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曆史
我們因為在日本住的日子長一點，所以平時交遊的日本文士，也比較多。以常識及平時的談吐，修養，抱負來看，總以為文士是日本的優秀分子，文人的氣節，判斷力，正義感，當比一般人強些。但是疾風勁草，一到了中日交戰的關頭，這些文士的醜態就暴露了。我們原有點被他們欺騙了的後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決不能與世界各偉大民族相並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斷定日本的抄襲文化，決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一點色彩的運命。
——《日本的娼婦與文士》
鬱達夫旅居日本十年，對於日本的文化與國民思想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而當日本悍然入侵中國，鬱達夫在拿起筆來進行抗日宣傳時，也憑借自己對日本的熟悉，以最犀利的筆觸寫下對侵略者的討伐檄文。
鬱達夫也對中國傳統的曆史與文化有著深入的認識，對於古代的專製與暴政有著非常辛辣的批評與評論，這也是鬱達夫在其他類型散文中罕有表現出來的內容與特色，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鬱達夫寫作的另一些特點。
日本的文化生活
無論哪一個中國人，初到日本的幾個月中間，最感覺到苦痛的，當是飲食起居的不便。
房子是那麼矮小的，睡覺是在鋪地的席子上睡的，擺在四腳高盤裏的菜蔬，不是一塊燒魚，就是幾塊同木片似的牛蒡。這是二三十年前，我們初去日本念書時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後，都市西洋化了，建築物當然改了舊觀，飲食起居，和從前自然也是兩樣，可是在飲食浪費過度的中國人的眼裏，總覺得日本的一般國民生活，遠沒有中國那麼的舒適。
但是住得再久長一點，把初步的那些困難克服了以後，感覺就馬上會大變起來；在中國社會裏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種安穩之感，會使你把現實的物質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擻，心氣和平，拚命的隻想去搜求些足使智識開展的食糧。
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滯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則這島國的粗茶淡飯，變得件件都足懷戀；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麗，精神的飽滿，秩序的整然，回想起來，真覺得在那兒過的，是一段蓬萊島上的仙境裏的生涯，中國的社會，簡直是一種亂雜無章，盲目的土撥鼠式的社會。
記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學生時代在日本吃過的早餐醬湯的風味；教醫院廚子去做來吃，做了幾次，總做不像，後來終於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裏去要了些來，從此胃口就日漸開了；這雖是我個人的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種簡易生活的耐人尋味的地方。
而且正因為日本一般的國民生活是這麼刻苦的結果，所以上下民眾，都隻向振作的一方麵去精進。明治維新，到現在不過七八十年，而整個國家的進步，卻盡可以和有千餘年文化在後的英法德意比比；生於憂患，死於逸樂，這話確是中日兩國一盛一衰的病源脈案。
刻苦精進，原是日本一般國民生活的傾向，但是另一麵哩，大和民族，卻也並不是不曉得享樂的野蠻原人。不過他們的享樂，他們的文化生活，不喜鋪張，無傷大體；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簡易裏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遙山，得天地自然之氣獨多，這，一半雖則也是奇山異水很多的日本地勢使然，但一大半卻也可以說是他們那些島國民族的天性。
