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的支離破碎，一方麵是由於“社交學問”的過度講究，一方麵是為學人才的無出路。我所謂社交學問就是錢先生所謂私人在社會博名譽占地位的學問。這樣的“學者”對於學問多半沒有真興趣，也不求深入，說起來，樣樣都懂，門門都通，但一問起來，卻隻能作皮相之談。這隻能稱為“為說說而學問”，還夠不上說“為學問而學問”。我們到書坊去看看，太專門的書的滯銷，與什麼ABC、易知、易通之類的書的格外旺市，便可以理會“講專門窄狹之學者”太少了。為學人才與做事人才的分不開，弄到學與事都做不好。做事人才隻須其人對於所事有基本學識，在操業的進程上隨著經驗去求改進，從那裏也有達到高深學識的可能，但不必個個人都需要如此的。為學人才注重在一般事業上所不能解決或無暇解決的問題的探究。譬如電子的探究、數理的追尋，乃至人類與宇宙的來源，是一般事業所談不到的，若沒有為學人才去做工夫，我們的知識是不完備的。歐美各國都有公私方麵設立的研究所、學院，予學者以生活上相當的保障。各大學都有“學侶”的製度，使新進的學人能安心從事於學業，在中國呢？要研究學問，除非有錢、有閑，最低限度也得當上大學教授，才可說得上能夠為學。在歐美的餘剩學者最少還有教會可投；在中國，連大學教授也有吃不飽的憂慮。這樣情形，繁難的學術當然研究不起，就是輕可的也得自尋方便，不知不覺地就會跑到所謂國學的途程上。這樣的學者，因為吃不飽，身上是貧血的，怎能激發什麼“真血性”；因為是溫故不知新，知識上也是貧血的，又怎能針對什麼“真問題”呢？今日中國學術界的弊在人人以為他可以治國學。為學的方法與目的還未弄清，便想寫“不朽之作”，對於時下流行的研究題目，自己一以為有新發現或見解，不管對不對，便武斷地寫文章。在發掘安陽，發現許多真龜甲文字之後，章太炎老先生還愣說甲骨文都是假的！以章先生的博學多聞還有執著，別人更不足責了。還有，社交學問本來是為社交，做文章是得朋友們給作者一個大拇指看，稱讚他幾句，所以流行的學術問題他總得獵涉，以資談助；討論龜甲文的時候，他也來談龜甲文，討論中西文化的潮流高漲時，他也說說中西文化，人家談佛學，他就吃起齋來，人家稱讚中國畫，他就來幾筆鬆竹梅，這就是所謂“學風”的壞現象，這就是“社交學問”的特征。
錢先生所說“學者各榜門戶，自命傳統”，在國學界可以說相當地真。“學有師承”與“家學淵源”是在印版書流行之前，學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誰家有書他們便負笈前去拜門。因為書的鈔本不同，解釋也隨著歧異，隨學的徒弟們從師傅所得的默記起來或加以疏說，由此互相傳授成為一家一派的學問，這就是“師承”所由來。書籍流行不廣的時代，家有藏書，自然容易傳授給自己的子孫，某家傳詩，某家傳禮，成為獨門學問，擁有的甚可引以為榮，因此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學淵源”的金字招牌，在當時是很可以掛得出來的。自印版書流行以後，典籍伸手可得，學問再不能由私家獨占，隻要有讀書的興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的書，對於從前治一經隻憑數卷抄本甚至依於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殘守闕的感想。現在的學問是講不清“師承”的，因為“師”太多了，承誰的為是呢？我在廣州曾於韶舞講習所從龍積之先生學，在隨宦學堂受過龍伯純先生的教，二位都是康有為先生的高足，但我不敢說我師承了康先生的學統。在大學裏的洋師傅也有許多是直接或間接承傳著西洋大學者的學問的，但我也不敢自稱為哲姆斯、斯賓塞、柏格森、馬克思、慕樂諸位的學裔。在尊師重道的時代，出身要老師推薦，婚姻要問家學，所以為學貴有師承和有淵源，現在的學者是學無常師，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學問，師傅隻站在指導與介紹知識的地位，不能都像古時當做嚴君嚴父看。印版書籍流行以後，聚徒講學容易，在學問上所需指導的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的多，所以自程朱以後，修身養性變為從師授徒的主要目標，格物致知退於次要地位。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從師若不注意怎樣做人的問題，縱然學有師承，也隻能得到老師的死的知識，不能得到他的活的能力。我希望講師承的學者們注意到這一層。
