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藝術有可能變得沒有人情味，因為它要麼是事件太多，要麼就是事件太少；因為這個世界的藝術要麼太多，要麼太少；因為它在各個分支中要麼離普通大眾太近，要麼離普通大眾太遠。一年前，我遇到一位外出垂釣的老人，他對我說：“堂吉訶德以及奧德修斯總是離我很近。 ”對我而言也如此，因為哈姆雷特、李爾王、俄狄浦斯太過憂鬱 [1]。沒有哪一位劇作家曾經創造過或將要創造出一個人物，他能跟著我們走出劇院，就像堂吉訶德跟著我們走出書本一樣，因為沒有哪一位劇作家能夠完全做到變化無常。人們開始構思，將其人物帶入另一個人物的複雜關係之中，此時某種沒有人情味兒的東西就進入了故事。社會、命運、“趨勢”、不那麼人性化的事物，開始安排角色，開始將他們眾多的人性激動地付諸行動，同他們發現有必要向彼此表明一樣。普通人總是更喜歡聽荒誕的故事，更喜歡那些從各個角度全麵審視故事中的英雄的故事，就好像故事中隻有
[1]我忘記了福斯塔夫（Falstaff），他是一部曆史劇中的一個插曲。 ——作者注
這位英雄是不可思議的，如同小孩子審視手中得到的新銀幣一樣。在太過華麗而不能描繪生活的喜劇性戲劇中，或是在詩劇中，其構造有必要用單純的動機和激情來編織，但是當一種現代的現實性氛圍也被營造起來，並且趨勢、命運或社會必須得被如實地展現出來，此時劇中人物就會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就不得不把書多讀幾遍，或是把戲劇多看幾遍，才能將它們記住。即使到了這種程度，它們也隻能在某個畫室或是某些人中成為可能。我們的頭腦中不得不帶著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我認為托爾斯泰 [1]的《戰爭與和平》是我所讀過的故事中最偉大的故事，但是我卻把它忘記了；甚至隻是一個影子的蘭斯洛特 [2]也比其他事物在我記憶中的印象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