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涼山彝族曆史發展的過程中，等級之間很難變化，特別是黑彝等級是不能改變的，黑彝等級即是貧困破產，但其等級地位是不能改變的，被統治等級無論變得多麼富有，但是他的被統治地位是永遠無法改變的。
（二）奴隸製剝削關係
在人身占有和隸屬關係下，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其主要形式是無償勞役。由於等級地位的不同所提供的無償勞役也不同，呷西整年為奴隸主從事繁重的家務以及放牧和部分田間勞役，稍有怠慢，則將受到難以忍受的虐待和酷刑。阿加主要為奴隸主提供田間勞役，要誰叫誰到，每年要用1/3到1/2的時間為奴隸主服勞役。曲諾要為奴隸主提供部分田間勞役，一般每年幾天至10餘天，此外還要為奴隸主修房、建碉堡、收租運糧、外出護送等勞役。各個等級還要受到奴隸主"雜布達"的高利貸剝削和各種特權剝削。
（三）家支製度和習慣法
由於涼山彝族社會的特殊性，因而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權，具有氏族社會特點的家支組織就成為奴隸主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故此家支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政權的性質。
家支，彝語稱之為"楚西"或"楚加"，它是內部嚴禁通婚並以父子連名製譜係作為鏈條貫穿起來的父係血緣集團。家支對個人或個體家庭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但家支成員之間沒有統治隸屬關係。黑彝家支無論大小皆各自獨立，互不相屬，各有自己比較固定的管轄區，分別統治著轄區內的奴隸和勞動人民。家支沒有常設的辦事機構，由數目不等的頭人管理。頭人主要有蘇易和德古兩種，是由黑彝奴隸主擁戴出來的，不世襲，負責處理家支的一切問題。黑彝家支在政治上有著重要作用。家支的對內職能是維護黑彝的等級特權和統治地位，保證對被統治等級的剝削和鎮壓被統治等級的反抗。家支的對外職能是組織冤家械鬥，向外掠奪奴隸、土地和財物以及防禦這種掠奪。可見黑彝家支完全成了奴隸主實行專政的工具，也起到了政權組織的作用。
涼山彝族奴隸社會還沒有成文的法律，隻有習慣法。習慣法承認黑彝奴隸主占有剝削被統治等級的合法性。習慣法規定了鞏固和團結黑彝家支的辦法，規定黑彝的人身、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還規定了處置被統治等級"犯罪"的辦法。可見習慣法是維護黑彝奴隸主等級特權和統治地位的。在執行習慣法時，通常有調解、神明裁判和家支會議裁判3種方法，處刑時不分男女，不問年齡。
（四）低下的生產力和奴隸的悲慘生活
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發展極為遲緩，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奴隸在奴隸主棍棒皮鞭下強服田間勞役，對生產毫無興趣，而寄生的奴隸主階級又極不關心生產的發展，甚至排斥外來先進生產技術的傳播，因而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奴隸製下，農業生產上工具簡陋，耕作技術粗放，廣種薄收，產量極低，平均每年每人隻有原糧50多公斤。畜牧業、漁業、林業等僅是家庭副業。手工業還沒有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商品交換尚未形成獨立的經濟部門，沒有本民族的集市和專業商人。
在這樣低下的生產力之下，再加上奴隸主的殘酷剝削，奴隸和廣大勞動群眾生活極為悲慘。奴隸常年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許多奴隸被奴隸主折磨而死，幸免於難者，往往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備受摧殘，有的四肢發育不全，有的遍體鱗傷，有的成為白癡。廣大勞動人民也長期過著"八月野菜四月糧"的生活。食鹽奇缺，多穿粗麻布褲和裙子，無床無被，隻有卷伏在火塘旁邊過夜。這就是奴隸製長期存在給涼山彝族社會帶來的嚴重惡果。
四、南方各民族原始殘餘的保留
從17世紀至19世紀初，南方還有一部分民族或多或少的保留著原始殘餘的社會組織，甚至還有極少部分民族仍處在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發展階段，如獨龍族、怒族、傈僳族、基諾族、布朗族等皆屬此類型。有的民族雖說已進入階級社會，但還保留有原始殘餘，如佤族、拉祜族、黎族、苗族、瑤族中的少數即屬此類型。所保留的原始殘餘各有差異和特點。
（一）土地公有製和原始共耕殘餘
19世紀初獨龍族、怒族、傈僳族（部分）、佤族（部分）還處在原始社會後期家族公社和原始農村公社解體的時期，這些民族社會發展的特點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雖以刀耕火種的農業為主，但采集和漁獵仍占很大的比重。生產工具十分簡陋，小型鐵器和竹木農具並用，社會分工不明顯，交換尚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階段，社會內部雖有一定的貧富分化，但還沒有形成剝削階級。在土地所有製形態上，正處在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公有製向個體私有製發展的時期。土地的原始公有製還較普遍存在，獨龍族保留有家族公有、幾戶夥有的公有土地；怒族土地關係中原始公有製還十分突出，村社公有、氏族公有、家族公有土地還占有重要的地位；傈僳族社會中家族和村寨公有的土地還作為一種殘餘形式保留下來，家族、村社公有的土地有的地區占到總耕地麵積的30％；雲南西盟佤族家族、村社的公有土地占耕地麵積的10-20％；西雙版納布朗族的土地大部分屬於氏族公有。對於這些公有土地，凡氏族、家族、村杜成員都可自由開荒耕種，丟荒後就失去使用權。
