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他勇敢地、熱切地把論戰的和神秘主義的文章投入社會論爭。從1900年至1910年，社會論爭消耗了他的最充沛的精力。俄國經曆了一場罕見的危機，沙皇帝國一度像是要徹底垮台，就要坍塌了。俄日戰爭，隨後的潰敗、革命的動亂、陸軍和海軍的叛變、屠殺、土地紛爭，似乎標誌著“一個世界的末日”——如托爾斯泰的一部著作的標題一樣。危機在1904年至1905年間達到頂點。托爾斯泰在此間出版了一係列引起巨大反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這部作品的俄文版的原名為《唯一必需的事情》。、《大罪惡》、《一個世界的末日》。在為期十年的最後階段，他不僅在俄國，而且在世界，占據了獨一無二的位置。他孤身一人，不屬任何黨派，不帶任何國家色彩，脫離了開除他教籍的教會。1901年2月22日，東正教主教會議開除了托爾斯泰的教籍。起因是《複活》中有關彌撒和聖餐的章節。遺憾的是，這一章節在法譯本中被刪除了。理性的邏輯，信仰的不妥協已經“把他逼進兩難的境地：與他人分手，或與真理分手”。他想起了一句俄國諺語：“說謊的老者無異於偷竊的富人”，於是他與其他人分手了，以便說出真理。他對所有人說出全部的實話。驅逐謊言的老獵手繼續不知疲倦地抨擊宗教的或者社會的所有迷信、所有偶像。這已不僅是指責舊時的暴政，殘害人的教會，沙皇的專製政體。也許，既然所有人都起來反對它們，他反而對這些稍稍緩和了一些。大家認識到了這些，它們也就不再那麼令人生畏了。畢竟，它們在幹自己分內的事情，它們並不騙人。托爾斯泰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說實話，是一封措辭不當的信有關土地國有化的問題。（參見《大罪惡》，1905年），充滿了對人的溫情，他稱沙皇為“親愛的兄弟”，並請求“原諒他，如果無意中使他惱火”，他的署名是“祝願您真正幸福的兄弟”。
但是，托爾斯泰最不能原諒的，他辛辣地揭露的是新的謊言，而不是已經被戳穿的謊言。新的謊言不是專製主義，而是自由的幻覺。我們不知道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他最恨的人是社會黨人，還是“自由黨人”。
他對自由黨人的反感由來已久。當他身為塞瓦斯托波爾軍官，處在彼得堡的文學圈中的時候，他就已經產生了這種反感。這也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原因之一。這個驕傲的貴族，擁有古老血統的人，不能忍受這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奢望——要把自己的烏托邦強加給民族，以此為民族創造幸福。典型的俄羅斯人，世家門第A.勒盧瓦·博利厄先生說：“老莫斯科的純種俄羅斯人，斯拉夫血統的偉大俄羅斯人，混有芬蘭血統，他從相貌上更接近平民，而不是貴族。”（《兩世界雜誌》，1910年12月15日）的他，不信任自由主義的新派人物，不信任源於西方的立憲思想；兩次歐洲之行更鞏固了他的偏見。第一次旅行回來後，他寫道：“要避免自由主義的野心。”1857年。
第二次旅行回來，他強調指出：“特權社會”沒有任何權力用自己的方式教育自己並不了解的民眾……1862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充分表達了對自由黨人的鄙視。列文拒絕加入教育人民的外省慈善機構和當時熱門的改革，領主的外省議會選舉的場麵揭示了一個地區製造的騙局：用自由派的新管理體製替換保守派的舊管理體製。什麼都沒有改變，隻是又一個謊言，這既不能加以原諒，也不值得耗費幾個世紀去認可。
“我們或許不值什麼，”舊製度的代表說，“但我們至少延續了上千年。”
托爾斯泰對自由派人士濫用“民眾、民眾的意願……”這些話感到氣憤。嗨！你們知道民眾的什麼？什麼是民眾？
特別是在自由運動似乎就要取勝並要求召開第一屆杜馬的時候，托爾斯泰激烈地表達了反對立憲的觀點。
最近，歪曲基督教為一種新的欺詐提供了機會，它讓我們的民眾更深地陷入被奴役的狀態。借助一種複雜的議會選舉體製，讓民眾聯想到，直接選舉自己的代表，他們就參加了政府，而服從這個政府，就是服從自己的意願，他們是自由的。這是一個詭計。人民不可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即使是普選：第一，因為在一個數百萬人口的國家，這樣的集體意願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即使這樣的意願存在，多數票也不是在表達這種意願。不必說當選者的立法與行政並不是為了公眾的利益，而隻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也不必說民眾的墮落是由於壓迫和選舉中的腐敗；這個詭計尤為致命，因為聽從它的人墮入了一種自高自大的受奴役狀態……這些自由的人令人想起了監獄裏的犯人，他們在有權從自己的人中選舉負責監獄內部治安的獄警的時候，想象自己享受了自由……一個專製國家的成員可以完全自由，哪怕是在最殘酷的暴政之下。但是，一個立憲國家的成員永遠是奴隸，因為他們承認對他們犯下的暴行是合法的。瞧，他們希望把俄國人民引向與歐洲其他人民一樣的立憲的受奴役狀態！……《一個世界的末日》（1905年至19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