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與詩歌
國粹與國學
“國粹”這個名詞原是不見於經傳的。它是在戊戌政變後，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呼聲嚷到聲嘶力竭的時候所呼出來的一個怪口號。又因為《國粹學報》的刊行，這名詞便廣泛地流行起來。編《辭源》的先生們在“國粹”條下寫著：“一國物質上，精神上，所有之特質。此由國民之特性及土地之情形，曆史等，所養成者。”這解釋未免太籠統，太不明了。國民的特性，地理的情形，曆史的過程，乃至所謂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特質，也許是產生國粹的條件，未必就是國粹。陸衣言先生在《中華國語大辭典》裏解釋說，“本國特有的優越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就是國粹。這個比較好一點，不過還是不大明白。在重新解釋國粹是什麼之前，我們應當先問條件。
一，一個民族所特有的事物不必是國粹。特有的事物無論是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或地理上的，隻能顯示那民族的特點，可是這特點，說不定連自己也不歡喜它。假如世間還有一個尾巴的民族，從生理上的特質，使他們的尾巴顯出手或腳的功用，因而造成那民族的精神與文化。以後他們有了進化學的知識，知道自己身上的尾巴是連類人猿都沒有了的，在知識與運動上也沒有用尾巴的必要，他們必會厭惡自己的尾巴，因而試要改變從尾巴產出來的文化。用缺乏碘質的鹽，使人現出粗頸的形態，是地理上及病理上的原因。由此頸腺腫的毛病，說話的聲音，衣服的樣式，甚至思想，都會受影響的。可是我們不能說這特別的事物是一種“粹”，認真說來，卻是一種“病”。假如有個民族，個個身上都長了無毒無害的癭瘤，忽然有個裝飾癭瘤的風氣，漸次成為習俗，育為特殊文化，我們也不能用“國粹”的美名來加在這“愛癭民族”的行為上。
二，一個民族在久遠時代所留下的遺風流俗不必是國粹。民族的遺物如石鏃、雷斧；其風俗，如種種特殊的禮儀與好尚，都可以用物質的生活、社會製度或知識程度來解釋它們，並不是絕對神聖，也不必都是優越的。三代尚且不同禮，何況在三代以後的百代萬世？那麼，從久遠時代所留下的遺風流俗，中間也曾經過千變萬化，當我們說某種風俗是從遠古時代祖先已是如此做到如今的時候，我們隻是在感情上覺得是如此，並非理智上真能證明其為必然。我們對於古代事物的愛護並不一定是為“保存國粹”，乃是為知識、為知道自己的過去，和激發我們對於民族的愛情。我們所知與所愛的不必是“粹”，有時甚且是“渣”。古墳裏的土俑，在葬時也許是一件不祥不美之物，可是千百年後會有人拿來當做寶貝，把它放在紫檀匣裏，在人麵前被誇耀起來。這是賽寶行為，不是保存國粹。在舊社會製度底下，一個大人物的喪事必要舉行很長時間的儀禮，孝子如果是有官守的，必定要告“丁憂”，在家守三年之喪。現在的社會製度日日在變遷著，生活的壓迫越來越重，試問有幾個孝子能夠真正度他們的“丁憂”日子呢？婚禮的變遷也是很急劇的。這個用不著多說，如到十字街頭睜眼看看便知道了。
三，一個民族所認為美麗的事物不必是國粹。許多人以為民族文化的優越處在多量地創造各種美麗的事物，如雕刻、繪畫、詩歌、書法、裝飾等。但是美或者有共同的標準，卻不能說有絕對的標準的。美的標準寄在那民族對於某事物的形式，具體的，或懸像的好尚。因好尚而發生感情，因感情的奮激更促成那民族公認他們所以為美的事物應該怎樣。現代的中國人大概都不承認纏足是美，但在幾十年前，“三寸金蓮”是高貴美人的必要條件，所謂“小腳為娘，大腳為婢”，現在還縈回在年輩長些的人們的記憶裏。在國人多數承認纏足為美的時候，我們也不能說這事是國粹，因為這所謂“美”，並不是全民族和全人類所能了解或承認的。中國人如沒聽過歐洲的音樂家歌詠，對於和聲固然不了解，甚至對於高音部的女聲也會認為像哭喪的聲音，毫不覺得有什麼趣味。同樣地，歐洲人若不了解中國戲台上的歌曲，也會感覺到是看見穿怪樣衣服的瘋人在那裏作不自然的呼嚷。我們盡可以說所謂“國粹”不一定是人人能了解的，但在美的共同標準上最少也得教人可以承認，才夠得上說是有資格成為一種“粹”。
從以上三點，我們就可以看出所謂“國粹”必得在特別、久遠，與美麗之上加上其它的要素。我想來想去，隻能假定說：一個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於人類，最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的，才可以被稱為國粹。我們假定的標準是很高的。若是不高，又怎能叫做“粹”呢？一般人所謂國粹，充其量隻能說是“俗道”的一個形式（俗道是術語Folk-Ways的翻譯，我從前譯作“民彝”）。譬如在北平，如要做一個地道的北平人，同時又要合乎北平人所理想的北平人的標準的時候，他必要想到保存北平的“地方粹”，所謂標準北平人少不了的六樣——天棚，魚缸，石榴樹，鳥籠，叭狗，大丫頭，——他必要具備。從一般人心目中的國粹看來，恐怕所“粹”的也像這“北平六粹”，但我隻承認它為俗道而已。我們的國粹是很有限的，除了古人的書畫與雕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乃至精神上所寄托的神主等，恐怕不能再數出什麼來。但是在這些中間已有幾種是功用漸次喪失的了。像神主與絲織品是在趨向到沒落的時期，我們是沒法保存的。
這樣“國粹淪亡”或“國粹有限”的感覺，不但是我個人有，我信得過凡放開眼界、能視察和比較別人的文化的人們都理會得出來。好些年前，我與張君勱先生好幾次談起這個國粹問題。有一次，我說過中國國粹是寄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上，從祖先崇拜可以找出國粹的種種。有一次，張先生很感歎地說：“看來中國人隻會寫字作畫而已。”張先生是政論家，他是歎息政治人才的缺乏，士大夫都以清談雅集相尚，好像大人物必得是大藝術家，以為這就是發揚國光，保存國粹。《國粹學報》所揭櫫的是自經典的訓注或詩文字畫的評論，乃至墓誌銘一類的東西，好像所萃的隻是這些。“粹”與“學”好像未曾弄清楚，以致現在還有許多人以為“國粹”便是“國學”。近幾年來，“保存國粹”的呼聲好像又集中在書畫詩古文辭一類的努力上，於是國學家、國畫家乃至“科學書法家”，都像負著“神聖使命”，想到外國獻寶去。古時候是外國到中國來進寶，現在的情形正是相反，想起來，豈不可痛！更可惜的是這班保存國粹與發揚國光的文學家及藝術家們不想在既有的成就上繼續努力，隻會做做假古董，很低能地描三兩幅宋元畫稿，寫四五條蘇黃字帖，做一二章毫無內容的詩文古辭，反自詡為一國的優越成就都薈萃在自己身上。但一研究他們的作品，隻會令人覺得比起古人有所不及，甚至有所誣蔑，而未曾超越過前人所走的路。“文化人”的最大罪過，製造假古董來欺己欺人是其中之一。