基於這樣的原始土地公有製，因而在耕作形式上便保留著原始共耕製的共耕關係。各族對共耕的稱呼不一，獨龍族叫"猛吳"，怒族叫"扣利牙"，佤族叫"麻格類畝"，傈僳族則稱之為"哈米奔列夥"，皆為共同耕作或大夥一起種的意思，譯成漢語為"合種"或"夥種"。各個民族的共耕組織雖有所差異，但大體是一致的，即由兩家或兩家以上（最多8家）組成，一個家庭可參加一個或兩個以上（最多者參加10餘個）共耕組織。共耕關係不穩定，每年都有變化。共耕使用的土地有的是家族、村社公有地，有的則是私人土地。共耕各方共同出籽種和勞動力，共同生產，產品大部分沿襲原始平均分配的原則，按戶平均分配，也有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不計勞動力的強弱，土地無論屬於誰所有，一般都不計報酬。如果籽種原由一方所出，則先扣除籽種，然後再平均分配。有少數的共耕組，因組內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衡而產生了分配上的不平等，因而出現了某些剝削因素，導致共耕關係的逐漸解體。
（二）原始氏族、家族、共產製大家庭殘餘。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氏族、家族、共產製大家庭的社會組織在南方部分民族中還有所保留。獨龍族有由同一個祖先的後代組成的血緣集團--尼柔（父係氏族）；怒族有稱為"起"、"體戚"、"勒"的氏族組織：傈僳族的氏族組織被稱為"初俄"；西雙版納布朗族社會中還保留有一種罕見的母子（女）連名製，這是一種母係氏族的殘餘，同時還保存著稱為"戛滾"的父係氏族組織。這些氏族都是由同一祖先的後代所組成的，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征，如有同一姓氏、共同的圖騰、有氏族長、實行嚴格的氏族外婚等。
家族組織在獨龍族、怒族、佤族、傈僳族、拉祜族的苦聰支係中都還較為普遍的存在。它是由同一祖先的苦幹個體家庭組成的。這些家族的共同特征是：有共同的姓氏，實行嚴格的家族外婚，有某些共同的宗教活動，家族成員有互相幫助和互相承擔債務的義務，有選舉產生的家族長，有共同的墓地，有家族公有土地。這些特征具有原始家族公社殘餘的性質。
在個別民族中還有一種原始共產製大家庭的殘餘組織，其中以獨龍族和基諾族最為突出。獨龍族的原始共產製大家庭（獨龍語稱之為"宗"）在19世紀還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娶妻的男子在父屋內新置一個火塘，大家庭中有幾個火塘則表示有幾個小家庭，小家庭被稱為"卡爾信"，即火塘分居製。大家庭有家長（吉馬），其權力較大，負責處理生產、祭祀、嫁娶、交換、訴訟等事務。婦女處於奴仆的地位，大家庭內實行生產資料土地公有製，全家庭集體勞動，平均分配產品。同時還保留有古老的"主婦管倉"、"各火塘輪流煮飯"和"主婦分食"的母權製時期的遺風。
基諾族的父係大家庭出現於17世紀，是一個父係血緣集團，由同一個父係祖先的子孫（男性）娶妻後組成，同居一幢大竹樓內，由家長統領。在大竹樓的一道門設家庭的總火塘，二道門處設長條形火塘，供大家庭成員集體吃飯、休息、舉行家庭會議的場所。大家庭實行集體勞動，共同消費。
（三）黎族合畝製
19世紀時部分黎族還保存著帶有濃厚原始殘餘的合畝製，黎語稱之為"紋茂"或"翁堂沃工"。合畝是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由二三代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若幹戶所組成的帶有原始家族殘餘的一種共耕編組形式。合畝製的生產力水平還十分低下。每個合畝都有畝頭，合畝內畝頭與畝眾以及畝眾之間的相互關係基本上是平等的。合畝中還有一種"龍公"與"龍仔"的關係。龍公黎語稱之為"沃凡"，意為做主人，龍公絕大多數皆為畝頭。龍仔是因各種原因而投靠龍公的，一般有人身自由，龍仔在合畝內的地位和待遇與一般畝眾雖說有一定的差別，但基本上是平等的，這種關係帶有原始氏族收養成員的性質。龍仔要為龍公承擔一定的義務，龍公則以龍仔的保護人自居。
合畝的主要生產資料--耕地和耕牛，分別為合畝公有、幾戶夥有和一戶私有3種形式。合畝成員實行共同勞動，產品由畝頭主持分配。分配前先扣除種子和其它公用糧，餘下部分全部按戶平均分配。土地不論為何方所有皆不計報酬。有的合畝屬於原始形態的內部尚未產生剝削關係，但在過渡形態（由原始形態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合畝中，合畝內部和對外均產生了剝削關係，傳統的合畝製僅是一種軀殼而已。
五、各民族文化的發展
17-19世紀期間南方各民族在政治經濟發展的同時，文化也有所發展，各民族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創造了豐富多采的科學文化，它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祖國文化寶庫的瑰寶。