至於學問為個人私利主義，競求溫飽的話，我以為現在還是說得太早。在中國，社交學問除外，以真學問得溫飽算起來還是極少數，而且這樣的學者多數還是與“洋機關”有關係的。我們看高深學術的書籍的稀罕，以及研究風氣的偏頗，便可理會競求溫飽的事實還有重新調查的餘地。到外國去出賣中國文化的學者，若非社交的學問家便是新聞事業家。他們當然是為溫飽而出賣關於中國的學問的。我們不要把外國人士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們所要的正是一般社交的學問家與新聞事業家所能供給的。一個多與歐美一般的人士接觸的人，每理會到他們所要知道的中國文化不過是像纏足的起源，龍到底是什麼動物，姨太太怎樣娶法、風水怎樣看法之類，隻要你有話對他們說，他們便信以為真，便以為你是中國學者。許多人到中國來訪這位、問那位，歸根隻是要買幾件骨董或幾幅舊畫。多數人的意向並不在研究中國文化，隻在帶些中國東西回去可以炫耀於人。在外國批發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們的地位是和賣山東藍綢或汕頭抽紗的商人差不多，不過斯文一點而已。
在歐美的學者可以收費講學，但在中國，不收費的講學會，來聽講還屬寥寥，以學問求溫飽簡直是不容易談。這樣為學隻求得過且過，隻要社會承認他是學者，他便拿著這個當敲門磚，管什麼人格的結晶與不結晶。這也許是中國學者在社會國家上多不能為國士國師而成為國賊國狗，在學問上多不能成為先覺先知而成為學棍學蠹的一個原因罷。我取的是“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看法，所以要說：“得溫飽才能講人格。”中國學術界中許多人正在饑寒線底下掙紮著，要責備他們在人格上有什麼好榜樣，在學問上有什麼新貢獻，這要求未免太苛了。還有，得溫飽並不見得就是食前方丈，廣廈萬間，隻求學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的供給方便與充足就夠了。須知極度滿足的生活，也不是有識的學者所追求的。
學術除掉民族特有的經史之外是沒有國界的。民族文化與思想的淵源，固然要由本國的經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新學術要依學術上的問題的有無，與人間的需要的緩急而產生，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的。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產生多少有用的知識與人物，而不是曆史的久遠與經典的充斥。牛津大學每年間所收的新刊圖書可以排出幾十裏長，若說典籍的數量，我們現在更不如人家。錢先生假定自道鹹而下，向使中國學術思想乃至政治製度社會風俗在與西洋潮流相接觸之前先變成一個樣子，則中國人可以立定腳跟，而對此新潮，加以辨認與選擇，而分別迎拒與蓄泄。這話也有討論的必要。我上頭講過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治物之學也可以說是格物之學，而中國學術一向是被社交學問、社交文藝，最多也不過是做人之學所盤踞，所謂“樸學”不過為少數人所攻治，且不能保證其必為進身之階。樸學家除掉典章製度的考據而外，還有多少人知道什麼格物之學呢？醫學是讀不成書的人們所入的行；老農老圃之業為孔門弟子所不屑談；建築是梓人匠人的事，兵器自來是各人找與自己合適的去用；蠶桑紡織是婦人的本務；這衣，食，住，行，衛五種民族必要的知識，中國學者一向就沒曾感覺到應當括入學術的範圍，操知識與智慧源泉的純粹科學更談不到了。治物之學導源於求生活上安適的享受的理想和試要探求宇宙根源的謎。學者在實驗室裏用心去想，用手去做，才能有所成就。中國學術豈但與人生分成兩橛，與時代失卻聯係，甚至心不應手，因此，多半是紙上談得好、場上栽筋鬥的把戲。不動手做，就不能有新發見，就不能有新學術。假如中國的學術思想乃至政治製度社會風俗會自己變更的話，乾嘉以前有千多年的機會，乾嘉以後也不見得就絕對沒有。
日本的維新怎麼就能成功，中國的改革怎麼就屢次失敗呢？化學是從中國道家的煉丹術發展的，怎麼在中國本土，會由外丹變成內丹了？對的思想落在不對的實驗上，結果是造成神秘的迷信，不能產出利用厚生的學問。醫學並不見得不行，可是所謂國醫，多半未嚐研究過《本草》裏所載的藥物，隻讀兩三本湯頭歌訣之類便掛起牌來。千年來，我們的醫學在生理、藥物、病理等學問上曾有什麼貢獻呢？近年來從事提煉中國藥物的也是具有科學知識的西醫的功勞。在學問的認識上，中國人還是傾向道家的。道家不重知與行，也不信進步，改革自然是談不到的。我想乾嘉以後，中國學術縱然會變，也不會變到自己能站得住而能分別迎拒與蓄泄西洋學潮的地步，縱然會，也許會把人家的好處扔掉，把人家的壞處留起來。像明末的西洋教士介紹了科學知識和他們宗教製度，試問我們迎的是什麼呢？中華文化，可憐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這話十年前我不這樣說，五年前我不忍這樣說，最近我真不能不這樣說了。不過死水還不是絕可悲的，隻要水不涸，還可以想方法增加水量，使之澄清，使之溢出。這工夫要靠學術界的治水者的努力才有希望。世間無不死之人，也無不變的文化，隻要做出來的事物合乎國民的需要，能解決民生日用的問題的就是那民族的文化了。
