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同樣是在水上作戰，也同是在疫區內轉移與行軍，為什麼孫、劉軍隊不染上血吸蟲病呢？那是因為，不管是人還是其他動物在感染血吸蟲病後，體內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劉、孫兩軍長期在血吸蟲流行的疫區中從事生產、生活，大部分士兵感染的血吸蟲病是屬於慢性的，急性期早已過去，特別嚴重者也早已死亡。由於曹軍剛到南方安營紮寨，所以士兵適應不了疫區的環境，急性血吸蟲病就會發作。
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同意這一說法，他們認為曹軍敗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至於“疫病如何，更有待考查”。其理由是：
一、曹操訓練水軍的地點不在血吸蟲病流行的疫區。據曆史記載，曹軍訓練水軍地方應在黃河以北的鄴（今河南安陽縣境），那裏沒有血吸蟲病，時間又是春正月，天氣非常寒冷，不可能感染血吸蟲病。曹操當時緊追劉備，途經江陵停留較久是有可能的，但江陵不是水軍基地。曹軍駐留江陵時，不是隆冬時節而是晚秋之時，所以能感染血吸蟲病的機會是非常少的。
二、據載，曹操的水軍除了自己在鄴所培訓的，大部分來自劉表，他們大多是湖北人，世居於血吸蟲病流行區，具有免疫力。另外，還有劉璋補充給曹操的四川的兵卒，也是來自血吸蟲病疫區，也有一定免疫力，把曹操、孫劉聯軍的免疫力分為急、慢血吸蟲病兩種不同人群是不恰當的。
三、一般情況下，血吸蟲病潛伏期在一個月左右，因天氣冷熱，時間長短有異。但潛伏期長，發病症狀較輕，曹軍在江陵或行軍途中即使感染血吸蟲病，到十二月（陰曆）才發病機會已經很少，就是發病，症狀也不會重。至於說引起許多官兵同時發病，才導致軍事上全線退卻，那更是難以想象的。
但是，我們仔細想一下，此戰適值暑熱季節，強行軍的勞累使部隊染上了可怕的疫病，大多數南征軍或病或死。曹操決不可能忽視如此不利的客觀事實，把一群病夫驅趕到赤壁去同孫劉聯軍決戰，這從軍事角度上是不可能的。
經過一兩個月的潛伏期，到真正開戰時，感染血吸蟲病的曹軍兵將已經疲病交加，失去了基本的戰鬥力，曹操80萬大軍兵敗赤壁最終形成三國鼎立之勢，恐怕小小的血吸蟲也有一份功勞。
一場流行的血吸蟲病，竟使號稱八十三萬的曹操大軍“死者大半”（據《 三國誌·吳主傳 》，這次大疫“死者大半”），實在可算一次不小的天災。就這樣被弱小的對手打敗，難怪曹操老不服氣，事後他還寫信給孫權提到這件事，說：“赤壁之戰，正好我的軍隊有疾病，我便把船燒了，自行撤退，卻讓周瑜白白的得了一個好名聲。”他不承認是失敗，隻承認是撤退。
另外，曹操之所以失敗，還有其他方麵的一些因素。此戰是在比較緊迫的時間內發生的，在古代交通運輸困難的條件下，曹操縱有天大的軍事才能，也無力完成一次大規模的軍事集結。在戰略上也有一定的失誤。曹操在作戰中似乎沒有明確他的戰略目標是什麼，是奪取荊州，還是奪取江東？是消滅劉備，還是連孫權也一起幹掉？曹操應該把他的戰略目標鎖定在荊州和劉備。如果是這樣，他的做法就應該是在當陽大敗劉備後，乘勝追擊，趕在劉備逃往夏口之前將其一舉殲滅，說不定連魯肅也一起俘虜了。
以上這麼多原因，都對赤壁之戰的勝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 三國演義 》的作者卻有意無意回避了這些因素。作者著力寫的是孔明和周瑜策劃的火攻，突出的是人事的作用，忽略了最重要也是導致曹操失敗的直接因素——自然因素、天災。
後《出師表》的真偽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曹叡即位，也就是明帝。當消息傳到成都時，諸葛亮認為這是一個北伐的好時機，遂於次年領兵進駐漢中，準備出師伐魏。臨行前，他給後主劉禪上了一道奏章，這就是著名的《 出師表 》。因為數年後他還上過一道出師的表章，為區別起見，就稱其為前、後《 出師表 》。
如果按羅貫中的《 三國演義 》的說法，建興六年（228年）秋，魏將曹休在石亭為東吳陸遜所破，東吳遣書蜀中，請派兵伐魏，劉禪使人報知駐漢中的諸葛亮。當時諸葛亮在漢中兵強馬壯，糧草豐足，遂於次年春領兵數萬再次北伐，臨行前複上表給劉禪，這就是後《 出師表 》。
諸葛亮的後《 出師表 》見於《 三國誌·諸葛亮傳 》注引《 漢晉春秋 》。說是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責躬，厲兵講武，當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之時，他上此表請求再次伐魏。
有關史學家卻懷疑這篇後《 出師表 》不是諸葛亮所寫，但是，曆來看法不一。
東晉的習鑿齒把它收進《 漢晉春秋 》中，當然認為它是諸葛亮所寫的。但南朝裴鬆之注《 三國誌 》引這篇《 表 》時，卻注明：“此表，《 亮集 》所無，出張儼《 默記 》。”他持論謹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過，他客觀記述的情況，卻能啟發人們去懷疑後《 出師表 》的真偽。所以，清人錢大昕在《 三國誌辨疑 》中，就說明後《 出師表 》可能是後人偽撰的。他認為，習鑿齒把它收進《 漢晉春秋 》欠考慮，陳壽在《 三國誌 》之所以不載此文，是“極有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