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過去的想法。不過，即使在當時，頭腦裏也始終劃著一個問號：現今的民權、曹縣（也包括東明）一帶，從前都屬於黃泛區，春秋戰國以來，黃河多次改道，許多丘陵、山阜都已淤成平地，哪裏還會留下村莊、胡同、墓園、水井的遺跡？那次去開封，察看汴河故道；聽說汴河橋已經埋在十米之下。北宋距今不過千年上下；若是再上溯一千三百年，又該怎樣？所以，一般地說，凡是那些描繪得十分具體、逼真，能夠一一指認的上古遺跡，難免令人懷疑它的真實性。
五
1997年，經行楚地，曾有皖北之行。那天，在當地一位學者陪同下，我們車經鳳陽城，直奔古鍾離郡的臨淮關，去走訪“濠梁故地”。
酈道元《水經注》有“濠水北入於淮”的記載；唐人成玄英在《莊子疏》中指出：濠水“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之墓，亦有莊、惠遨遊
之所”。
途中，我誦讀了清代著名詩人黃景仁憑吊這一遺跡時所寫的《濠梁》七律：
誰道南華是僻書？眼前遺躅喚停車。
傳聞莊惠臨流處，寂寞濠梁過雨餘。
夢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識我非魚。
平生學道無堅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僻書”雲雲，引自《唐詩紀事》：令狐綯曾就一個典故向溫庭筠請教，溫說：“事出《南華》，非僻書也。”開頭兩句，詩人說，誰道《莊子》是冷僻的書籍呢？裏麵涉及的遺跡隨處可見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處，於是，趕緊召喚把車子停了下來。三四兩句，交代地點、時間—這裏就是傳說中的莊子、惠子濠梁觀魚處；一場冷雨過後，石梁上杳無人跡，顯得很寂寞、荒涼。五六兩句，詩人通過莊蝶兩忘、魚我合一的兩個典故來抒寫自己的感慨，是全詩的意旨所在。結末兩句是說，盡管我平素缺乏堅定的學道意識，但依然覺得此情此景對自己有深刻的啟發。
正在熱烈的交談中，忽見一道溪流掠過，上有石梁飛架，我忙向陪同者問詢：這就是濠梁吧？他搖了搖頭。又過了二十分鍾，眼前再次現出類似的景觀，我覺得很符合意想中莊、惠觀魚的條件，可是一打聽，仍然不是。當地學者莞然一笑，說：
“這種心情很像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見到崔州平以為是孔明，見到石廣元、孟公威以為是孔明，見到諸葛均、黃承彥以為是孔明，足見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兩千多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這個東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博得同車人齊聲讚許。
突然，汽車戛然煞住，原來，“莊惠臨流處”就在眼前。但是，不看還好，一看竟然大失所望。濠水悠悠依舊，隻是太汙濁了。黑黝黝的水流泛著一層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圍不見樹木，也沒有鳴蟲、飛鳥，看不出一絲一毫“詩意的存在”。關於莊子的墓地，詢問當地幾位故老，都說早年聽說過，可是具體地點誰也不清楚。
世異時移，滄桑迭變，一切都無複舊觀，不僅人非物亦非了。我想，當年如果麵對的竟是這樣的濁流汙水，莊老先生不僅無從看到“鯈魚出遊從容”的怡然景色，怕是連那點恬淡、閑適的心境也要蕩然無存了。
十五年後，我又訪問了皖北、淮西的蒙城。這裏和東明、民權一樣，也擁有一支既具備一定文化素養、又十分熱心莊學的研究隊伍，而且都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司馬遷的惜字如金，語焉不詳，令後人迷離撲朔，摸不著頭腦：“隻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但也激發出人們濃烈的探索情趣—何處是鄉園？宋蒙？梁蒙？還是齊蒙、魯蒙、楚蒙？最後掀起了三省多地的研究熱潮。反過來，其他未曾涉及的省市地區，就較為消沉寧
寂了。
