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紅樓夢》研究方麵的批判和討論，推動了整個古典文學領域的研究工作。先後圍繞著李煜詞、《琵琶記》、山水詩、人民性、以及如何批判繼承文學遺產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屈原、李白、杜甫等詩人和一些古典小說戲曲，都有較多的研究。50年代末期起，還陸續出版了幾部影響頗大的文學史著作。北京大學中文係集體編寫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規律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觀點，引起古典文學研究界的討論。後來又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3卷本）和遊國恩、蕭滌非、王起、季鎮淮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4卷本）,觀點較前穩妥，資料也較詳實。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曾經是比較冷僻的方麵，也開展了廣泛的研究，產生了一些重要成果。對於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經典著作《文心雕龍》的考察，從過去的以考證、校勘、注釋為主進入係統的理論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受到學術界重視的有楊明照、牟世金等人的著作。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不僅對《文心雕龍》本身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時以《文心雕龍》的理論體係為徑，綜觀中外有關論著，探討了文學創作的規律，對於創作的主客觀關係、藝術想象、創作個性、表現與概念、思想與感情、藝術結構以及創作過程和創作行為的自覺與不自覺等問題，都作了辨析，堪稱具有民族特點的"創作論"。《文心雕龍創作論》封麵
關於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作，除了郭紹虞、羅根澤修改再版的中國批評史舊著，還有黃海章、劉大傑、敏澤各家編寫或主編的新著，錢鍾書的《管錐編》學術上包羅萬象，不限於中國文藝理論批評，但其中包含著大量如他的《談藝錄》那樣的精辟內容。對於中國古典文藝理論批評的研究和繼承，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係不可缺少的條件。部分魯迅研究著作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作為獨立的學科，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完成於50年代初，第一次對剛剛結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曆史，作了全麵、係統的述評，在學科建設上帶有開創意義，並且具有史料豐富、立論較為公允的長處。隨後陸續出版的有蔡儀、丁易、劉綬鬆、張畢來等人的現代文學史著作。50年代末期，還出現了一批由大學師生集體編寫的現代文學史教材。在"左"的思潮的影響下，特別是直接受到一些政治運動和文藝批判運動的衝擊，對於現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範圍越來越狹窄，評價也越來越苛刻。由唐□、嚴家炎主編、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開始寫於60年代初，定稿於70年代末，注意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經過多次修改，盡量根據第一手材料，清除"左"的影響，糾正了某些錯誤的判斷，對作家作品的分析評價，比之以前各種更加詳實貼切。從70年代末期起，以大專院校的教師為主力，分別編撰出版了多種現代文學史教材，對於糾正"左"的錯誤,做了不少工作。現代文學研究方麵,對於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趙樹理等作家，和"五四"文學革命、30年代的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等課題，都有較多的探討；其中以魯迅研究最為活躍，成就也最大，馮雪峰、李何林、唐□、王瑤、陳湧等人，都作出了各自的建樹。近年來，由於突破了長期"左"的思想束縛，一向被冷遇的現代作家作品，如周作人、沈從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錢鍾書的《圍城》等，都給予了重新評價，恢複了在現代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填補了現代文學研究的一些空白。對於建國以後的當代文學的比較係統的研究，開始於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相繼出版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新中國文學十年》和華中師範學院中文係師生集體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前者謹嚴然而過於簡略，後者豐富卻又失之蕪雜。兩書均以試行本形式出版，說明都帶著嚐試的性質。它們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政治運動和文藝批判中"左"的影響的鮮明痕跡。"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作為對於建國30年來文學發展的經驗教訓的總結，當代文學研究相當活躍，作了許多深入的探索和思考，相繼出版了四、五部由高等學校教師集體編寫的當代文學史專著，試圖係統地總結曆史經驗。其中由北京師範大學等十院校集體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定為全國高等院校中文係教材。部分現代、當代文學史著作