先以他們的文學來說吧，最精粹最特殊的古代文學，當然是三十一字母的和歌。寫男女的戀情，寫思婦怨男的哀慕，或寫家國的興亡，人生的流轉，以及世事的無常，風花雪月的迷人等等，隻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幾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纖屑不遺了。至於後來興起的俳句哩，又專以情韻取長，字句更長——隻十七字母——而餘韻餘情，卻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終，飄飄忽忽，嫋嫋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細嚼反芻起來，會經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欖，越吃越有回味。最近有一位俳諧師高濱虛子，曾去歐洲試了一次俳句的行腳，從他的記行文字看來，到處隻以和服草履作橫行的這一位俳人，在異國的大都會，如倫敦、柏林等處，卻也遇見了不少的熱心作俳句的歐洲男女。他回國之後，且更聞有西歐數處在計劃著出俳句的雜誌。
其次，且看看他們的舞樂！樂器的簡單，會使你回想到中國從前唱“南風之熏矣”的上古時代去。一棹七弦或三弦琴，撥起來聲音也並不響亮；再配上一個小鼓——是專配三弦琴的，如能樂，歌舞伎，淨琉璃等演出的時候——同鳳陽花鼓似的一個小鼓，敲起來，也隻是冬冬地一種單調的鳴聲。但是當能樂演到半酣，或淨琉璃唱到吃緊，歌舞伎舞至極頂的關頭，你眼看著台上麵那種舒徐緩慢的舞態——日本舞的動作並不複雜，並無急調——耳神經聽到幾聲琤琤與冬冬篤拍的聲音，卻自然而然的會得精神振作，全身被樂劇場麵的情節吸引過去。以單純取長，以清淡製勝的原理，你隻教到日本的上等能樂舞台或歌舞伎座去一看，就可以體會得到。將這些來和西班牙舞的銅琶鐵板，或中國戲的響鼓十番一比，覺得同是精神的娛樂，又何苦嘈嘈雜雜，鬧得人頭腦昏沉才能得到醍醐灌頂的妙味呢？
還有秦樓楚館的清歌，和著三味線太鼓的哀音，你若當燈影闌珊的殘夜，一個人獨臥在“水晶簾卷近秋河”的樓上，遠風吹過，聽到它一聲兩聲，真像是猿啼雁叫，會動蕩你的心腑，不由你不撲簌簌地落下幾點淚來；這一種悲涼的情調，也隻有在日本，也隻有從日本的簡單樂器和歌曲裏，才感味得到。
此外，還有一種合著琵琶來唱的歌；其源當然出於中國，但悲壯激昂，一經日本人的粗喉來一喝，卻覺得中國的黑頭二麵，決沒有那麼的威武，與“春雨樓頭尺八簫”的尺八，正足以代表兩種不同的心境；因為尺八音脆且纖，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跡近女性的緣故。
日本人一般的好作野外嬉遊，也是為我們中國人所不及的地方。春過彼岸，櫻花開作紅雲；京都的嵐山丸山，東京的飛鳥上野，以及吉野等處，全國的津津曲曲，道路上差不多全是遊春的男女。“家家扶得醉人歸”的《春社》之詩，仿佛是為日本人而詠的樣子。而祇園的夜櫻與都踴，更可以使人魂銷魄蕩，把一春的塵土，刷落得點滴無餘。秋天的楓葉紅時，景狀也是一樣。此外則歲時伏臘，即景言遊，凡潮汐幹時，蕨薇生日，草菌簇起，以及螢火蟲出現的晚上，大家出狩，可以謔浪笑傲，脫去形骸；至於元日的門鬆，端陽的張鯉祭雛，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踴，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所奉行的雖係中國的年中行事，但一到日本，卻也變成了很有意義的國民節會，盛大無倫。
日本人的庭園建築，佛舍浮屠，又是一種精微簡潔，能在單純裏裝點出趣味來的妙藝。甚至家家戶戶的廁所旁邊，都能裝置出一方池水，幾樹楠天，洗滌得窗明宇潔，使你聞覺不到穢濁的熏蒸。
在日本習俗裏最有趣味的一種幽閑雅事，是叫作茶道的那一番禮節；各人長跪在一堂，製茶者用了精致的茶具，規定而熟練的動作，將末茶衝入碗內，順次遞下，各喝取三口又半，直到最後，恰好喝完。進退有節，出入如儀，融融泄泄，真令人會想起唐宋以前，太平盛世的民風。
還有“生花”的插置，在日本也是一種有派別師承的妙技；一隻瓦盆，或一個淨瓶之內，插上幾枝紅綠不等的花枝鬆幹，更加以些泥沙岩石的點綴，小小的一穿圍裏，可以使你看出無窮盡的多樣一致的配合來。所費不多，而能使滿室生春，這又是何等經濟而又美觀的家庭裝飾！
日本人的和服，穿在男人的身上，倒也並不十分雅觀；可是女性的長袖，以及腋下袖口露出來的七色的虹紋，與束腰帶的顏色來一輝映，卻又似萬花繚亂中的蝴蝶的化身了。《蝴蝶夫人》這一出歌劇，能夠聳動歐洲人的視聽，一直到現在，也還不衰的原因，就在這裏。
日本國民的注重清潔，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一件美德。無論上下中等的男女老幼，大抵總要每天洗一次澡；住在溫泉區域以內的人，浴水火熱，自地底湧出，不必燒煮，洗澡自然更覺簡便；就是沒有溫泉水脈的通都大邑的居民，因為設備簡潔，浴價便宜之故，大家都以洗澡為一天工作完了後的樂事。國民一般輕而易舉的享受，第一要算這種價廉物美的公共浴場了，這些地方，中國人真要學學他們才行。
凡上麵所說的各點，都是日本固有的文化生活的一小部分。自從歐洲文化輸入以後，各都會都摩登化了，跳舞場，酒吧間，西樂會，電影院等等文化設備，幾乎歐化到了不能再歐，現在連男女的服裝，舊劇的布景說白，都帶上了牛酪奶油的氣味；銀座大街的商店，門麵改換了洋樓，名稱也喚作了歐語，譬如水果飲食店的叫作Fruits Parlour，旗亭的叫作Café Vienna或Barcelona之類，到處都是；這一種摩登文化生活，我想叫上海人說來，也約略可以說得，並不是日本獨有的東西，所以此地從略。