我在蒙城參加過三次座談會，同夏茹冰、馬傑等當地學者進行了深入交談。聽著與會者的方言土語，聯係《莊子》中一些楚地神話故事、人物形象，所謂“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心想，這當是一些學人頑強堅持“楚蒙說”的一份依據吧？
訪談期間，除了充分聽取當地學者本人的見解，還閱覽了他們所提供的有關“楚蒙說”的大量學術論文與參考資料。宋人樂史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六國時，楚有蒙縣，俗謂小蒙城，即莊周之本邑”；再就是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詩，就中有“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之句；比較集中的是朱熹的一些論說。《朱子語類》載：
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道及，如何？”
朱子答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隻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
朱熹持“楚蒙說”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他還論及《莊子》的奇異特色與楚文化之間的密切聯係。
今人主此說者，多以宋時學者“楚有蒙縣”、莊子“楚之蒙人”的說法為前提，並提出一些新的論據。如當代學者孫以楷認為，要確定莊子為蒙城人，考察漆園所在，是非常重要的。“據《尚書·禹貢》：‘荊河惟豫州??貢漆。’今安徽蒙城屬《禹貢》中講的豫州，漆園當在其地。商丘東北之小蒙城，史稱蒙澤，其地並無漆園；山東曹州有漆園，但顯係後人所為，因為那裏不是產漆之地。既稱蒙而又有漆園者，唯有蒙城。”又，《秋水》篇記莊子與惠施辯於“濠梁之上”，“其在蒙城以及懷遠縣南濮水入淮處，都不過數十裏之遙。如果莊子不是楚人，而是宋人，且又不做官，居家又極貧，無隔夜之糧，又怎麼可能奔波三四百裏來濮水釣魚，並與惠施論辯遊魚之樂？”
當代學者常征從反麵論證莊子不可能是宋人。“終春秋戰國之世，楚宋間大都處於敵對狀態。楚平王曾使太子建率重兵屯城父（在今亳縣南）以備宋，宋為避楚，也曾遷都於相、於徐。楚威王安能派遣使者，持奉重幣，堂而皇之地深入敵國去禮聘莊子？若莊子果為宋人，賢名遠播於江漢，而竟不為宋君所留意，這也不合於事理。故我認為，《史記》中莊子所出的‘蒙’，和做漆園吏的‘蒙’，與宋國睢陽以北的蒙縣不相幹，而當在楚境。易言之，莊子非為劉向等所說生居宋國，而當是楚國的隱而不仕的學者。”
幾日的交往，在一起廝混熟了，和當地一些學者成了要好的朋友。我笑著詰問：“論文與資料，我一一讀過，這些該不是‘一麵之詞’吧？”
他們倒也非常實在，隨口應答：“很難說。”當即介紹了幾份辯難的論文。
針對朱夫子的論點，當代學者劉生良論辯說：
莊子怪異的思想，奇幻的文思，確實與楚文化比較接近；但若以此斷言“莊子自是楚人”，顯然理由不足。首先，從地緣關係看，宋國南麵緊鄰楚國，莊子“其學無所不窺”，不僅遍覽楚國的典籍；而且，曾身到楚國，從而接受楚文化的影響，是自然不過的。其次，從文化淵源看，宋國所承傳的是殷商文化，它在曆史上曾對楚文化產生過影響，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好占卜、愛神話、尚玄想、喜幻遊等特點，宋人古已有之；宋、楚兩國的文化本來就比較接近，屬於遠親近鄰。神異浪漫之特色非楚文化所專有，奇異怪特之文化人也並非都是楚人。春秋戰國時期，各地都出過一些瑰奇怪異的文士，莊子之外，還有鄭人列禦寇、趙人公孫龍、齊人鄒衍、秦人楊朱、宋人宋鈃，等等。第三，從《莊子》一書內容和文化背景看，所記遠古帝王傳說和北方人物故事，尤以宋國人事為多，可見莊子為宋人，當無疑義。幾十年前，現代學者馬敘倫亦曾做過分析：“宋亡後，魏、楚與齊爭宋地，或蒙入於楚，楚置為蒙縣，漢則屬於梁國。莊子之卒，蓋在宋之將亡，則當為宋人也。”
方勇先生認為，“蒙城縣為莊子故裏之蒙，實屬無稽之談”。西漢至唐初並無此蒙城，漢代這裏為沛郡山桑，直至唐天寶二年，才改稱蒙城縣。顯然，此蒙城與莊周“為蒙漆園吏”之“蒙”，並無關聯。