美學研究的興起，主要是1949年以後的事，曾經幾度展開關於美學的廣泛討論。在論爭中，朱光潛、蔡儀各自堅持和發揮固有的觀點，成為爭鳴兩派的代表；隨後又出現了頗有影響的李澤厚等新學派。李澤厚的《美的曆程》,從曆史的宏觀角度,理出了中國美學思想獨立發展的來龍去脈。美學討論促進了文學理論批評美學水平的提高。朱光潛在翻譯黑格爾三卷本《美學》時，對某些晦澀難懂的部分作了闡釋評述，詳細注解；又編著了《西方美學史》（上下兩冊），為美學研究作了鋪石立柱的基礎工作。《美的曆程》封麵《西方美學史》上、下冊
文藝學理論專著，建國初期有巴人根據舊作擴充而成的《文學論稿》（上下冊），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藝概論》，都采用集體編寫的方式，60年代初已經寫出初稿，但出版都是後來的事。建國以來文藝理論問題的討論，先後有創造新英雄人物問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典型問題、形象思維問題等。通過討論,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較前普遍有所深入和提高，也產生了一些有學術價值的論文。馮雪峰的《英雄和群眾及其他》從現實主義的根本原則出發，對於新英雄人物創造中英雄和群眾、典型化與理想化、否定人物藝術形象、諷刺等問題,作了深刻的分析論證。先後幾次關於典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糾正文藝批評中流行的"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錯誤公式。何其芳的《論阿Q》從解剖阿Q這個複雜的典型形象入手，說明"在文學的現象中，人物的性格和階級性之間都並不能劃一個數學上的全等號"，就是針對那種認為典型性等於階級性的簡單機械的觀點而發的，從而得出他的典型"共名"說。1961年在廣東文學界展開並持續很久的關於長篇小說《金沙洲》的討論，實際上也是一次關於典型問題的討論。"作協廣東分會理論研究組"(主要執筆者蕭殷)曾發表了幾篇結論性的文章，也主要批評類似"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典型即總代表"的論點，強調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都應該是不可代替的"這一個"。何直(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在中國首先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提出質疑。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就是由該文引起，後來又與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問題直接聯係起來。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對文學史根本規律的理解。討論中,茅盾寫了專著《夜讀偶記》。該著廣征博引,追根溯源,否定了關於文藝思潮發展的一個傳統公式："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新浪漫主義或現代派"，從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得出貫串著"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鬥爭"的結論。他把曆史上的文學流派分為三類，"現實主義的、非現實主義的和反現實主義的，其中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鬥爭是文學發展的主流"，他肯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認為它"雖然繼承了舊現實主義的傳統，卻完全是一種新的創作方法"，兩者的"思想基礎""迥然不同"。"形象思維"的概念和有關的論述早已引入我國的文學理論批評中，而關於這個問題的廣泛討論，則是從1956年開始。它是由討論典型問題生發出來的。陳湧的《關於文學藝術特征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藝術創作的形象思維特點。當時關於藝術創作的特點流行著一個公式："由具體到抽象再回到具體"。文章認為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科學是毫不相幹的"，形象思維是貫穿於整個創作過程的始終。也有人提出形象思維這個概念本身是不科學的，由此引起了關於形象思維更廣泛的討論。李澤厚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紛爭中，提出了形象思維"永遠伴隨著美感感情態度"的見解（《試論形象思維》），進一步觸及了作為藝術思維特點的形象思維的要害。但是，並沒有進一步展開討論，整個形象思維問題的討論已經被卷入政治運動的漩渦中。在這些文藝理論問題的討論中，除了茅盾的《夜讀偶記》，雖沒有產生係統的專著,卻產生了不少有價值的論文,對於文藝理論本身的建設和文學創作的提高，都有積極的意義。江青反革命集團把這些文藝理論誣陷為"修正主義"的"黑論"。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在批判他們的反動謬論和撥亂反正中，不但推翻了他們的政治誣陷，也解除了以往在這些理論問題上設置的禁錮，開擴了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