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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驢皮記》中，巴爾紮克 [1]用大量篇幅描寫了一位賣弄風情的女子，該女子似乎就是無情的象征。隨後他又杜撰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她的主要受害者發現她唱歌唱得非常好聽。但是，沒有人聽過她唱歌。巴爾紮克告訴我們，在她的歌聲裏以及她同仆人的對話中，看到了她真實的自己。他想讓我們明白，在瞬間的自我背後是接受世俗的評判。這個瞬間的自我活在這個世上。即使偉大的詩人、小說家或者哲學家坐在世間的審判席上，也有不能被評判的東西。偉大的文學總是按這種精神來創造的。事實上，偉大的文學就是寬恕罪惡。當我們發現文學變成控訴罪惡的時候，如同喬治 ·艾略特 [2]的作品那樣，那麼文學就開始轉變成他物。喬治 ·艾略特堅定地將提托撕成碎片，就好像他是發條裝置。喬治 ·艾略特將一個女人身上很難發現的凶猛變得極富爭議。但是她的凶猛激活的思維習慣則是她那個世紀的特點，也是莎士比亞批評家們的思維習慣特點。批評家們和她生長在一個功利主義時代。那時，有關男人的事物似乎都不重要，隻有他對國家的有用性才重要。隻有行動才對國家有用，這種行動的結果能被理性評判。科裏奧蘭納斯、哈姆雷特、泰門以及理查德二世的行
[1] 奧諾雷 ·德·巴爾紮克（1799-1850）：法國小說家，被稱為現代法國小說之父。他擅長塑造為貪婪、仇恨、野心等強烈情感所控製的人物。代表作品有《歐也妮 ·葛朗台》《驢皮記》《高老頭》等。
[2]喬治·艾略特（1819-1880）：英國小說家，與狄更斯和薩克雷齊名。代表作品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織工馬南傳》等。
動根本無任何明顯的用處。實際上，他們的行為隻不過是他們個性的表現。所以，人們認為，莎士比亞在控訴他們，告訴我們要小心謹慎，以防我們也會遭到類似的控訴。批評家們沒有想到，你不能從一個人的行動了解一個人，因為你不能時刻監視他的行動。男人經常由於太過豐富以及太過空虛而對國家一無是處。一個男人的職業有時或許就是啟示，而不是革新。完全有可能，福丁布拉斯作為國王比哈姆雷特更優秀；奧菲狄斯比科裏奧蘭納斯更通情達理；亨利五世作為一位士兵比理查德二世更優秀。但歸根結底，那些人不會為了更好而改變，而是為了更差而改變，像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在神聖的等級中占有更高的地位？布萊克曾說“咆哮的獅子，嗥叫的狼，洶湧澎湃的海，具有毀滅性的劍，它們就是永恒的一部分，在人們看來它們超乎尋常”。但是，布萊克應該屬於信仰的時代，他更多時候是在思考神聖的等級，而不是國家。因為理性隻能徹底發現那些明顯的行動的作用，這也是每個人所崇拜的。由於每種性格都要經受行動有效性的評判，所以莎士比亞式的批評就成了成功的低俗崇拜者。我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圖書館翻閱了很多書籍。我發現幾乎每本書中都提到了對立麵，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加清晰和強烈。一種類型的代表人物如理查德二世，他“多愁善感”、“優柔寡斷”、“自私自利”、“言不由衷”；其對立麵的另一種類型代表人物如亨利五世，他是“莎士比亞筆下唯一的一位英雄”。這些書籍樂於貶低理查德二世，如同小學生恃強淩弱柔弱的孩子一樣。柔弱孩子的身體不結實，不喜歡學校裏的遊戲。他們崇拜亨利五世，就像小學生在作業中寫到崇拜水手或士兵一樣。我不敢聲稱我深刻理解了所有書本，但是我認為，這些情感始於德國的批評家，他們在理查德二世身上看到了法國因素以及拉丁因素。我知道，道登教授是提到這些情感的第一個人，讓他們看起來真實可信。他住在愛爾蘭，在那裏的一切皆失敗了。他經常冥想性格的完美性。他認為，這些性格的完美性讓英格蘭成功了，如同我們所說：“水那邊的牛有長角。 ”正如戈登曾說，他忘記了英格蘭的成功在於她的冒險、她的人民的野性、想象力、古怪。他認為，亨利五世不僅是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而且他還是莎士比亞呈現在英格蘭人民麵前的模範。亨利五世被人們崇拜，這是因為他具有某些普遍的缺點。他甚至認為，有必要指出，莎士比亞他自己就是在借著寫亨利的勝利來賺錢。在道登教授的後繼者中，這種崇拜走得更遠，甚至到達了帝國主義熱情的時代。人們越加相信，這種普遍的缺點來自於地球。有名望的人（我記不清此人的姓名）寫到，莎士比亞筆下眾多的人物中，他獨獨崇拜亨利五世。控訴罪惡帶來了必然的結果，即憎恨一切充裕的、奢華的、豐富的事物，一切朝著遇難船駛去的事物，以及奉承暴民的平凡情感和傳統理想。暴民即指控訴的首要資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