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發展戰略調整帶來的挑戰表現在：
第一，後危機時期美國對國外產品服務的需求下降或增長停滯。2008—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的儲蓄率提高了4.5個百分點，如果這種儲蓄率提高長期化，就意味著美國對國外需求增長長期停滯，這為後危機時期全球貿易的恢複增長帶來挑戰。
第二，貿易摩擦加劇。由於美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缺乏競爭性，同時在技術密集型產業又對中國實行出口管製，所以在中美貿易中美方存在長期的巨額逆差。長期以來中美一直存在貿易摩擦，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不斷采取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別保障措施等貿易保護措施來緩解國內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壓力，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
第三，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增加。人民幣彙率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僅涉及貿易問題，更涉及貨幣金融和宏觀經濟問題；不僅涉及中美雙邊問題，還涉及歐盟、日本、東盟等其他多邊關係問題。
長期以來，所謂人民幣彙率的“操控”問題一直是美國政府對付中國的重要手段，不僅是貿易手段和經濟手段，甚至是政治手段。因此，人民幣升值問題是寧波外經貿麵臨的長期挑戰。第四，環保要求和其他技術標準的提高。較長時期美國對全球環保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故意忽視，這屆美國政府不但重視，而且正在主導全球環保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美國的主導作用發揮，就意味著這一問題會成為世界的主要問題。因此可以預期，低碳經濟、碳金融、碳關稅等環保問題會成為美國政府新的經濟政治議題和工具，也會成為新的貿易保護手段。第五，知識產權保護要求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一直是美國詬病中國出口競爭力的主要手段，這也是寧波出口貿易所要麵對的長期挑戰。第六，勞工條件的要求。按照新《勞動合同法》的規定，企業必須為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這些勞工保障措施使企業的勞工成本增加了20％以上，如果在短期內嚴格執行會使企業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有所降低。第七，美國東亞戰略的調整。奧巴馬上台後，美國開始調整其東亞戰略，加強與東盟的經濟關係，緩解與緬甸的關係；越南、菲律賓、新加坡公開提出需要美國重返東盟製衡中國。美國和東盟都不希望現行的美國—東亞的經濟貿易模式長期化，而希望建立直接的美國—東盟模式，這無疑是對中國的挑戰。美國—東盟經濟貿易模式會迅速提升東盟國家出口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美國與東盟的經濟聯盟一旦形成，並引起日韓和歐盟的加入，東盟國家的加工貿易產業可能會迅速發展，會進一步引起香港的資金轉向東盟。這對寧波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產業是一個挑戰。
四、中國經濟環境的脆弱性
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與發達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表現非常出色，反映了中國經濟整體抗危機能力強，也反映中國的宏觀經濟整體良好。但在宏觀經濟整體良好前提下，中國經濟環境中也存在許多脆弱性方麵，需要高度注視和正確對待。
中國經濟環境脆弱的表現：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脆弱性。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典型的投資推動和出口導向模式，進入21世紀後這種模式更為突出。這種模式成功地帶來了中國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的迅速提升。但其重要的前提條件是：世界上必須有一個巨大的需求市場吸納中國產能。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引發了世界需求的膨脹，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隨後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的需求膨脹戛然停止，隨著美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脆弱性會凸顯。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主要體現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發展的不平衡，製造業與服務業發展的不平衡，外向型經濟與內向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本平均收益率與勞動力平均收益率的不平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資本和勞動的關注和支持的程度不平衡，政府對GDP和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的關注程度不平衡等等。這諸多的不平衡在低程度階段不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但如果不平衡達到較高的程度或受到外部衝擊，就有可能以突發性的事件爆發。第三，資源和環境的脆弱性。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量的出口盈餘和巨額外彙儲備的代價就是資源的加速消耗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第四，創新能力不足。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學習和追隨的基礎上的，如果學習和追隨對象消失，發展的方向就會模糊。在一個充滿商品意識、重商主義泛濫的背景下，創新的動力是嚴重不足的，這也是中國經濟環境脆弱性的一個重要表現。第五，抗擊國際金融危機的後遺症會逐漸浮出水麵。在抗擊危機時期，我國動用了很多資源，采取了很多比較極端的措施，這些資源和措施是短期的、不可持續的，這些措施撤銷之後經濟動力不夠，如繼續采取則會導致經濟進一步扭曲。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產能過剩、通貨膨脹預期增強、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可能是後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環境的綜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