末了，還有日本的學校生活，醫院生活，圖書館生活，以及海濱的避暑，山間的避寒，公園古跡勝地等處的閑遊漫步生活，或日本阿爾泊斯與富士山的攀登，兩國大力士的相撲等等，要說著實還可以說說，但天熱頭昏，揮汗執筆，終於不能詳盡，隻能等到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來寫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福州
日本的娼婦與文士
我們因為在日本住的日子長一點，所以平時交遊的日本文士，也比較得多。以常識及平時的談吐，修養，抱負來看，總以為文士是日本的優秀分子，文人的氣節，判斷力，正義感，當比一般人強些。但是疾風勁草，一到了中日交戰的關頭，這些文士的醜態就暴露了。我們原有點被他們欺騙了的後悔，但因此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決不能與世界各偉大民族相並立的痼疾，因此也可以斷定日本的抄襲文化，決不能有在世界文化史上一點色彩的運命。矮子登場，弄了一輩子的輕薄小技，終也不過是些沐猴冠者而已。
所以會引起我這一段感慨來的原因，是因為最近讀到了《日本評論》三月號上的一篇佐藤春夫的電影故事的創作。
文人的幻想，原不是可以用道義的立場來批評的。文人對於作品中模特兒的引用，原也不是可以由被引用者來提出抗議的。但是，至少至少，對於事實的歪曲、誣蔑，總也應該在一個不超過常識的範圍以內才對，使用挑撥離間的策略，也應該不遠離開藝術家的立場才對。
讓我先來介紹佐藤的那一篇劣作《亞細亞之子》的內容。
有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學家，在十七八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流亡在日本，與他的日本妻子，共過了十餘年的放逐的生活，他本來學的是醫學，他的妻子，本來是大學裏學助產的看護學的。兒女也已長大了，大約兩個已經進入了第一高等學校。有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個姓鄭的中國朋友，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訪問他了。這姓鄭的使命，就是受了中國最高領袖的密諭，去煽動他回國來作抗日的宣傳的。
終於盧溝橋事件勃發了，汪一個人便悄然留下了給妻與子的遺書，逃回了中國。在各地作了許多熱烈的抗日的宣傳。
最後他發見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並且也感到了自己是供作了被報複的犧牲。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時代的一位情人，卻被他的老友姓鄭的騙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
於是他就翻然變更，要求日本人容許他去作救濟華北人民的工作，在北通州建成了一個日本式的醫院，在倭寇保護下重迎他的日本妻子到了通州。
這是他那一篇劣作的大意。在這中間他處處高誇著日本皇軍的勝利，日本女人愛國愛家的人格的高尚。同時也拙劣地使盡了挑撥我們違反領袖，嗾使我們依附日本去作漢奸的技巧。至於中國人的人格呢，對男人則說是出賣朋友的劣種，如姓鄭者之所為，對女人則說是比日本的娼婦還不如，如那一位姓汪的愛人之所為。
介紹了這一篇劣作的內容之後，讀者大約總也已經可以明白我這篇短文的主旨了吧！就是：日本的文士，卻真的比中國娼婦還不如！
佐藤在日本，本來是以出賣中國人吃飯的。平常隻在說中國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國藝術是如何如何的進步等最大的頌詞。而對於我們私人的交誼哩，也總算是並不十分大壞。但是毛色一變，現在的這一種阿附軍閥的態度，和他平時的所說所行，又是怎麼樣的一種對比！
平時變化莫測的日本女人，如林房雄之類的行動，卻是大家都曉得的。在這一個時候，即使一變而做了軍閥的卵袋，原也應該，倒還可以原諒。至於佐藤呢，平時卻是假冒清高，以中國之友自命的。他的這一次的假麵揭開，究竟能比得上娼婦的行為不能？我所說的，是最下流的娼婦，更不必說李香君、小鳳仙之流的俠伎了。
當然，日本的文士，也不可以一概說的。我們有我們的理知與判斷，我們亦有我們的矜持，我們決不願意像佐藤似的不分皂白地加以一例的阿諛或謾罵。日本老作家中，如秋田雨雀，如誌賀直哉、島崎藤村等，還是良心不昧的人。中堅作家如鹿地亙及其他的諸非戰作家，更加是具有強烈的正義感的文士了。我們對那些軍閥的走狗文士，隻能以一笑一哭來相向，如對於搖尾或狂吠之老犬一樣。對於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氣節的作家，應該以全腔的熱血來致敬，不分國界，不問人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