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去了澳大利亞訪學；而四毛則依然狂熱地思考藝術的意義到底在哪裏的問題。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也罷，還是說回到圓明園吧。
1994年，圓明園已經很有名了，被稱為畫家村，而村長是伊靈。多年後的今天，伊靈依然是飯局的熱心組織者，他的愛好之一就是搞幾十人的大場麵，然後堆在椅子裏一言不發地看著被他認做兄弟的牛鬼蛇神縱情聲色，表情一片慈祥。大場麵酒局是圓明園遺風。那時，若誰有朋友來訪，一定不會忘了叫上幾個水深火熱的弟兄一起來蹭飯，吃獨食兒幾乎是無法想象的。當然，請客的一定是外來的朋友，因為外來者基本上都是抱著訪貧問苦的心態有備而來的。若是偶爾來了熱愛藝術或者熱愛藝術氣氛的大款，那簡直就是圓明園的節日，不管關係遠近，大多聞風而動，不請自來；然後喝得亂七八糟，盡興而歸，過後基本上都想不起請客人的名字。
福緣門那條小街上有幾家小館子，比較著名的有老五的館子和老四的館子。後來詩人王強端來了貴州酸湯魚後，他那裏就成了畫家的食堂兼酒吧。也不是誰都能隨便出入那裏的，沒錢又混得不好的赤貧畫家們經常眼巴巴地看著一大幫混得很積極的畫家簇擁著老外、畫商和評論家擁入那裏推杯換盞高談闊論。所以，能常去王強館子做體麵人，簡直是像五匹這樣的初出道者的最奢侈最美麗的夢想。
下館子畢竟不是生活常態，最常態的生活是互相蹭飯。最初到圓明園時，我和一個香港女孩住在畫家葉友隔壁。一到吃飯時間，長得跟大仙兒似的老何總會一臉肅穆地拎著瓶二鍋頭準時報到，然後大家就會七扭八歪地坐在葉友那滿牆血淋淋的生殖器橫斷麵前，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那時，雖然沒有一個公共的大食堂，可是三五成群地搭夥吃飯倒是隨家可見。
我成了五匹的家屬後，我的家就成了五匹的食堂。我那時沒有工作，打著上學的名義蹭來的錢，除了交房租以外，每月隻剩一百來塊。要用這點錢養活五六個大小夥子，還真不是一般的精打細算就能應付得了的。為此，正值青春的我，在絞盡腦汁之後終於熬成了一個地道的農村家庭主婦。於是，我每天早晨騎著自行車到西苑早市上去逛，主要的目標就是一個一塊五的雞架子和兩斤四毛錢一斤的豆芽，然後是兩斤饅頭，預算基本上控製在五塊錢以內。起來那麼早，但早飯我基本上沒吃過，因為圓明園的早晨是從中午開始的。中午之前起床，是大多數人的標準作息時間。我總是在大家還在熟睡的時候架上火燉上一大鍋雞架子湯，裏麵偶爾放些土豆片或者白菜，然後把豆芽用開水焯熟了，拌上一大盆涼菜。一到吃飯時間，不用叫，大家就都特自覺地拿著飯盆過來了，而且，總有人自覺地拎著瓶二鍋頭來。俗話說：無酒不成席。就因為頓頓有酒，還因為每每到飯點兒，總會有些流動人口不期而至，所以我們的饅頭掛麵的日子看起來總像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流水席。
時間一長就會覺得不耐煩了，於是臉色便開始難看起來。大家都很知趣，第二天便都不來蹭飯了。如此清淨了幾天，便開始覺得不忍心，因為根據我長期的視察經驗，這幫男孩子一個人的時候總是清水掛麵，連一片菜葉子都想不起來放，於是便又沒出息地挨個兒去叫，於是大家好了傷疤忘了疼，於是我的情緒在不停的歡聲笑語和偶爾的不耐煩之間循環往複。
吃，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頭節目，但是能常吃上葷腥簡直是個奢侈的夢想。每每路過橋邊的那個小菜市場，我們總是聞著豬頭肉的香味不停地咽口水。有一天我突然大發善心，決定給先生和他的一個更窮的朋友開頓葷的，於是便大踏步走向豬頭肉。豬頭肉十塊錢一斤，我握著手裏被汗浸濕的錢，假裝滿不在乎地說：“師傅，來二兩豬頭肉！”師傅刀一偏，三兩！我的心急劇地疼了一下。手托著三兩豬頭肉走在路上，身後的兩個青年腰杆兒挺直、揚眉吐氣，跟過上大年了似的。那個小朋友很真誠地說：“我以後有錢了，一定請你吃一斤豬頭肉！”（後來，他考上了電影學院，畢業後還開了公司當了老板，但他一直沒請我吃過“一斤豬頭肉”。為此，我一直耿耿於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