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文學發展所麵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糾正南朝以來文學創作相對地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流弊。唐末五代和宋代初期，這類情況又以新的形式出現。所以唐宋時期，都出現了以複古求革新的文學運動。不同的是,唐代的複古運動是複先秦兩漢之古,宋代的複古運動是複包括唐代文學的優良傳統在內之古。唐宋古文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理論主張，是"文以明道"。韓愈、柳宗元都曾倡導這一主張。韓愈的門生李漢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貫道之器也。"宋代的周敦頤則指出："文，所以載道也。"（《通書·文辭》）唐宋古文家雖然都強調"道"，但具體內涵不盡相同，有的偏重於儒家的古道，有的則偏重於給"道"以現實的"輔時及物"的解釋。這一理論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曾發生很大的影響，直至明、清和近代都有許多人繼續提倡，成為文學理論反對忽視思想內容的武器。至於宋代理學家以道統排斥文學藝術規律的做法，由於其理論上的褊狹性及實踐上的危害性，對後世的文學理論並沒有多大影響。
在詩歌方麵，初唐陳子昂等人提倡"漢魏風骨"或"建安風骨"，對於唐代詩歌的健康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戲為六絕句》在批判齊梁遺風的同時提出"轉益多師"，強調學習、借鑒前人的創作經驗,對於促進唐代詩歌的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以白居易為代表的新樂府運動，則對傳統的"美刺"特別是"刺"的原則賦予新的內容，並把它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即要求文學盡可能地對社會生活發揮積極作用。這是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中具有民主性的精華。以皎然、司空圖為代表的詩歌理論，不僅對詩歌風格作了細致深入的探討，而且對詩歌美學中的意境問題,詩的虛、實及動態美的問題,外在的物與作者的感興、情思的關係問題，詩應重性情、輕詞采的問題，以及關於"象外象"、"味外味"、"離形得似"的問題等，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他們的理論雖含有較多的消極因素，但其中關於詩歌創作特別是抒情寫景短製的藝術規律的探討，對於推進中國詩歌美學的發展，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宋代的詩歌理論,在反對宋初的"西□體"方麵,以及反對後來的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語錄講義之押韻者"為詩等方麵，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還出現了一種新的理論批評形式：詩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和嚴羽的《滄浪詩話》，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上述違反藝術規律的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滄浪詩話》在批評宋詩流弊的同時,還正麵提出了關於詩歌創作的一係列理論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如詩歌創作中的"別材"、"別趣"即形象感受和思維能力的問題，詩歌在藝術表現上"本色"美的問題和傳神入化的問題,都富有卓見。其中關於"興趣"、"妙悟"的主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嚴羽在不少方麵繼承了皎然、司空圖的詩歌理論，並作了進一步發展。但他的詩歌理論中的消極因素，也給後世以影響，如清初的"神韻說"就是吸收了嚴羽詩論中的一些消極因素發展形成的。宋代以後,詩話繼續發展,陸續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著作，如《□齋詩話》、《原詩》、《隨園詩話》等。直至近代，詩話一直是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重要形式。隨著詩話的發展，後來還出現了詞話、曲話等。
詞的創作在宋代取得了高度成就。關於詞在發展中所遇到的許多問題，如詞與詩、與樂的關係問題，詞的題材及表現上"本色"問題，"清空"與"實質"的關係問題等，在當時的詞論中也得到了反映。
明清時期的文學批評：明清時期，中國文學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最突出的就是小說、戲曲文學的勃興和繁榮，出現了一批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反映在文學理論批評上，便使得小說理論批評和戲曲理論批評也隨之發展起來。正如李漁所說:"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即有一種文字之法脈準繩。"(《閑情偶寄·結構第一》)對小說、戲曲文學創作的探討,構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理論批評的新的特點。