（一）曆法
在長期的農牧業生產中創造了各民族獨特的曆法。彝族很早就有將一年分為10個月的曆法，後來發展成以12生肖紀年紀月紀日的彝曆。白族有"以寅為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的曆法，還有專門講曆法的《集聖曆百家書》專著。傣族的曆法被稱為"祖朋葛曆"，俗稱傣曆，有使用數年至幾十年的多年用曆書。佤族也有一種簡單的曆法。各族曆法在指導農牧業生產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二）醫學
南方各族的醫藥學較發展，大多有本民族的醫生，有的民族還有醫學專著。白族早在明代就有陳洞天著的《洞天秘典注》，李星煒的《奇驗方書》，清代以來又有孫榮福的《病家十戒十全合刊》，奚毓崧的《傷寒逆症賦》等醫學專著。傣族民間流傳著許多用傣文寫成的有關醫療方法、特效藥方、藥品名稱及用途的醫書。納西族有治療傷寒、痢疾、膀胱病和小兒風等的有效藥方。苗醫曆史悠久，內容廣泛，療法形式特殊，創造出經濟、簡便、快速的治療方法20餘種；苗醫還遠出行醫，苗醫人數眾多，如貴州關嶺縣五岡鄉一苗寨，500餘人中盡有300餘人能行醫，被譽為"苗醫之鄉"。
（三）建築、繪畫、雕刻
南方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建築、繪畫、雕刻藝術。廣西左、右江兩岸發現的花山崖壁畫早已馳名海內外，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一部分。雲南劍川石室山石窟也享譽中外，可與敦煌石窟媲美。百越民族曆史悠久的幹欄建築至今還在傣、壯、侗等民族中保留著，成為一種傳統的建築，傣族的竹樓建築頗具特色。侗族橋梁、鼓樓、廟宇、涼亭等建築技術十分高超。白族修建的城池、宮殿、寺塔、樓閣設計精巧，規模宏大，大理崇聖寺三塔是白族建築技術的精華，早已為世人所矚目。
（四）銅鼓
是南方民族文化室庫中的一顆明珠。在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均發現了許多銅鼓，僅廣西地區出地和收藏的銅鼓就有500餘麵。在雲南楚雄地區發現了距今2700年以前的銅鼓，是迄今發現的年代最古的銅鼓。鑄造和使用銅鼓是百越民族的共同特征，它反映了百越民族青銅製造的高超技術。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流縣發現的一麵銅鼓，體型高大，莊重古樸，麵徑1.65米，胸徑1.49米，腰徑1.39米，高0.67米，重達300公斤。有的銅鼓"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外。爐鑄之妙，實為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
（五）文字
南方民族中彝族、傣族、納西族創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彝文在曆史上曾被稱為"爨文"或"韙文"，也有稱之為老彝文的，它是一種超方言的音綴文字，曾流行於川、滇、黔、桂四省彝族地區，至今還保存有用彝文寫成的許多書籍，如《西南彝誌》、《勒俄特依》、《瑪木特依》等。傣文是由古巴利文演變而來的，有傣泐、傣那、傣篷、金平、新平5種形體，其中傣泐、傣那兩種文體流行最廣，有100O多年的使用曆史，在明代傣泐、傣那文就是官方（包括中央王朝）通用的少數民族文字之一，用這兩種字體記載了許多傣族的醫學、文學、史學、數學、佛經書籍，是研究傣族社會曆史的寶貴資料。納西族有以象形文取意的"東巴文"和標音文字的"哥巴文"、兩種文字在納西族中都通用，用東巴文寫成的東巴經數量巨大，已收集到的就有500多卷（冊），700多萬字；經卷內容豐富，包括了納西族的曆史、文學、宗教、天文曆法、哲學等方麵，是古代納西族的一部百科叢書。
（六）文學藝術和史學
南方各民族均有著豐富多采的文學藝術，尤以民間文學最為精彩，神話、寓言、童話、傳說、故事、詩歌、歌謠、諺語、謎語幾乎每個民族皆有。清代以來這些民間文學大為恢拓，已成為各民族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神話中有苗族的《開天辟地》，白族的《創世紀》。詩歌中以傣族的長篇敘事詩最著名，許多詩歌長達上百上千行，有的甚至長達數萬至10餘萬行，被譽為傣族文學的精華，如《召樹屯與婻婼娜》、《俄並與桑洛》等都是詩歌中的精品。彝族的長篇敘事詩《阿細的先基》、《梅葛》等早已在彝族中家喻戶曉了。歌謠更是許多民族人人皆會。亦是人民生活中離不開的一種民間文娛活動，如壯族的"歌圩"，布依族的"山歌"，苗族長達廳餘行的"敘事歌"，瑤族的"鬥歌"，白族的"白族調"等均為各族人民所喜好，亦是青年男女表達愛情和進行社交活動的最好方式。在史學方麵，每個民族均有關於人類起源和本民族曆史發展的傳說，有的民族還有用本民族文字或漢文記載的曆史著作。彝族在14世紀就有了用彝文寫成的曆史專著，最主要的有《西南彝誌》，這是彝族最古老的一部百科全書，還有《洪水泛濫史》、《洪水前後軼事》、《德布氏史略》、《水西傳全集》、《水西製度》等史學專著。白族有許多著名的曆史著作，南詔時有《張氏國史》，大理時有《國史》、《白史》，元代有《白古通記》，明代有《南詔通記》、《西南列國誌》，清初有《白古通記淺述》等；明清時白族的學者還著述了許多雲南地方史誌，有明代李元陽的萬曆《雲南通誌》、《大理府誌》，艾自修的《鄧川州誌》，趙淳的《趙州誌》，高的《雞足山誌》等，這些史書都是具有較高價值的曆史文獻。傣族也有許多用傣文寫成的曆史專著，如《泐史》以及大量的封建成文法規和家譜。
