來自於一個富於同情心的仆人，他不去掩飾那個將死的人的狀況，給予他友愛的幫助。伊萬·伊裏奇“對自己充滿了無盡的憐憫”，為自己的孤獨和人類的自私哭泣；他受著可怕的痛苦，直到有一天他發覺他所過的生活是一個謊言，而且這個謊言，他是能夠修複的。一瞬間，一切都清晰明了了——在他死前的一個小時。他不再想他自己，他想著他的家人，他可憐著他們；他應該死去，應該讓他們擺脫自己。
那麼，痛苦，你在哪裏呢？——在這裏……是的，你隻能堅持下去。——而死亡，它在哪裏？……——他找不到它了。取代死亡的，是光明。——“結束了，”有人說。——他聽到了這些話並重複它們。——“死亡已不再存在，”他自言自語道。
這一縷“光明”甚至在《克萊采奏鳴曲》中不再出現。這是一部殘酷的作品，矛頭指向了社會，就像一頭受傷的野獸，向使它受傷的人發動報複。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個剛剛殺害了人，被嫉妒的病毒感染了的野蠻人的人性的懺悔。托爾斯泰在他的人物的背後抹去了自己。毫無疑問，在他的針對普遍的虛偽的指斥之中，我們重新發現了他的聲調高亢的思想：針對女性教育的虛偽，愛的虛偽，婚姻——這是“家庭內部的賣淫”——的虛偽，世界的虛偽，科學的虛偽，醫生們——這些是“罪惡的播種者”——的虛偽。但是他的主人公們強迫他運用一種粗暴的表達，一種肉欲的形象的暴力——描繪出一個享受奢華的肉體的所有的狂熱——而作為對照，所有的對於極端的禁欲和對於激情的仇視和恐懼，如同一個中世紀教士的可憎的人生，充滿了肉欲的煎熬。在寫作了這部作品之後，托爾斯泰自己也震驚不已。
“我一點兒也沒有預料到，”他在《克萊采奏鳴曲》的跋法譯本的跋名為《兩性關係》，發表在《罪惡的愉悅》卷。中說，“一個充滿嚴肅的邏輯引導著我來寫作這部作品，我就這樣一路走到了這裏。我自己的結論首先使我自己嚇了一跳，我本來想不去相信它們，但是我不得不相信……我隻好接受它們。”
事實上，他不得不以一種泰然的方式，複述殺人犯波斯德尼舍夫反對愛情和婚姻的凶狠的喊叫：
那些帶著肉欲的目光看著女人的人——特別是看著他的妻子的人——就好像已經同她有了奸情。
當激情消失了以後，人類就不再有存在的意義，它將會執行律令：統一生靈的任務將會完成。
他依據《聖馬太福音書》指出，“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婚姻，隻有依據基督教的觀點來看，婚姻不是進步的元素，而是墮落；隻有愛和所有在之前的或隨後的過程，是真正的人性理想的障礙的時候，才可能存在基督教的婚姻……”請注意，托爾斯泰從來沒有天真地認為，對目前的人來說，單身和完全貞節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根據他的觀點，一種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從本質上講，理想是對心靈的英雄主義的活力的一種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