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境遇的真相和尋求解決中國目前的種種問題，歸根還是要從中國曆史與其社會組織、經濟製度的研究入手。不過研究者必要有世界學術的常識，審慎擇別，不可抱著“叫花子吃死蟹，隻隻好”的態度。那麼，外國那幾套把戲自然也能夠辨認與選擇，不至於隨波逐流，終被狂濤怒浪所吞咽。中國學術不進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礙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我提出這一點，許多國學大師必定要伸舌頭的。但真理自是真理，稍微用冷靜的頭腦去思維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國文字問題的嚴重。我們到現在用的還不是拚音文字，難學難記難速寫，想用它來表達思想，非用上幾十年的工夫不可。讀三五年書，簡直等於沒讀過。許多大學畢業生自從出來做事之後便不去摸書本。他們尚且如此，程度低些的更可知。繁難的文字束縛了思想，限製了讀書人，所以中國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一翻古籍便理會幾十萬言的書已很少見，百萬千萬言的書更屬稀罕了。到現在，不說入學之門的百科全書沒有，連一部比較完備的字典都沒有。國人不理會這是文化低落的病根，反而自詡為簡潔。不知道簡潔文字隻能表現簡單思想，像用來做詩詞，寫遊記是很夠的。從前學問的範圍有限，用簡潔的文體，把許多不應當省掉的字眼省略掉還不覺得意義很晦澀，讀者可用自己的理會力來補足文中的意思。現代的科學記載把一個字錯放了地位都不成，簡省更不用說了。我們的命不加長，而所要知要學的東西太多，如果寫作不從時間上節省是不成的。我們自己的文化擔負已是夠重的了，現在還要擔負上歐美的文化，這就是錢先生所謂“兩水鬥齧”的現象，其實是中國人掙紮於兩重文化的壓迫底下的現像。歐美的文化，我們不能不擔負，歐美人卻不必要擔負我們的文化，人家可以不學漢文而得所需的知識，我們不學外國文成麼？這顯然是我們的文化落後所給的刑罰，目前是沒法擺脫的。要文化的水平線提高，非得采用易於學習的拚音文字不可。千字課或基本漢字不能解決這個嚴重問題，因為在學術上與思想表現上是須要創造新字的，如果到了思想繁雜的階段，幾千字終會不夠用，結果還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塊字。現在有人用“圕”表示“圖書館”，用“簙”表示“博物院”，一個字談成三個音，若是這類字多起來，中國六書的係統更要出亂子。拚音字的好處在以音達意，不是以形表意，有什麼話就寫出什麼話，直截了當，不用計較某字該省，某句應縮，意思明白，頭腦就可以訓練得更縝密。雖然拚音文字中如英文法文等還不能算是真正拚音的，但我們須以拚音法則為歸依，不是歐美文字為歸依。表達思想的工具不好，自然不能很快地使國民的知識提高。人家做十年，我們非得加上五六倍的時間不可。日本維新的成功，好在他們有“假名”，教育普及得快，使他們的文化能追蹤歐美。我們一向不理會這一點，因為我們對於漢字有很深切的敬愛，幾十年來的拚音字母運動每被學者們所藐視與反對。許多人隻看文字是用來做詩寫文的，能搖頭擺腳哼出百幾十字便自以為滿足了。改良文字對於這種人固然沒有多大的益處，但為學術的進步著想，我們不能那麼浪費時間采用難寫難記的文字。古人惜寸陰分陰，現代的中國人更應當愛惜絲毫光陰。因為用高速度來成就事物是現代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
德國這次向東方進兵，事實上是以血換油。油是使速度增進的重要材料。不但在戰爭上，即如在其他事業上，如果著手或成功稍微慢了些，便等於失敗。所以人家以一切來換時間，我們現在還想以時間來換一切，這種守株待兔的精神是要不得的。國民智力的低下，中國文字要負很重的責任。智力的高低就是發見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的速度的高低。我以為漢字不改革，則一切都是沒有希望的。用文字記載思想本來和用針來縫布成衣服差不多，從前的針一端是針口，另一端是穿線的針鼻。縫紉的人一針一針地做，不覺得不方便。但是縫衣機發明了，許多不需要的勞動不但可以節省而且能很快地縫了許多衣服。縫衣機的成功隻在將針鼻移到與針口同在一端上。拚音文字運動也是試要把音與義打成一片。不過要移動一下這“文字的針鼻”，雖然隻是分寸的距離，若用的人不了悟，縱然經過千百年也不能成功。舊工具不適於創造新學術，就像舊式的針不能做更快更整齊的衣服一樣。有使中國文化被西方民族吸收願望的先當注意漢字的改革，然後去求學術上的新貢獻，光靠殘缺的骨董此後是賣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