（七）教育
18世紀清朝大規模改土歸流後，在土司被廢除的同時，封建文化教育也隨之進入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各地書院、府學、義學、縣學、衛學不斷建立。據統計，貴州省黎平府在乾隆至嘉慶年間，就建有書院7處，館舍5處，義學2所。書院、義學均有由政府撥給的學田出租給農民耕種，所收田租作為教育經費。在這些書院、義學、縣學中也吸收各民族子弟入學。湖南省批準辰州府屬太學取苗生5名，中學3名，小學2名，後又規定了入學數額。清政府還在各民族地區推行科舉製度，允許各民族學生參加科學應試，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湖南學政潘宗洛明令允許各民族童生參加科舉應試。湖南兩廣各地的"民瑤與漢人無異，每歲科舉，瑤童得與考，所取瑤生，亦與生監一體鄉試"，"苗亦多應試""瑤人中舉人也很多"。。這些措施給各民族矢誌青年帶來了入學讀書和應試的機會，使各民族子弟讀書識字的逐漸增多，"悉以耕鑿誦讀為事"，"多有讀書明理者"，"於書無所不讀"的現象，對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文化知識和促進各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進步意義。
第三章 南方彝、傣、白、苗、諸民族的反抗鬥爭
一、李定國領導的雲南各民族聯合抗清鬥爭
明末清初，雲南各民族人民的反封建鬥爭大部分加入到明末農民起義軍張獻忠部將李定國所領導的起義鬥爭之中。李定國率領的大西農民軍於1646年（順治三年）九月攻占雲南後，重建農民政權，推行廉潔的政治，發展農業生產。"招撫外逃百姓回家複業，不足者借給牛、種"，製定合理的稅收，"差人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支持商業貿易，"出入邊境，盤詰較寬，貿易商人俱給照驗"。實行較好的民族政策，如在平定沙定洲的內亂後，即聯合各民族土司，實行漢族與各民族、漢族士兵與各民族士兵平等的政策。這些措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把雲南各民族在"聯明抗清"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以支持南明政權的方式共同抗清。各民族人民基於共同的階級利益，積極支持和參加起義軍，許多土司和各民族人民向起義軍輸糧認餉，供械當兵。"號召諸土司出兵認餉"，於是嶍峨、寧州、新興各處土司次第來歸，雲南18府有16府屬起義軍管轄。起義軍中增加了許多各民族的士兵，李定國東征時所率領的部隊中有彝、苗、瑤、壯、侗、仡佬、傣等族士兵，"其所部半為倮、瑤、佬"，還有戰象50隻（向傣族學習的象陣）。李定國領導的各族起義軍以雲南省各民族地區為抗清根據地（特別是傣族地區），起義軍先後轉戰於紅河以西、永昌以南、景邁以北的廣大民族地區，堅持抗清鬥爭。
1659年（順治十六年）一月，李定國起義軍在騰衝磨盤山一戰失敗，永曆帝出走緬甸，李定國收集殘餘部隊，自騰衝經南甸進入孟定，在緬寧（今雲南省臨滄）、耿馬、孟連等傣族地區，繼續發動當地各民族人民抗清。這時元江傣族土知府那嵩在李定國的發動下，領導傣族人民參加抗清鬥爭，那嵩所領導的各民族武裝是雲南各族抗清武裝中最強大的一支，當時那嵩堅守元江，李定國為不失信於那嵩，把妻兒留在元江，並將大量金銀財物留給那嵩以作費用，還和那嵩約定共同出兵昆明，以複雲南。此後那嵩又聯絡降清明將許名臣、高應鳳等共謀舉義，並聯合各地土司武裝向臨安、石屏、蒙自等處進兵。清朝急調吳三桂等率兵前往鎮壓，清軍兵臨元江城，吳三桂對那嵩進行勸降，遭到那嵩的嚴詞拒絕，並痛斥吳三桂。吳三桂下令攻城，那嵩進行了5個月的英勇抵抗，終因兵單力薄，又得不到李定國援兵的支援，城被攻破。城破之後，那嵩率家人登樓舉火自焚，英勇犧牲。
1661年（順治十八年）雲南大部分地區被清軍占領，但元江和滇南各族人民還和李定國生死合作，孟連一帶的土司向李定國耕田輸糧，車裏一帶的傣族還和李定國報饋殷勤。當清軍攻磨乃時"土司龍吉兆、龍吉佐等因與那嵩有約，堅不降，守城七十餘日，柵破被執不屈死"。
1662年（康熙元年），李定國到猛臘後，"遣官入車裏借兵，複雲南以救駕（永曆帝），車裏，暹羅俱遣使報禮向義甚殷"。後李定國在中緬邊境聞永曆帝被殺，哀傷成疾，於1662年六月病卒於猛臘。
李定國領導的各民族抗清鬥爭失敗後，雲南各民族人民的抗清活動並未停止。1663年（康熙二年）昆明張綺、大理張泰及梅阿四、騰越尹庶、武定張發樣、安寧魯家柱等於會城起兵抗清，但不幸失敗。1664年（康熙三年），嶍峨王楊祖、新興王耀祖、蒙自李世藩等又聯合滇東各民族人民舉兵抗清，眾至11萬人，圍攻臨安、蒙自等10餘州縣。幸存的那嵩之子那烈亦率領傣族武裝反攻元江。至此清初雲南各民族的抗清鬥爭告一段落。
二、乾嘉苗民起義。
1795年（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貴州省鬆桃廳大塘汛大寨營苗族石柳鄧與湖南省永綏廳黃瓜寨苗族石三保等人，聚集於湖南省鳳凰廳鴨保寨副百戶吳隴登家中，與吳八月、吳半生、吳廷舉等人，在清朝的民族壓迫和大量失去土地的情況下，共同商討起兵反抗。他們提出："驅逐客民（漢族地主），奪還苗地"的口號，商定於農曆正月十八（2月7日）聯絡毗連的鬆桃，永綏、鳳凰、乾州四廳的苗寨共同起義。這是湘、黔、川三省邊區苗族在改土歸流以後，因流官繼續欺壓百姓和滿、漢地主兼並土地的必然結果。