我們應當規定“國粹”該是怎樣才能夠辨認，哪樣應當保存，哪樣應當改進或放棄。凡無進步與失功用的帶“國”字頭的事物，我們都要下功夫做澄清的工作，把渣滓淘汰掉，才能見得到“粹”。從我國往時對於世界文化的最大貢獻看來，紙與絲不能不被承認為國粹。可是我們想想我們現在的造紙工業怎樣了？我們一年中要向外國購買多量的印刷材料。我們日常所用的文具，試問多少是“國”字頭的呢？可憐得很，連書畫紙，現在製造的都不如從前。技藝隻有退化，還夠得上說什麼國粹呢！講到絲，也是過去的了。就使我們能把蠶蟲養到一條蟲可以吐出三條的絲量，化學的成就，已能使人造絲與乃倫絲奪取天然絲的地位。養蠶文化此後是絕對站不住的了。蠶蟲要回到自然界去，蠶萡要到博物院，這在我們生存的期間內一定可以見得著的。
講到精神文化更能令人傷心。現代化的物質生活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個個中國人身上。不會說洋話而能吃大菜、穿洋服、行洋禮的固不足為奇，連那僅能維係中國文化的宗族社會（這與宗法社會有點不同），因為生活的壓迫，也漸漸消失了。雖然有些地方還能保存著多少形式。但它的精神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割股療親的事固然現在沒人鼓勵，縱然有，也不會被認為合理。所以精神文化不是簡單地複現祖先所曾做，曾以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必得有個理性來維係它，批評它，才可以。民族所遺留下來的好精神，若離開理智的指導，結果必流入虛偽和誇張。古時沒有報紙，交通方法也不完備，如須“俾眾周知”的事，在文書的布告所不能用時，除掉舉行大典禮、大宴會以外，沒有更簡便的方法。所以一個大人物的殯儀或婚禮，非得鋪張揚厲不可。現在的人見聞廣了，生活方式繁雜了，時間寶貴了，長時間的禮儀固然是浪費，就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做著誇大的自我宣傳，也沒有人理會了。所謂遵守古禮的喪家，就此地說，雇了一班搽脂蕩粉的尼姑來拜懺，到冥衣庫去定做紙洋房、紙汽車乃至紙飛機；在喪期裏，聚起親朋大賭大吃，鼓樂喧天，夜以繼日。試問這是保存國粹麼？這簡直是民族文化的渣滓，沉澱在知識落後與理智昏聵的社會裏。在香港灣仔市場邊，一到黃昏後，每見許多女人在那裏“集團叫驚”，這也是文化的沉澱現像。有現代的治病方法，她們不會去用，偏要去用那無利益的俗道。評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低不在看那裏的社會能夠保存多少樣國粹，隻要看他們保留了多少外國的與本國的國渣便可以知道。屈原時代的楚國，在他看是醉了的，我們當前的中國在我看是瘋了。瘋狂是行為與思想回到祖先的不合理的生活，無係統的思想與無意識的行為的狀態。瘋狂的人沒有批評自己的悟性，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天才說，他也許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或思想家，但決不是文化的保存者或創造者。
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假如我們發現我們的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為它隱諱，愣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翻造古人的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隻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製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並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隻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所以知識與辨別是很需要的，如果我們知道唐詩，作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擬香山，了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麼用處？縱然所擬的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的屍體，全是有臭味的幹屎橛。
我們認識古人的成就和遺留下來的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複古。學術本無所謂新舊，隻問其能否適應時代的需要。談到這裏，我們就檢討一下國學的價值與路向了。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的結果便致“內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這話，在現象方麵是千真萬確，但在解釋方麵，我卻有些不同意見。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辟新路之誌趣與勇氣”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退一步講，隻有真學術的起頭，而無真學術的成就。所謂“通經致用”隻是“做官技術”的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嚐被分別出來。