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是何等人。經曆過大起大落，他何嚐不明白，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能臨危被任命為“平西都督”，從某種意義來說，要全靠諸葛亮的“功勞”。因為在滿朝的文武當中，隻有他司馬懿可在疆場上與諸葛亮一比高低。有諸葛亮一天在，他司馬懿便一天在朝中有用，政敵就奈何不了他。而如果哪天諸葛亮一旦不在了，或許他也就會跟著垮台了。
在“空城”裏虛張聲勢的諸葛亮勢單力薄，這時雖然是殲之滅之的大好時機，但老於世故、深謀遠慮的司馬懿，這時候卻不能不去考慮許多戰場之外的東西，比如，一旦魏軍大獲全勝滅掉蜀國後，自己個人的生死存亡。很顯然，一旦抓住了諸葛亮，魏國麵臨的大敵也就不複存在了。既然魏國不再有致命的死敵，自己也便失去了獨特的價值，或許就會在動不動就激烈地“內耗”的朝廷中，再一次被政敵們置於死地。
事情往往是這樣的，很多東西不是幹不成，而是當事人考慮到各自的某些切身的利害，有意地去設置障礙，成心地不願去幹成它！在傳統與現實中，形形色色的“內耗”，也向來都是一道異常可怕的“風景”。老於世故的“人精”司馬懿，又如何敢無視之？斷然地決定不進“空城”，放宿敵諸葛孔明一馬，豈不是同時也就為自己留出了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這或許才是司馬懿最終沒有派兵去拿下那唾手可得的“空城”，眼睜睜放走宿敵諸葛亮的原因吧？
“七擒孟獲”恐非史實
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千百年來一直在民間廣為流傳。特別在《 三國演義 》的加工和渲染下，更在讀者麵前展開了一幅奇異而絢麗多彩的畫卷。在《 三國演義 》之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情節，也要數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了。
《 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 》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蜀漢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經過充分準備後，親率大軍由安上（今四川省宜賓市所屬屏山縣城）出發，經蠻夷司（今屏山縣新市鎮）南渡瀘水（金沙江），迅速平定了雲、貴廣大地區夷人的叛亂，鞏固了蜀漢的後方。對於蜀漢政權的穩定來說，這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具有重大意義，也為其後諸葛亮“六出祁山”、圖謀統一中原的努力創造了條件。
在《 三國演義 》中，這次南征是諸葛亮後期軍事生涯裏濃墨重彩的一筆，因此羅貫中對它的描述極盡功力，稱得上繪聲繪色。尤其是對貫穿於整個南征過程的“七擒孟獲”，更是不惜筆墨，記敘得波瀾起伏、跌宕婉轉。說的是劉備病逝白帝城後，蜀國南邊相繼發生叛亂。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經過充分準備後，親率大軍南渡瀘水（金沙江），迅速平定了雲、貴地區的叛亂，鞏固了蜀國的後方。在這次具有重大意義的南征中，諸葛亮為了達到“攻心為上”的目的，七次抓住孟獲，又七次放走了他，孟獲最終心服口服。
查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七擒孟獲”的曆史記載，乃《 諸葛亮傳 》中注解部分，該注引用了習鑿齒所著《 漢晉春秋 》的一段文字：“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素為夷漢所服，乃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蜀軍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複反矣！送至滇池，南中平。”
晉代的常璩所寫的《 華陽國誌 》，其中的《 南中誌 》有這樣一段敘述：“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複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為惡矣！”
但《 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 》、《 出師表 》及當時率軍首領《 三國誌·蜀誌 》卷十三《 李恢·呂凱傳 》都沒有直接記載。而北宋的《 資治通鑒 》則提到：孟獲被“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複反矣。”這顯然是從《 華陽國誌 》中采納而來的。到底是陳壽以後的史學家發現了新資料，彌補了《 三國誌 》的不足，還是他們僅僅根據傳說而記入史冊的，有待史學家進一步深究。
在裴氏之後的一千多年裏，不斷出現關於諸葛亮“七擒七縱”的爭論，民間輿論多是支持“史有其事”的，但專家學者們顯得比較冷靜些。清代刻印的《 通鑒輯覽 》從時間性上對這個傳說提出了否定：“七擒七縱，為記載所豔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從史實上看，這個觀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的戰略格局是，曹魏經過赤壁之敗，急欲報一箭之仇；東吳借蜀國國喪之機，也想乘勢西進，將“國弱主幼”的西蜀扼殺。雖然諸葛亮憑藉著超人的大智大勇，通過縱橫捭闔，達到了“安居平五路”的初步目的，但強兵壓境的局麵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為了“挽狂瀾於既倒”，諸葛亮必然會把軍事重心放在北向上，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以北伐來拓展生存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從益州出兵到滇中平亂，隻有四五個月時間，作為一個出色的戰略家、軍事家，親自統兵布陣，絕對不可能為了一人一地的得失而去無限期地拖延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