因石柳鄧為起義進行的準備活動被官府發覺，所以鬆桃大寨營起義被迫提前於正月五日爆發，此後的幾天之內，石三保在湘南永綏廳黃瓜寨，吳半生在鳳凰廳蘇麻寨，吳隴登在鴨保案、吳八月在乾州廳坪壟、吳廷舉在三岔坪，亦均先後起來鬥爭。影響所及，湘西、黔東北一帶苗族紛紛起而響應。因這次起義發生在清代乾隆、嘉慶之交，故史稱"乾嘉苗民起義"。
起義軍曾攻下乾州廳城，先後包圍鬆桃、永綏、鳳凰廳城。他們攻打清軍據點，奪回耕地，嚴懲作惡的百戶及地主，與前來鎮壓的清軍相持約2年之久。清朝剿撫兼施，在征調7省18萬清兵大軍壓境的基礎上，又籠絡收買起義軍個別領導中的動搖分子，並分化瓦解友軍；加上起義軍武器簡陋，組織性與外界聯係較差，勢單力薄，各自為戰，很容易受到分割包圍，因此一些據點先後被清軍占領。石柳鄧率所部轉入湘西後，曾與各路義軍分別迎擊來犯的清軍，經烏巢河穀戰役，吳半生、吳八月、石三保等先後被俘。1796年（嘉慶元年）七月十五日，義軍占領達1年5個月的乾州廳城失守。十一月中旬，石柳鄧與吳八月之子吳廷義等領導義軍退守石隆寨。次年正月三日，在清軍四路圍攻下，起義軍寧死不屈，取得擊斃清軍守備、千總、把總的戰績，最後全部壯烈犧牲。清政府在鎮壓乾嘉起義以後，在苗疆修複"邊牆"150餘公裏，建碉堡、哨卡、關口1100餘座，招屯兵7000人，備戰練勇1000人，實施"屯田養勇，設卡防苗"的政策。屯田製度的建立，不僅掠奪了苗民的田土，壓製了苗民的自由，後來屯租剝削日重，導致了此後再一次爆發的"革屯運動"。與此同時，清朝還在湘西風凰、永綏、乾州、保靖、古丈五廳縣委任守備、千總、把總等苗官486名，加上百戶、寨長共100O多人。在貴州省鬆桃廳委任守備，千總、把總179名，通事、百戶、寨長72名，形成了苗族內部的封建統治階級。清政府還在苗族地區普設義學、規定科舉的錄取名額，每屆都有人考取苗舉人，苗秀才等等。這一方麵推動了文化教育，另一方麵也為苗族地區知識階層的出現和統治階級培養接班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布依族人民的南籠起義
在全國各地不斷的起義，尤其是乾嘉苗民起義的影響下，貴州省南籠府（今黔西南自治州興義、安龍一帶）的布依族人民因土地被兼並，又因清朝為鎮壓乾嘉起義強行征布依族農民入伍的影響下，於1797年（嘉慶元年）在安龍縣北鄉當丈、洞灑二寨爆發起義。起義領導人韋朝元（韋德明），號七綹須，推舉能做巫行醫的布依族巾幗英雄王囊仙（王阿崇）為"皇仙娘娘"，取年號為仙大。韋朝元自任大王玉帝仙官，取年號為元順，並建立丞相，副丞相、總管仙達、仙娘等文武官職，以統率義軍。並以洞灑寨為京城，當丈寨為仙城，在方圓50公裏內的36個大寨和幾百個小寨修築木柵石城，據險自衛。
起義爆發後，二月二十七日攻陷永豐州管轄的定頭城，接著又破官軍關卡螞蝗屯，圍攻永寧城，大敗清軍援兵於永寧之北口馬鞍橋。三月二十日攻占冊亨城。三月底義軍矛頭直指貴陽，起義浪潮席卷整個黔西南及附近的廣西、雲南邊境地區，桂、滇、黔交界一帶的布依族及其他各民族人民紛紛響應。受到震撼的清廷，命令正在圍剿苗民起義的雲貴總督勒保立即從銅仁馳赴南籠。又令兩廣總督吉慶等由廣西省西隆州，雲南巡撫江蘭等自雲南省羅平州向南籠發動進攻，與貴州巡撫馮光熊等所率清兵進行會剿。從此，南籠義軍進入了依寨堅守的艱難時期。
四月十日，勒保率兵5000名由鎮寧進攻關嶺，起義軍在大坡嶺浴血阻擊，1000多人壯烈犧牲。後來又在滇黔大路上重要關隘巴隴屯設卡堅守，堅持戰鬥5晝夜，亦不幸失守。此後清軍"一路設卡安營，處處留兵防堵"，並收買叛徒，分化起義軍隊伍，但起義軍仍勇猛作戰。八月時，曾在黃草壩包圍雲貴總督勒保達一個多月。八月下旬，在清軍猛攻之下，義軍占領的捧鮓、黃草壩等地陷落，義軍主力退守當丈、洞灑和冊亨等據點。十月四日，京城洞灑、仙城當丈均被官軍攻占，一萬多義軍犧牲，包括起義領導人韋朝元、王囊仙在內的2600多人被俘，十月十二日義軍的最後據點冊亨城失守，十月十七日圍攻永豐州城的義軍撤退，起義最後失敗。十二月二十四日，起義軍領導人在北京被害。起義被鎮壓後，清廷一方麵在當地蠲免或緩征錢糧；清厘田畝，以靖苗漢之爭。裁把事、土舍、亭長等名色，以杜絕科累。"定夫徭工價，以利窮苗"，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布依族農民的壓迫。而隨著起義後，"客民"遷入日增，帶來先進生產工具與技術使黔西南民族地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有了較快的發展。
四、土家族地區的白蓮教起義
白蓮教始於南宋初茅子元創立的白蓮宗，為佛教淨土宗的一派，初崇奉阿彌陀佛（無量壽佛），提倡五戒。元代滲入其它宗教觀念，改崇彌勒佛。
16世紀初以後，奉無生老母為創世主，宣稱無生老母派彌勒佛等神佛下凡，救度迷失在紅塵的皇胎兒女。此後，教派林立，不下百種，而且互不統屬，頭目亦各有不同名稱。
18世紀後半期，河南省鹿邑人劉鬆以白蓮教組織起義，事發被捕後，其弟子赴川、陝、鄂一帶傳教。湖北省來鳳，四川省酉陽一帶土家族地區的白蓮教，就是從陝西省一帶傳來的，一些喪失土地的土家族貧苦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均紛紛入教為教徒。當時的土家族地區封建地主經濟已有相當發展，實物地租"四六分成"，佃戶所得未及一半。田賦猛增，差役沉重，天災人禍之際，高利貸年利竟達80％之高。在乾嘉湘西，黔東苗民起義影響下，陝西省平利縣來此傳教的王子俊子1796年（嘉慶元年）二月由襄陽到來鳳，通知教友，約定日期與荊襄地區的白蓮教同時起義。湖北省來鳳縣教徒於二月十五日在小坳大教首唐貴家中祭刀，白布繞頭，白旗為號，旗鼓寨大教首田穀敦，夾牛洞向文進，享康裏王長清也同時起義。四川省長陽縣林之華、覃士輝等也高舉義旗，揭竿而起。來鳳一帶短短幾天，加入白蓮教起義的土家、漢、苗族達三四萬人。各教首之下，分率七八百或三四千人不等。他們構築據點，並向四川西陽，湖北鹹豐、湖南龍山等地活動，從教者日眾。