針對常征所提疑問：“楚、宋為敵國，楚王安能派遣使者堂而皇之地去禮聘莊子”，有的學者辯駁說，在“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戰國時代，諸侯越出封界招攬賢才以圖強，士奔驅列國遊說君王以逞能，是司空見慣的事，並舉出了《戰國策》中所載梁惠王“遣使者黃金千金、車百乘”，前往齊國禮聘孟嚐君的實例。
六
各有所據，言人人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其複雜的客觀和主觀因素：
一是，《莊子》一書本身帶來的困惑。我們的傳主莊老夫子不僅自己披露得過少，而且，即使偶有述及，也是“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出之，像是有意弄得雲山霧罩，任憑後人去猜啞謎、打“三
岔口”。
二是，曆史上多種因素，導致問題更趨複雜。六國時期，由於征伐、兼並，有些地區或為宋轄，或為梁轄，或為楚有，或為齊有，變動比較頻繁；秦漢之後，隨著社會政治的變遷、經濟發展的需要，與莊子有關的豫、魯、皖諸省部分縣市，區劃、建置時有調整，地名屢經變更，許多地方實同而名異，或名同而實異；加上後世出於種種緣由，如魏晉崇尚玄學、唐代南華封仙、宋明重文尊古，以及道教向民間延伸等，許多地方出現了莊子祠、觀、釣台、漆園之類的紀念性建築，都增加了莊子籍裏考訂的難度。
三是，地理方麵的特殊情況。莊子故裏及其生前活動區域，處於中原地帶，離古黃河較近。民間說法，黃河是“銅頭鐵尾豆腐腰”，意為上遊在山穀間，石鎖峽束，從不泛濫出槽；入海處像攤開的扇麵，從容舒展，也比較固定；唯有腰部—大約指河南、山東的黃泛區，河道淤積嚴重，黃河成為“懸流”，堤防無力承受，任憑洪水肆虐，翻滾無定。這樣，許多古代遺跡便都淹沒於地下，無從查考；由於水患頻仍，不少村落、城址更是不斷遷徙，後人難以認定、辨識，必然歧見紛呈。
四是，還有一些人為造成的因素。近世一些地方官員、耆宿，為提高本區域文化品位，擴大知名度，在組織修誌過程中，往往按照曆史某一時期的建置、區劃，作選擇性的取舍，收錄曆史名人於本州本縣，以壯聲勢，這更進一步加劇了確認的難度。再就是隨著地理環境、生產條件的變化，莊子後裔大多向鄰近省區遷徙，擇地而居，為了緬懷其先祖遺澤，往往在新的住地修建莊子祠堂、墓園等紀念性場所，以祧承香火，開展祭祀活動；有些還命名所在村落為“莊村”、“莊寨”。比如，《莊氏族譜》記載，“始祖諱周，公下五十四世祖諱百萬，字廣財，係二門後裔??明永樂二年，自山東青州府益都馬兒山陽棗林遷居曹邑今址，因構築寨牆而名莊寨”；“五十六世祖諱武，字允文，係三門後裔，住菏澤縣城東南十六裏莊莊”。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遺跡、軼聞，往往與莊子故裏和實際活動地區混淆起來，很難加以辨識。
盡管存在著上述諸多困惑和疑點、難點，但是，經過十五年來的三次實地考察，特別是參閱《莊子》一書，以及曆代有關典籍和廣大治莊學者的論述，我以為，還是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斷的：
—莊子生前的活動範圍，寬泛一點說，大致在今豫、魯、冀、皖四省範圍內；今河南商丘市區、民權（考城）縣和開封市區，山東菏澤市區、曹縣、東明和曲阜市區，河北的邯鄲市區，安徽鳳陽的古鍾離郡（濠梁所在）等，皆有可能為其曾經駐足之地。我很讚同崔大華和劉生良兩位學者的意見。崔先生認為，“莊子的活動範圍，以商丘為中心，南到淮河，北至邯鄲，東止於魯國，西到過大梁，向南北東西四個方向呈橢圓形展開”；劉生良說，莊子“言之具體、略可見其行蹤者，當是西至梁國，南到濠梁，北觀黃河，東臨大海，又曾釣於濮水，居於宋之‘窮閭陋巷’，主要活動於宋、魏之地”。
—其國屬為宋；世居蒙地。
—至於其故裏所在，當為宋國都城商丘的東北部，即蒙縣城北、汳水南十五六裏的地方。而具體地點暫時尚難指認，除非未來有重大考古發現，比如地下發掘出竹簡、碑碣、墓葬等實物。
上述三個梯次，大體上呈三個以商丘為中心的同心圓形，層層收進，逐漸縮小，最後聚焦到“出生地”這個原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