“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仕大夫之學。這隻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從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為嚴密的機構。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範的。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誌，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裏的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隨意處置的。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辟新途。因為新途徑的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的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著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的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的結晶，而隻為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被認為有學問的，不管他有的是否真學問或哪一門的知識，便有資格做官。許多為學者寫的傳記或墓誌，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嚐出仕的，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的感歎，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的。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理想的惡果。再看一般所謂文學家所做的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內容的“社交文藝”，和貴人的詩詞，撰死人的墓誌，題友朋或友朋所有的書畫的簽頭跋尾。這樣地做文辭才真是一種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隻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的工夫了。這樣情形，不產生“文抄公”與“謄文公”，難道還會篤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聖麼？
學術原不怕分得細密，隻問對於某種學術有分得這樣細密的必要沒有。學術界不能創辟新路，是因沒有認識問題，在故紙堆裏率爾拿起一兩件不成問題而自己以為有趣味的事情便洋洋灑灑地做起“文章”來。學術上的問題不在新舊而在需要，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的基礎。如果為學而看不見所需要的在哪裏，他所求的便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沒有問題的學問就是死學問，就是不能創辟新途徑的書本知識。沒有用處的學問就不算是真學問，隻能說是個人趣味，與養金魚、栽盆景，一樣地無關大旨，非人生日用所必需的。學術問題固然由於學者的知識的高低與悟力的大小而生，但在用途上與範圍的大小上也有不同。“一隻在園裏爬行的龜，對於一塊小石頭便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物；設計鐵道線的工程師，隻主要地注意到山穀廣狹的輪廓；但對於想著用無線電來聯絡大西洋的馬可尼，他的主要的考慮隻是地球的曲度，因為從他的目的看來，地形上種種詳細情形是可以被忽視的”這是我最近在一本關於生物化學的書（W.O.Kermock and P.Eggleton：The Stuff We’re of.pp.15—16）裏頭所談到的一句話。同一樣的交通問題，因為知識與需要的不同便可以相差得那麼遠。錢先生所舉出的“平世”與“亂世”之學的不同點，在前者注重學問本身，後者貴在能造就人才與事業者。其實前者為後者的根本，沒有根本，枝幹便無從生長出來。我們不必問平世與亂世，隻問需要與不需要。如有需要，不妨把學術分門別類，講到極窄狹處，講到極精到處；如無所需，就是把問題提出來也嫌他多此一舉。一到郊外走走，就看見有許多草木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其中未必沒有有用的植物，隻因目前我們未感覺須要知道它們，對於它們毫無知識還可以原諒。如果我們是植物學家，那就有知道它們的需要了。在歐美有一種種草專家，知道用哪種草與哪種草配合著種便可以使草場更顯得美觀，和耐於踐踏，易於管理，冬天還可以用方法教草不黃萎。這種專門學問在目前的中國當然是不需要，因為我們的生活程度還沒達到那麼高，稻粱還種不好，哪能講究到草要怎樣種呢？天文學是最老的學問，卻也是最幼稚的和最新的學術。我們在天文學上的學識缺乏，也是因為我們還沒曾需要到那麼迫切。對於日中黑點的增減，雲氣變化的現象，雖然與我們有關係，因為生活方式未發展到與天文學發生密切關係的那步田地，便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也不覺得有研求的需要了。一旦我們在農業上，航海航空上，物理學上，乃至哲學上，需要涉及天文學的，我們便覺得需要，因為應用到日常生活上，那時，我們就不能說天文學是沒有用的了。所以不需要就沒有學問，沒有學問就沒有技術。“不需無學，不學無術”我想這八個字應為學者的金言；但要注意後四個字的新解說是不學問就沒有技術，不是罵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