清政府除了竭力防止湖北省白蓮教與湘西苗民起義軍發生聯係外，還增撥兵力，阻止白蓮教蔓延擴大。在小坳、茶園溪等地被官兵占領後，起義軍又聚集宣恩、鹹豐、龍山、桑植4縣，共有教民數萬人，分編九營，齊集旗鼓寨，堅持戰鬥。七月初，川、湘清軍分四路合攻旗鼓寨，經繳烈爭奪，終於在七月十八日失守，近萬名教民壯烈犧牲，2000多人被俘，數千間草房，1000多間瓦屋樓房被焚一空。被俘者則在龍山縣全部被害。次年三月，清軍向長陽縣教民義軍屯集地黃柏山發動全麵進攻，義軍忽分忽合，又南又北，進行靈活機動的戰鬥。十月，各省官軍雲集鄂西，在地主鄉團的配合下，使各地義軍慘遭鎮壓，到1798年（嘉慶三年）春，義軍首領被俘，土家族地區為時兩年的白蓮教起義終於失敗。
五、嘉慶年間雲南大理等地各民族起義
嘉慶年間是清朝統治由盛轉衰的時期，政府腐敗，剝削加重，致使全國各民族反抗鬥爭屢屢發生，雲南各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抗清朝統治的高潮。
1796年（嘉慶元年）威遠縣牛肩山一帶發生饑荒，拉祜族人民不堪乏食之苦，在紮杜的領導下起來反抗，襲擊官府和奪取清軍糧庫。起義得到緬寧"佧佤"（佤族）、蒲蠻（布朗）等族的響應，"倮黑（拉祜）、佧佤、蒲蠻諸夷滋擾緬寧"。紮杜領導的起義和佤、布朗等起義軍在大黑山一帶會合，共同圍攻緬寧城，使清朝為之震動，急調雲貴總督勒保率兵回滇鎮壓。1797年（嘉慶二年）紮杜在與清軍的戰鬥中被俘犧牲，起義軍遭到重大損失，餘部退入大黑山一帶，準備再度起義。
1797年大理、趙州、楚雄等10餘府州縣發生了因"鹽案"引起的白、漢、彝、回等族大起義。起義的原因是清政府將雲南民辦民運的鹽井改為官辦官銷，"始則計口授食（鹽），繼則按戶分灘"，"始則先課後鹽，繼則無鹽有課，人民訴之官府，官府又袒護鹽官，對告狀人民或立斃於庭，或羈死於獄......遂至釀成此禍"。因此在1797年三月，蒙化、太和（大理）、鄧川、趙州（鳳儀）、雲南（祥雲）、永北、鶴慶、浪穹（洱源）、楚雄、大姚、元謀、定邊、祿豐等處，以壓鹽致變，"縛官親門丁、蠹書凶役及本地紳衿之為害者"進行懲處。10餘府州縣的白、漢、彝、回等族人民在幾天之內紛紛起義，占領州城，捉殺貪官汙吏。清政府迫於起義人民的強大勢力，被迫采取了一些緩和措施，於1799年（嘉慶四年）重新製定章程，"罷官鹽，改歸民運民銷"，這次起義鬥爭取得了勝利。
1799年，猛猛（雙江）拉祜族因不堪忍受土司"虐其民"，在李文明領導下舉行起義，此時原紮杜起義軍失敗後退入大黑山的義軍餘部也來到猛猛，與李文明義軍一起共同攻占了猛猛。李文明還聯絡阿佤山等地的佤、拉祜等族人民參加起義，於是有阿佤山拉祜族頭目李小老率領的拉祜、佤族等五六百人的武裝來到猛猛，孟連銅金和尚張輔國也參加了起義，猛猛、壩卡50餘寨的拉祜等族投入到起義隊伍之中。清朝派兵前往鎮壓，起義軍機智地轉入叢林中隱蔽，使清軍被困於南灑河。清廷大震，將雲貴總督富鋼、巡撫江藍撤職查辦。又調書麟為雲貴總督，永保為雲南巡撫，率兵前往鎮壓。清軍采取"以堵為上策"和分化瓦解起義隊伍的手段，誘降了張輔國，利用他分化瓦解起義軍。
1800年（嘉慶五年）起義軍據點壩卡被清軍占領，李文明、李小老奮戰犧牲，起義被鎮壓。
1810年（嘉慶十五年）賓川、大理等地在四川省等地白蓮教的影響下，舉行了一次起義。這次起義首先由賓川張俞與朱九桃（四川省白蓮教徒）來往於雲南（樣雲）、大理、姚州、祿豐、昆明等地，醞釀和組織起義。以後又與昆明陽黨中秘密約定在1810年二月在賓川、昆明同時起義。由於賓川提前起義，且起義計劃失密，當起義軍到達賓川城時，官軍早有準備，起義群眾又尚未聚齊，因此起義軍被迫退守鐵城。清朝速急調兵，在各城阻擊起義軍和鎮壓準備起義的群眾。起義終於遭到失敗。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滇南紅河地區由於遭受土司等苛派擾累，致令饑寒而爆發了哈尼、彝、漢等族人民的起義。是年三月宗哈窩泥（哈尼族）高羅衣同教讀章喜（漢族）、馬哈禮（回族）、朱申（哈尼族）及高羅衣侄高借沙等共商起義。高羅衣自稱窩泥王，封高借沙為大都督，章喜為軍師，朱申、馬哈禮為副軍師，聚七八百人，攻麻栗、新街、芭蕉嶺等寨，打敗了土司普承恩。高羅衣繼攻逢春苓，殺土目龍定國，起義軍發展到1.6萬人。義軍繼續北進，欲攻臨安府，被清軍防江官兵擊退，章喜被俘。雲貴總督伯麟又率官兵和土司兵前往鎮壓。於是起義軍改變進攻臨安的計劃，沿江北上進入瓦渣、溪處兩土司境內，瓦渣土司逃至元江，溪處土司投降，義軍直逼元江城。伯麟便兵分兩路：一路救援元江，一路由中道過江進擊。起義軍經過激烈戰鬥，高羅衣、朱申、高借沙被俘後犧牲，馬哈禮幸免於難。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高羅衣之堂侄高老五繼稱窩泥王與馬哈禮在納更土司境（元陽）再次起義，攻下稿吾卡，並由蠻密渡過紅河，進據臨安城外20公裏的牛肝哨，清臨安"總兵李慶雲聞風閉城"，雲貴總督伯麟派兵擊退，義軍退回紅河江外，固守打雀山頂，不幸高老五、馬哈禮被俘犧牲，起義再次被鎮壓下去。
嘉慶年間是雲南各民族人民起義的高潮時期，起義此仆彼起，波及到雲南省的各個地區，且多是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聯合起義，起義規模越來越大，擴大到幾個乃至10幾個府州縣，參加起義的群眾也越來越多。這些起義雖然都被統治者鎮壓下去了，但它卻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推動了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
