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科學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它的發展動力來自於現實要求，一旦現實不再提出要求，科學研究的動力就很快會枯竭。比如天文研究領域的郭守敬，被稱為“中國的第穀”，出於曆法的需要，他進行了大量的天文觀測，也製作了非常先進的儀器，得到的數據也非常精確，“中國的第穀”這個稱號當之無愧。然而，在他之後，卻不曾出現一個“中國的開普勒”來整理他的觀測數據，從而得出行星運動三定律，為天空立法。這就是實用科學的致命弱點。另外，在實用科學那裏，也不可能出現像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和歐幾裏德這樣的純理論科學家。
古代中國科學實用取向的價值觀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和社會背景的，是同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價值觀相適應的，更是同作為封建正統思想的儒家的“世俗哲學”相吻合的。儒家對科學技術采取輕視的態度，科學技術在中國古代始終沒有取得應有的地位，像四大發明這樣重大的技術成就也被視為雕蟲小技，更多的科技成果隻是作為統治者娛樂的“玩意兒”。在儒家眼中，政治地位比什麼都重要，讀書是為了做官，“學而優則仕”，科學技術是微不足道的。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是這種世俗、實用的情況下，實用科學大行其道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並不是實用科學選擇了中國，而是中國選擇了實用科學。
過於穩固的傳統文化
在世界上的古老文化中，隻有中國的文化沒有中斷過。其他古老文化，不管是埃及、印度還是希臘，他們或消失，或中斷，或已融合得麵目全非，沒有一個是5000年不曾中斷的。這當然是中華民族的驕傲。然而，過於古老穩固的傳統文化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有不利的一麵，這就是所謂的“傳統文化包袱”。因為過於古老穩固的傳統文化容易形成一個惰性體係，而不利於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發展。畢竟，創新才是科學技術的核心和靈魂。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儒家，雖然對科學技術采取輕視態度，但也不敵視，並沒有像西方的宗教神學那樣對科學技術予以禁止。這樣，在中國2000多年封建時期，作為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一直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科學家和發明家政治上受壓製，思想上受禁錮，被籠罩在龐大可怕的封建社會網中，他們可以研究，但又不能放開手腳；可以做出發現和發明，但又很少得到推廣和應用；可以探索自然的奧秘，但又不能違背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在這樣的社會中，科學家、發明家處於被嘲諷、受冷遇的地位。總之，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在儒家思想的束縛和統治之下，總是處於一種不死不活的狀態，隻有醫學和馬上能見實效的實用技術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
在封建時期2000多年的緩慢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代科學史上始終沒有出現美國科學史家庫恩所說的那種“科學共同體”和“科學革命”，也不曾誕生真正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反而在一直動蕩的歐洲，在經曆了黑暗的中世紀後誕生了近代科學。
這一點確實發人深思。有學者就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惰性體係過於穩固了，無形中窒息了科學的創新精神。而西方卻不同，他們的文化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易於接受外來的思想，在中世紀後期，他們就是接受了來自中國、阿拉伯的東方科學文化，並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科學，從而開始文藝複興，建立近代科學的。另一方麵，在歐洲黑暗的中世紀，作為西方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教父學和經院哲學，它的起點比東方的儒教要荒唐得多，它是用一個遠離世俗的上帝作為他們理論體係的邏輯起點，這就使這個體係的科學性和可信性遠不如儒家。為了維護它的體係，統治者不得不采取高壓手段，用最慘毒的刑罰去壓製科學。但教父學和經院哲學由於先天不足，在思想上它很容易被科學駁倒。中世紀後期，它就處於內外交困之中，隨著文藝複興的到來，它很快土崩瓦解了。
這裏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封建的傳統文化使科學易於生存但不易於革命，而西方的卻正好相反。這樣，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57 科學的曆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