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綜述
中國文學有著悠久的曆史，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曆史也是相當悠久的。它可分為古代文學理論批評、近代文學理論批評和現代文學理論批評三個階段。
古代文學理論批評
理論批評的萌芽：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萌芽很早。在《周易·艮六五》中就曾提到"言有序"的問題，在《尚書·堯典》中則有"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說法。《堯典》雖係後人偽托，但仍反映了先秦時期人們對於詩歌音樂的認識。在《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中，保留著許多原始藝術產生於模仿自然的寶貴史料，而且在《國語·鄭語》中所記載的公元前8世紀史伯和鄭桓公的對話中，就用樸素的原始的五行學說來解釋藝術。史伯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是由土、金、木、水、火5種原素和合而成的,音樂也是"和六律"而成,即音樂是由各種高度不同的音階協調而成的，單一的聲音不會有音樂,單一的事物不會有文采:"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這無疑是一個光輝的思想。在《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和齊侯的對話中，更進一步認為政治和音樂不能隻求單一的"同"，而應追求對立諸因素和諧統一的"和"，對音樂來說，應該是"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即各種對立因素要相反相成，相互為用。他們所提出的藝術辯證法思想、關於"和樂"的中和之美的思想，對中國的美學思想、藝術創作及文藝理論批評，曾發生過深遠的影響。
公元前7世紀時晉大夫□缺提出了"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無禮不樂,所由叛也"(《左傳·文公七年》)等,強調詩樂要歌頌"德禮"；公元前6世紀伶州鳩又從原始的陰陽學說解釋音樂的形成，認為音樂隻有按照自然的陰陽之氣的規律和特點製作,並保持和諧,才能"以遂八風"，使陰陽和順諧調，"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並提出了"政象樂"(《國語·周語下》)的觀點，以及醫和所提出的對音樂"節"製(《左傳·昭公元年》)的思想，都曾為後世繼承和發揮。
吳季劄觀樂，是現存史料中對周樂的最詳細的評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評論中不僅再一次提出了"中和"之美的問題，而且提出了從音樂中可以看到人民的願望、政治的興衰，所有這些，都為後世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文學理論批評的形成：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形成於春秋末季至戰國時期。當時,由於處在文學發展的早期,文、史、哲不分，"文"的概念包括各類文章以至於文物典籍，所以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詩的概念雖然比較清楚，但由於詩、樂、舞一體，所以關於詩的意見在很多情況下是泛指詩、樂、舞的。文學理論批評，則是特寫意義上的文藝批評。
這一時期，對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影響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特別是儒家關於文學的一些觀點，在整個古代文論的發展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
道家的因任自然的文學觀，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經》）,莊子的"大辯不言，......言辯而不及","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齊物論》)等關於"道"的言論中，可以看到他們強調的是一種"不期精粗"、妙絕名言、自然全美的境界。所以老子提倡"大音希聲"，莊子提倡"天籟"。同時，他們還強調有無相生、相反相成，以及重自然渾成等。這些思想對後世的文學理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在有關文學理論的許多重大問題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孔子關於詩、樂的"興、觀、群、怨"等社會功能的概括，關於美學批評和社會批評統一,即美、善統一的藝術觀,關於"情"與"辭"、"質"與"文"等關係的見解；孟子關於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知言養氣"說、"知人論世"說；荀子關於詩、樂與情感關係的論述，所謂"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以及關於詩樂"感人"、"入人"、"化人"等社會作用特點的見解等，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儒家重道德倫理規範的文學觀和道家自然無為的觀點相反，它的一個最引人矚目的特點就是強調文學藝術的社會政治功能，重視對文學藝術的道德倫理規範。如孔子所提出的學詩以"事君"、"事父"的要求，荀子關於詩、樂應對"兵勁城固"、"一天下"、"齊"天下起積極作用的觀點；又如孔子提出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思無邪"以及"溫柔敦厚"等要求，孟子關於仁義對於文學的規範作用,荀子關於"以道製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的論述等。這些,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中，後來成為一種比較側重文學的思想內容及其功利作用的傳統觀點。
此外,在這個時期,各家還比較普遍地強調詩的"言誌"作用，強調在認識外界事物時內心虛靜的重要性；儒家的一些著作還進一步發揮了"中和之美"的思想，《易·係辭》等著作中談到了"一"與"不一"，以及陽剛陰柔的問題，這些，也都給後世的文學理論以深遠的影響。
兩漢時期，以《詩大序》為代表的一些著作關於《詩經》及賦比興的藝術手法的探討；源於屈原《惜誦》及《淮南子》而為司馬遷正式提出的"發憤說"，以及許多著作對於屈原作品的思想藝術特點的分析；圍繞著漢賦的爭論而提出的種種文學見解，也都影響了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批評：這一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獲得了重要的發展。當時，由於儒學衰退所帶來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文學脫離經學附庸地位而取得的更大的獨立性，文學藝術本身在發展中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的經驗，以及西域佛教的輸入和流傳等，都促進了文學理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首先，對文學本身的特點認識得更加清楚。"夫文本同而末異"（曹丕《典論·論文》），就是這一時期產生的一個重要命題，說明人們開始從理論上認識到文學和其他著作之間的同和異。這比起在此之前隻注重它們之間的共性而忽視其差別性，是一大進步。同時，人們也更進一步重視詩的"緣情"即抒發感情的作用；認識到文學創作不同於理論著作，主要在於它的"圖寫情興"（《南齊書·文學傳》）、"興會標舉"(《宋書·謝靈運傳論》)等，這就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文學創作的特點。其次，在文學和藝術領域產生了一係列對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影響很大並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論。如風韻、風神、氣韻、神韻等概念，關於風力或風骨的理論，關於形與神、形似與神似、境和境界的論述，關於言、意、物關係的剖析，等等。佛教的輸入、傳播及其與老、莊思想的融合，佛家造型藝術的發展等，也直接促進了人們對"取象"、特別是對藝術的形象性的認識。再次，產生了一係列理論名著，如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等。特別是《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思精"、"籠罩群言"，富有卓識的文學理論批評專著,其中對有關文學創作的一係列重要問題,如構思、想象、情感、風骨、風格、藝術誇張、修辭剪裁、形式內容、"通"與"變"的關係、主觀的情與客觀的物的關係、"神與物遊"的形象思維問題、藝術表現的意餘言外問題，作者本身的修養問題以及文學批評問題等，都有不少精辟的意見。這些理論的出現，標誌著古代文學理論批評達到了一個高峰。
唐宋時期的文學批評：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繁榮，詩、詞、散文等都取得了高度成就。文學理論批評圍繞著當時的創作問題所進行的探討，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一時期中一些重要的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問題，如唐代的詩風改革、新樂府運動，不同詩歌流派積累的創作經驗，唐宋兩代的古文運動,宋代詩詞發展中的問題等,在理論批評中都有深入的探討和充分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