六、滇西北各民族聯合起義
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滇西北各民族曾舉行過多次聯合起義，其中以維西恒乍繃、永北唐貴領導的兩次起義規模最大，波及地區廣，影響深，它在滇西北各民族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一）恒乍繃領導的起義
1801-1803年（嘉慶六至八年）在滇西北的維西地區爆發了以傈僳族恒乍繃領導的包括傈僳、怒族、白、納西、漢等族的起義。起義原因是滇西北瀾滄江與怒江地區各民族深受清朝官吏、土司、喇嘛寺的三重壓迫剝創，致使民怨沸騰，欲起反抗。起義的直接原因是維西大旱，冬季又遭雪災，但清朝官府、土司、喇嘛寺仍然橫征暴斂。當饑餓的群眾向康普、古刹兩寨土司借糧時遭到拒絕和辱罵，憤怒的各民族群眾便在恒乍繃的領導下舉行了起義。起義群眾攻入康普、古刹兩土千總和喇嘛寺，將其囤糧積穀、牛、羊、金銀全部分給周圍的傈僳、怒、白、漢、納西各民族人民。1802年（嘉慶七年）維西廳守備聞訊後派兵50名前往鎮壓，被起義群眾擊斃49名。繼後起義群眾燒了千總衙門。占領了喇嘛寺和附近塘汛、倉庫、銀廠等。這時維西、麗江等地人民紛紛參加起義，共推恒乍繃為起義軍首領，並在岩瓦、康普建立據點，提出了"借糧抗官，分種田地"的口號。起義軍的領導人還有臘者布（傈僳族）、別的扒（傈僳族）、烏恒布（傈僳族）、李禿樹（漢族）等人。1902年二月臘者布領導的義軍消滅了康普附近50餘寨的清軍和土司殘餘勢力，控製了維西北的要隘金江橋。李禿樹領導的義軍攻下了維西城南的樹苗、小甸、吉尾等地。另一支起義軍占領了石鼓，切斷了清軍交通要道。清朝令雲貴總督覺羅琅玕親往鎮壓。起義軍在魯甸太平塘一役消滅了琅玕的先遣部隊1000餘人。清廷大為震驚，督責琅玕大舉進擊。四月臘者布圍攻維西城不下，退入小維西，後不幸中敵奸計被俘犧牲。李禿樹義軍亦在進攻小維西的途中被圍困，起義軍大部分犧牲。五月義軍據點康普被清軍攻破。但起義軍仍在各地抗擊清軍，九月義軍退守瀾滄江岸繼續戰鬥。十月，恒乍繃、別的扒、烏恒布等重整起義隊伍，統領各路義軍繼續戰鬥，在魯甸伏擊清軍獲勝，打死昭通守備和清軍150餘人，起義軍士氣大振，在各山上設滾木擂石，管內挖壕，栽插竹簽。低處則埋伏放弩，使清軍處處被動挨打。
1803年（嘉慶八年）三月，清朝加緊了對義軍的鎮壓，仁宗先後下旨23道，加派官軍和地方團練五六萬人，征調了雲南全省30多個府州縣的夫役糧響，大舉進攻起義軍。四月，瀾滄江東岸起義軍被清軍打敗，全部轉入瀾滄江西岸。五月，清軍渡瀾滄江進攻西岸起義軍，並采取長時期封鎖渡口的策略，致使起義軍糧源斷絕。八月，恒乍繃、烏恒布在抗擊數千清軍的圍攻中，烏恒布犧牲，恒乍繃突出重圍。九月，恒乍繃、別的扒在泥金箐頂再次被清軍包圍，別的扒被俘後被官軍殺害。十月，恒乍繃也在拖羅箐壯烈犧牲。曆時兩年多的維西各民族起義被清王朝鎮壓下去了。
（二）永北唐貴等人領導的起義
在恒乍繃起義後不久，永北地區的傈僳、彝、漢、傣、回等族人民又在唐貴、傅添貴等人的領導下舉行了大規橫的起義。這次起義的原因是因土地問題而引起的。永北地區的傈僳、彝等族長期以來受到高氏土司的統治，成為土司的奴隸或農奴，改土歸流以後又租種高氏土司和漢族地主的土地。由於永北地區地主經濟的迅速發展，高氏上司為了"圖得銀價"，便將原來租與傈僳、彝等族的耕田大量抽回賣與漢族地主，"有典出十分之七八者，有十分之三四者，夷人無田可耕，因與漢民為仇"，，"以致栗粟生計日難"，於是因土地問題引起了這次規模龐大的反抗起義。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永北公母二寨傈僳族首領唐貴、傅添貴等20餘人因土司"抽租奪祖"和漢族地主大肆兼並土地而秘密聚會，醞釀起義，提出了"驅逐漢民（地主），奪回夷人土地"的口號，並秘密聯絡四山的傈僳、彝、漢、傣、回籌備寨農民，決定舉行大規模武裝起義。
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唐貴、傅添貴、陳天培（漢族）、沙李得（回族）、梅依老十（彝族），刀周（傣族）等23人聚會獻血盟誓，於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公山寨正式起義。起義軍公布了領導人名單：公推唐貴為地王，傅添貴為製命先生，陳天培為順天先生，楊老五為順天天師，波付為軍師，梅依老十、沙李得為將軍。還封有千總、把總、兵頭、治水娘娘等，樹起了黃色的起義旗幟。起義很快得到各族群眾的響應，起義軍發展到1萬餘人。起義軍在唐貴等人的指揮下，一舉攻下了永北、大姚二縣城，然後將奪回的土地和財物"分散貧者，使各安生業"，使起義軍勢力得到進一步擴大。
永北起義軍的浩大聲勢，使清廷大為震驚，先將雲南"畏葸不前"的提督、楚雄協副將鶴麗鎮總兵等人革職，再命雲貴、四川兩總督協同辦理，又派成都將軍尼瑪善為欽差大臣，統率滇、川、黔3省兵力，調拔川、滇兩省庫銀三四萬兩，征調雲南省70餘州縣的夫役糧草進行鎮壓。在大量清軍的殘暴鎮壓下，1821年四月，大姚農民起義軍的主要據點拉古、芝麻莊等寨被清軍攻破，起義首領陳天培、刀周、梅依老十等先後犧牲。接著，清軍集中兵力猛攻永北義軍據點公母二寨，義軍在唐貴等人的指揮下，憑險進行英勇抵抗，多次擊退了官軍的進攻，最後終因力量懸殊，義軍首領唐貴等人先後犧牲，起義宣告失敗。
