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就出現了三個問題：一是劉備到諸葛亮的地方去了三次，其中前兩次見到諸葛亮沒有？二是在三顧茅廬之前，劉備見過諸葛亮沒有？還有這個“三”，在古意並不是確數，而是約數，就像“士別三日”中的 “三”一樣，是個大概的數，那劉備到底與諸葛亮見了幾次麵呢？
我們之所以說《 三國誌 》不比別的史書，就是因為它對三國內容的描寫並不單單是枯燥乏味的記敘性的描寫，而是加進了些想象，使文字變得十分生動，耐看。再加上蜀國遺留下來的資料是完整的，陳壽在編寫《 三國誌 》的時候就多加些想象和附加成分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如此，不管是劉備尋訪人才，自當伯樂找千裏馬也好，也不管諸葛亮為實現自己的抱負，效仿毛遂自薦求見劉備也好，這些都是曆史的想象了。這裏，我們也不妨來想象一下：
當時，諸葛亮學到了一身的本事，想“貨予帝王家”，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主子。在二十六七歲的時候，他主動去樊城找劉備，但是劉備看不起他一個年輕小子。於是諸葛亮找了個機會和劉備單獨交談，讓劉備發現了他是個大人才。那次談完之後，諸葛亮並沒有直接留在劉備軍營中，而是返回隆中自家的茅廬去了。為什麼呢？一來是自己對劉備了解不深，不敢貿然“以身相許”，另一方麵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待價而沽”。兩人就這樣初次相識了，之後兩人又你來我往多次見麵，有時是專程拜訪，有時是因別的事而順道走訪。經過多次的溝通和交流，最後諸葛亮同意加入劉備帳下，開始了自己的仕途之路。
這樣的說法，並沒有違反諸葛亮的《 出師表 》的言語，也沒有違背《 魏略 》，《 九州春秋 》的說法。真正的曆史通常是平淡的，並無任何出奇之處。曆史不是小說，不是為了引起聽眾和觀眾的興趣。但對於寫曆史的人來說，就不一樣了，他必須對真實的曆史加以剪裁，哪些該寫，哪些不該寫，哪些詳寫，哪些略寫，哪些要正麵寫，哪些要反麵寫等等，都需要他們精心安排。而剪裁安排曆史的標尺和準繩，便取決於史書作者頭腦裏的思想觀念了。
其實，隻要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諸葛亮並不像司馬徽，隱居隆中，一麵學習，一麵關心天下形勢，與好友談論國事，這一切表明，諸葛亮是不甘心寂寞的，他要結束天下分裂，軍閥混戰的局麵，幹出一番輝煌事業。他之所以隱居在隆中，就是為了物色他的“明主”。當時的曹操，無論從地位，還是從才華、勢力上看，無疑是群雄中的佼佼者，但他手下人才濟濟：荀彧、郭嘉、荀攸、程昱、毛介、崔談等都是一流的謀士（平心而論，荀彧的才華智謀，並不比諸葛亮差），曹操本身就是一代鬼才。如果諸葛亮投靠曹操，要在他們之中脫穎而出，成為高參，會是一件容易的事嗎？而江東的孫權，同樣有一批相當出色的人才：周瑜、魯肅、張昭等；而孫權國力有限，自保尚可，根本無力也無誌向平定天下。劉表、劉璋等人更不用說，投靠他們，隻會成為第二個陳宮。終於，他看中了劉備。劉備是皇室之後，打出的“興漢”旗號，雖然沒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但畢竟相對於其他的諸侯還是有一定的優勢，特別是在正統觀念相當強烈的東漢後期。而劉備本人就是一位人傑，他十幾年來的成功與失敗的經曆，給了他相當豐富的經驗，這也是劉備比一般諸侯更渴求傑出人才的原因；當時劉備手下隻是有一些關羽張飛趙雲等有名的勇將，並沒有一個真正的謀士。因此諸葛亮在認準劉備後，便把握時機，上門“推銷”自己。然而，這位被曹操稱為英雄的劉備並不認識諸葛亮，也沒有注意到這位自比管樂的人才。諸葛亮提出建議，劉備聽後，認為“有英略”，加上司馬徽等人的舉薦，就決定請他出山。“凡三往，乃見”也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了。後來，諸葛亮就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得到劉備的重用，最終成為一代名相。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講，從諸葛亮終生積極進取的性格看，日夜耕讀，研究天下形勢，時機成熟，看準好主子，“北行見備”應該是可信的。
當時，諸葛亮也不過是個二十七歲的青年，而劉備是一個非常有聲望的政治家，怎麼可能對諸葛亮那樣低三下四呢？當時，劉備正麵臨著曹操幾十萬南征大軍的威脅，《 隆中對 》對燃眉之急的現實問題不提，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時，劉備初見諸葛亮，不會安排現場記錄。所謂《 隆中對 》，很可能是後人為了附會《 出師表 》中的三顧茅廬之說而加以杜撰的。況且正史上也沒有《 隆中對 》之說。從《 隆中對 》來說，也不大可能是劉備三顧時說，《 隆中對 》之內容乃最高軍事機密，豈有隨隨便便一字不漏讓天下盡知，從當時危如壘卵的形勢來看要高度保密。
郭嘉初見曹操時與之論天下大事，以郭嘉之奇智，其高論不會次於《 隆中對 》，但後人卻一字不知，隻有曹操知道：能使我安天下者，必此人。想一想，是何等高論才會使曹操如此欣賞。這才是真正的會麵拜訪，外界一無所知，這才是事實。三顧之說純粹是小說中所撰寫的，也隻有在小說中才會有這樣的情節，這是不符合曆史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