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定信念的他還有疑惑嗎？誰知道呢？對於一個直至老年肉體到心靈都強健的人來說，生命不能停止在思想的一個點上。生活必須前進。
運動便是生活。“想象一下，擁有真理的所有人聚到一起，住到一個島上。這就是生活嗎？”（1901年3月，寫給一個朋友的書信，《未發表的書信集》，第325頁）
他身上的很多東西在最後這些年都應該改變了。他對革命者的觀點不是轉變了嗎？誰又能說不抵抗惡的信念就沒有一點點動搖呢？在《複活》中，聶赫留朵夫和政治犯們的關係就完全改變了他對俄國革命黨人的看法。
在這之前，他厭惡他們的殘忍、隱匿罪行、行凶、自命不凡、自我陶醉以及令人難以忍受的虛榮心。但是，當他走近看他們的時候，當他設身處地考慮當局對待他們的態度時，他明白了他們隻能如此。
他欽佩他們的高度責任感，其中包含了徹底的獻身。
但從1900年起，革命浪潮蔓延開來，它從知識分子開始，擴展到民眾，難以覺察地喚醒了無數貧苦人。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他們的可怕軍隊的先鋒隊從托爾斯泰的窗前走過。發表在《法國信使報》上的三篇紀事1910年12月1日。，屬於托爾斯泰晚期作品，讓我們隱約看到這場麵給他心靈造成的痛苦和不安。思想淳樸的虔誠朝聖者穿行在圖拉鄉村的時光哪兒去了？現在，這是流浪的饑民的湧入。天天如此。托爾斯泰和這些人聊天，他對激勵他們的仇恨震驚。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把富人看作“通過施舍拯救自己靈魂的人，而是喝勞動人民血的土匪、強盜”。他們中有許多受過教育的破產的人，麵臨絕望的人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在城市的陋屋裏和大道上長大的野蠻人，對現代文明幹著在沙漠和森林中長大的匈奴人和汪達爾人對古代文明所幹之事。
亨利·喬治就是這麼說的。托爾斯泰則補充說：
汪達爾人在俄國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們在我們的有深厚宗教思想的人民中尤為可怕，因為我們不了解在歐洲人民中已經相當發達的這些製約：禮儀和公眾輿論。
托爾斯泰經常收到這些造反者的信，指責他的不抵抗學說，說麵對統治者和富人給人民造成的任何痛苦，隻能報以“複仇！複仇！複仇！”托爾斯泰還抨擊他們嗎？我們不知道。但是，當幾天後，他在村莊裏看到扣押窮人的茶炊和母羊，看到麵對冷漠的官吏哭泣的窮人時，他也徒勞地對這些劊子手高呼複仇。“這些部長和他們的同夥，他們占據販酒市場，或者教人屠殺，或者判處流放、監禁、苦役或絞刑；這些人完全肯定地認為，從窮人那裏搶來的茶炊、母羊、小牛、布匹的最好用途就是做毒害人民的酒，製造殺人的武器，建造監獄、苦役營，尤其是用來給他們和他們的助手們分髒。”
當人一輩子都在期待和預告愛的世界來臨時，卻不得不在這些怕人的景象中閉上眼睛、感到心慌意亂是件悲傷的事情。當我們像托爾斯泰這樣真切地意識到沒有使自己的生活和原則一致是更悲傷的事情。
我們在這兒觸到了他晚年的，應該說是最後三十年的最痛處了嗎？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一隻虔誠而膽怯的手撫慰這痛處：因為托爾斯泰努力隱藏的這一痛苦不僅僅屬於死者，也是其他生者的痛苦——他愛的人，和愛他的人的痛苦。
他最終也沒能把他的信仰傳給他最珍愛的人——他的妻子和孩子們。我們看到，這位忠實的伴侶，勇敢地分擔了他的生活和藝術創作的人，因為他為了另一種她不理解的精神信仰放棄了藝術信仰而痛苦。托爾斯泰感覺到他最忠實的伴侶的不理解也同樣痛苦。
他給泰雷洛莫寫信說：
我全身心地感覺到“丈夫和妻子不是分開的兩個人，他們隻能合為一體”這句話的真諦……我渴望能夠把我偶爾借以超越生活的種種痛苦的宗教意識傳遞一部分給我的妻子。我希望，不是由我，肯定不是，而是由上帝傳授給她，盡管這種意識不怎麼能被女人理解。1892年5月16日。托爾斯泰看見妻子因為一個孩子的死亡而痛苦，而他任何安慰她的事情也做不了。
這一心願似乎沒有得到滿足。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仰慕並喜愛心靈的純潔、天真的英雄主義，與她“成為一體”的偉大心靈的善良；她看到“他走在人群前麵，指引人類應該走的道路”1883年1月書信。，當神聖宗教會議開除他教籍的時候，她勇敢地挺身保護他，並要求承擔威脅丈夫的危險。但是，她不能僅僅假裝相信她不信仰的；而托爾斯泰太過真誠，以至不能強迫她裝假，他恨假裝信仰和愛甚於恨否定信仰和愛。“我從不指責沒有宗教信仰。當人們說謊，假裝有宗教信仰時，這才是惡。”他還說：“願上帝保佑我們抵禦假愛，這比恨更糟糕。”他怎麼能強迫沒有信仰的她改變生活，犧牲自己的和孩子們的財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