從小說理論批評來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小說序跋；一是小說評點。它們所發表的理論批評意見雖然比較零星，但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對於小說創作中的許多重要問題，諸如孤憤說（見發憤說），小說與現實的關係，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小說評說天下大事及曆代興廢的社會作用，小說家所需要的才能、知識和文學修養，小說語言、人物的個性化及典型創造，小說在藝術表現上的虛實、傳神、虛構及景物描寫，小說思想藝術的感染力，小說與紀事文學、傳記文學、曆史的區別等，都有很多精辟的見解。評點的形式濫觴於南宋，明代進一步廣泛開始運用於小說和戲曲。由於署名李贄的《水滸傳》評點在明代發生了廣泛的影響，使得評點這一形式迅速發展起來。後來毛宗崗對《三國誌演義》、張竹坡對《金瓶梅》、脂硯齋對《紅樓夢》的評點，影響也很大。除小說、戲曲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散文、詩詞，以至史籍（如《左傳》、《國語》）、選本（如《文選》）等,也都有人進行評點。明清時期,評點成為發表理論批評意見的一種相當普遍的形式。
從戲曲理論批評來看,除了序跋、評點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形式即曲話、曲論。其代表著作，明代有徐渭的《南詞敘錄》、王驥德的《曲律》，清代有李漁的《閑情偶寄》。李漁對於戲曲的內容及其社會作用的認識，雖然帶有鮮明的封建禮教觀念，但對於戲曲創作中的種種問題，如重結構、立主腦，典型人物的創造及傳神入化，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關係,藝術的集中和概括,人物、事件的前後照應和埋伏，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及賓白的重要性，寫景與抒情的關係，情節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藝術創新、音律、科諢、劇本等，都有很精辟的論述，達到了很高的理論水平。《閑情偶寄》是中國傳統戲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明清文學理論批評在思想內容方麵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一部分著作中表現出鮮明的反封建禮教的色彩。這和當時社會生活中資本主義因素的萌生、發展和市民階層的擴大有著直接的聯係。在李贄的"童心說"中，在湯顯祖、徐渭、公安三袁的著作中，在金聖歎的戲曲評點、袁枚的"性靈說"中，都可以看到這種色彩。其中心內容，是反對封建禮教對於人的正當情性的禁錮和扼殺，要求文學表現人的真實的心性和情感。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詩、文理論方麵，除了上麵已提及者外，明清時期影響較大的還有前、後七子的複古主義，王士□繼承前人有關神韻的理論而發展起來的神韻說，沈德潛以詩的溫柔敦厚為鵠的格調說，翁方綱以堆垛學問為基本內容的肌理說，以及桐城派的散文理論等。這些流派的理論,有的雖有合理因素，或由於不適當的片麵強調,以至在主要方麵走向了荒謬；有的在藝術上雖有可取的、甚至精辟的見解，但在思想傾向上卻比較落後。對文學理論批評作出更多的積極建樹的是清初以王夫之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除王夫之《□齋詩話》而外，其中以葉燮的詩歌理論成就最高，他的《原詩》內外上下四篇，雖然在清代長期不受重視，其中對許多理論問題的探討都超過了前人，對古代文學理論作出了新的貢獻。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在長期的發展中，結合各種文學創作實踐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並表現出鮮明的民族特點。例如,賦、比、興，形與神、情與理、文與質、文與道、情與境、幻與真，以及虛實、風韻、神韻、風骨、意象、意境、文氣、韻味、趣韻、象外、興象、興寄等，都是中國古代文論所獨具並有著豐富內涵的概念。從形式來看，雖然具有嚴密理論體係的著作相對較少，多數散見於浩如煙海的史著、筆記、序跋、詩話、詞話、曲話、賦話、評點中，但對於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一係列問題，都提出了許多卓見，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從表述方式來看，雖然總的說，不十分重視抽象的、邏輯的推論和概括，但很重視直接性的審美感受和辨析性的藝術鑒賞，而且常常精細入微，可以意會，難以言傳。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