清軍對起義地區進行了報複性的屠殺，但各民族人民仍堅貞不屈，以"寧走險路三千裏，不作順民留老家"的西遷辦法繼續與清朝鬥爭。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也迫使清廷采取了一些有利於群眾的措施，首先是懲處了一批貪官和土司，其次對土地問題也采取允許夷人贖回被奪土地的規定，再次是禁革了土司的一些苛派，暫時緩和了這一地區的民族矛盾。
七、湖南瑤民起義
湖南省南部是瑤族的主要聚居地區之一，他們長期居住在山區裏，過著不服徭役，不納賦稅的生活。19世紀中葉，清朝在各地增賦添稅，搜括民財，1831年（道光十一年）又下令"山田升科"，過去不納稅的瑤族山區也要征稅，加上當地官府，地主霸占瑤民山林，逼使他們起而反抗。湖南省江華縣瑤民趙金龍於是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以紅布裹頭為號，率先在兩河口地方起義。由於事先已與南木衝、大衝等九個衝聯係，又籌辦了硝藥、鐵砂等軍械彈藥，準備工作做得很好，因此起義後，隊伍迅速擴大，由五六百人發展到兩三千人，他們由江華進入蘭山、寧遠、新田等縣，在各地瑤、漢、壯族人民響應下，起義軍擁有1萬多人。
清朝在派出官兵幾次進剿失敗以後，又委派湖南提督海淩阿和寶慶協副將馬韜率兵3000人，由寧遠進攻蘭山。趙金龍聞訊，設計派起義戰士假扮民夫為官軍搬運軍械，並在詞堂圩伏擊清軍，一舉殺死海淩阿和馬韜2人，取得大勝。從此"金龍出大洞，海馬（指海淩阿，馬韜）歸池塘（祠堂）"的佳話，一直流傳至今。祠堂圩戰役之後，起義軍聲威大振，桂陽、常寧等地瑤民亦踴躍響應，起義軍曾攻占常寧、武岡、新寧等縣城，勢力擴大到整個湘南和廣西省賀縣、富川和廣東省連南、連縣等地。在此情況下，清廷於1832年（道光十二年）三月再次征調湘、鄂、粵、桂、黔5省兵力，以戶部尚書禧恩為督剿，鎮壓以趙金龍為首的瑤民起義。三月下旬，起義軍被圍困於常寧縣的洋家鎮。人經20多天苦戰，隻有小部分人突圍，趙金龍與大部分戰士都壯烈犧牲。
與此同時，瑤民趙天青在廣東省黃茅衝；盤均華等在廣西賀縣；房大第六等在廣東省連州的八排地區也都紛紛起義。趙金龍餘部轉移到粵北山區後，以趙子青為首領，與盤均華義軍聯合，也堅持了一段時期的鬥爭。
趙金龍瑤民起義發生在清朝晚期，天地會、太平天國運動的前夕，是瑤族曆史上農民起義的新高峰。清朝在鎮壓起義後，為了鞏固在瑤族地區的統治，設團總，建"瑤長"、"瑤練"製度，亦作了一些諸如"嚴禁侵占山場"，瑤民可以贖回典當出去的土地，以及推廣種植木棉，設立義倉等善後措施，對緩解矛盾和瑤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八、18世紀涼山腹地奴隸的反抗鬥爭
18世紀中葉涼山腹地布拖壩子的奴隸進行了一次有組織的反抗鬥爭。參加起義的主要是漢根阿加（掠奪來的漢族奴隸）。漢根阿加地位最低，受剝削壓迫更慘重，要為奴隸主服各種無償勞役，奴隸主可任意強奪漢根阿加的牲畜、糧食，挑選其子女作為陪嫁丫頭和呷西，甚至任意買賣和殺害，因而漢根阿加的反抗屢見不鮮。
布拖壩子比補、吉狄、木魁、莫什4個家支的漢根阿加由於不堪忍受奴隸主的任意殺害、打罵和買賣，進行秘密會議，決心團結起來保護自身的利益。會議由比補家支的漢根阿加蘇甲吉迪、歇呷爾沙和吉狄家支的漢根阿加阿約丁則、歇呷爾吉等主持。會議針對奴隸主的各種剝削，特別是把奴隸當作牲畜一樣隨意買賣，決定向4個家支的黑彝奴隸主進行武裝鬥爭，但後來又考慮到武裝反抗必然要引起奴隸主的聯合鎮壓，況且自身的力量也不足，因此會議最後決定用請畢摩進行詛咒的方法向奴隸主進行鬥爭，並決定了詛咒的時間。會議還規定參加詛咒的漢根阿加，每戶出雞一隻，酒1罐，10戶共出羊1隻。詛咒會上殺雞宰羊喝血酒，宣布：奴隸主如果殺害和買賣他們就要集體開會詛咒奴隸主；還決定為了團結更多的漢根阿加，此後，布拖壩子所有他們這一等級的人都稱"赤黑"，不許再稱"朔"（對漢人奴隸的賤稱）。他們還認為自己也是人，也應當有個姓，因此便以赤黑為姓，舉行的詛咒會也稱為"赤黑蒙格"（赤黑大會）。從此以後但凡遇赤黑被殺害或被出賣，多半都要舉行"赤黑蒙格"詛咒奴隸主。每年的四、五月間召開例行的集會，如有重大事情發生，可臨時決定召開赤黑大會。每次參加集會者最多時達1000餘人，最少也有三四百人。會議一般是白天召開，當天結束，也有延續二三天的。集會時赤黑們打著白色、紅色、黃色的旗幟，白旗上有青布作的十字架。會上除由畢摩對奴隸主進行詛咒外，還由赤黑頭人，受害者當事人及有關人相繼發言，揭發所受奴隸主殘酷壓迫剝削的事例，造成反抗壓迫剝削的聲勢。
"赤黑蒙格"的鬥爭形式，從18世紀開始堅持了200餘年。後來的"赤黑蒙格"不僅對奴隸主進行詛咒，還揭露奴隸主殘暴統治，向奴隸主發出嚴厲警告，甚至還提出改善奴隸生活的4點要求：（1）不準隨便往遠處出賣阿加子女；（2）不經阿加子女同意不準配婚；（3）已經配婚的阿加婦女不再為奴隸主背水；（4）出嫁外村的阿加婦女不再為奴隸主服勞役。這些要求最後雖終未能實現，但在奴隸群眾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赤黑蒙格"鬥爭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於赤黑們有了聯合團結的組織，迫使奴隸主不敢再任意買賣和殺害赤黑。"赤黑蒙格"已成為阿加反抗奴隸主剝削壓迫的象征，在毫無人身自由可言的涼山彝族奴隸製社會中，竟能組織起統一名稱和集會製度，並敢在集會上對奴隸主進行詛咒和提出反對奴隸主壓迫的要求，還能堅持鬥爭多年，這確是阿加反對奴隸主鬥爭的一個重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