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頭見明月，低頭思故鄉。”
依然是全身浴在月光中，依然是嗡嗡的語聲笑聲，而又夾以唱聲，而離人的情懷是如何的淒楚呀！
“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如今是萬裏，萬裏之外啊！雖然甲板上滿是人，我隻是一個人似的獨自躺在椅上，獨自沉思著。啊，更有誰如我似的情懷惡劣呀！文雅長身的軍官說：“我到巴黎車站時，我的妻將來接我。”肥胖的葡萄牙太太說：“再隔十五天到李士奔了，Jim可見他的爹爹了。”學昭女士屈指想道：“不知春台是四號走還是十八號走？”翩翩年少的徐先生說：“巴黎有那麼多的美女郎；法國軍官教了我一個法子，隻要呼嘯了一聲，便可以夾她在臂下同走了。”啊，他們是在歸途中！他們是在幸福的甜夢中！我呢？！我呢？！月是分外地圓，滿海麵都是銀白色的光；我又微微地欲入睡了；不如下艙去吧！艙下，夜是黑漆漆的；若有若無的銀光又在窗外蕩漾著。唉！夜是十五夜，月是一般圓，我準備著一夜的甜夢，而誰知：“和夢也新來不做”。
六月二十八日
今日想開始看看巴黎。
早晨，洗了一個澡後，和岡一同出去吃早餐。廚台前排了一長列的人，有年輕的學生，有白發的老人，有戴禮帽的紳士，都站在那裏吃著咖啡麵包。我們也擠進了這個長列中。要了一杯咖啡，從盤中取了一條已塗好牛油的麵包吃著。一個穿白衫的胖廚子，執了一把尖刀，站在櫃台之內，用刀剖開一長條的麵包，對剖為兩半，在大塊的黃黃的牛油上，切下一片來，塗在麵包上，隨即放在盤中。那手法是又快又伶俐。他還管著收賬。吃的人自己報了吃的什麼，付了錢即走，而他的空缺，立刻有一個候補者擠了上來。
餐後，獨自帶了一本地圖，到Lollin街找季誌仁君要問他陳女士的地址。他卻不在家。在一家文具店裏買了十佛郎的信紙信封回來。正遇陳女士偕了戈公振君來訪我。元亦來。戈君請我到萬花樓吃飯，飯後，穿過盧森堡公園（Jardin de Luxembourg）而到中法友誼會。
這公園，樹木很多，一排一排地列著，一走進去，便有一股清氣和樹林的香味，撲麵而來，好像是走進了深山中的叢林之內，想不到這是在巴黎，一個老人坐在椅上，閑適地在拋麵包屑給鴿子吃；兩三隻鴿子也閑適地在啄食他的禮物。孩子們放小帆船在園子中心的小池上駛著。野鳥和小雀子也時時飛停路旁，一點兒也不畏人。中法友誼會裏中國報紙很多，但都是一個月之前的，因為寄來很慢，其是看“舊聞”。管事的人，也太糊塗，本年三月初的《新申報》也還在桌上占了一個地位！
托元到火車站去取我們掛行李票的幾隻大箱子。等我由友誼會回來時，他也已帶了大箱子來。搬運費共六十佛郎。休息一會兒後，又偕他回到國立圖書館，走到那裏，才知使館的介紹信忘記了帶來。隻好折回，到聞名世界的“大馬路”（Grand Boulevard）散步。車如流水，行人如蟻，也不過普通大都市的繁華景象而已。所不同者，沿街“邊道”上，咖啡館擺了好幾排的椅子，各種各樣的人都坐在那裏“看街”，喝咖啡。我們也到“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前坐著。這間咖啡館也是名聞世界的。坐在一張小小的桌子旁邊，四周都是桌子，都是人，川流不息的人，也由前麵走過。我猜不出坐在這裏有什麼趣味。
我們坐了不久，便立了起來，向凱旋門（Arc de Triomphe）走去。遠遠地看見那偉大的凱旋門站在那裏，高出於綠林之外，這是我們久已想瞻仰瞻仰的名勝之一，我很高興今天能夠在它下麵徘徊著。沿途綠草紅花，間雜於林木之中，可說是巴黎最大最美的街道，“大馬路”哪裏比得上。在遠處看，還不曉得凱旋門究竟是如何的雄偉，一到了門下，才知道這以戰勝者百萬人、戰敗者千萬人的紅血和白骨所構成的紀念物，果然夠得上說它是“偉大”。我在那裏，感到一種壓迫，感到自己的渺小。無數的小車，無數的人，在這門前來來往往，都是如細蟻似的、如甲蟲似的渺小。門下，有一個無名戰士墓，這是一個歐戰的無名犧牲者，葬在此地的。鮮花擺在墓前，長放它們的清香，墓洞中的火光，長燃著熊熊的紅焰。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本來可以走上門的上麵去看看，因為今天太晚了，已過“上去”的時間，故不能去。由一邊叫了一部“搭克賽”到白龍森林（Bois de Boulogne）去打了一個小圈子。森林（Bois）不止一個，都是巴黎近郊的好地方，裏麵是真大真深，一個人走進去，準保會迷路而不得出。不曉得要費多少年的培植保護才能到了這個地步呢。綠樹，綠樹，一望無盡的綠樹，上麵綠蔭柔和地覆蓋於路上，太陽光一縷縷地由密葉中通過，一點一點地射在地麵，如千萬個黃色的小金錢撒遍在那裏。清新的空氣中，雜著由無數的鬆、楊以及不知名的樹木的放出的香味，使人一聞到便感到一種愉快。那麼偉大的大森林，在我們中國便在深山中也不容易常常遇到。這林中有人工造成的一條小河，一對對的男女在小舟上密談著，紅頂的大白鵝，閑適地靜立於水邊。這使“森林”中增加了不少生氣。
歸時，已傍晚。十一時睡。
七月四日
今天天氣大好，陽光滿地；到巴黎後，今天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光亮可愛的黃金色的太陽光。七時起，九時赴國立圖書館。借出《覺世名言》《京本插增王慶田虎忠義水滸傳》及《鍾伯敬批評水滸傳》三書來讀。《覺世名言》即為《十二樓》，一閱即放到一邊去。《京本水滸傳》很使人留戀。上邊是圖，下邊是文字。雖為殘本，僅存一卷有半，然極可寶貴。其版式與宋版《列女傳》及日本內閣文庫所有而新近印出之《三國誌平話》格式正同。這可證明《水滸傳》在很早就有了很完備的本子了。又可證明，最初的《水滸傳》是已有了兩種：一種最古的，是沒有田虎、王慶之事的；一種即為《京本水滸傳》，乃插增有田虎、王慶之事者。這個發現，在文學史上是極有價值、極為重要的。我見到此書，非常高興。將來當另作一文以記之。鍾伯敬批評的《水滸傳》，乃百回本，亦為極罕見之書，因中多罵滿人的話，故遭禁止，或坊賈畏禍，自毀其版及存書也。此本中無王慶、田虎事，隻有征遼及征方臘事。
午餐，在圖書館中的餐店裏吃，菜不大好，而價甚廉，長期的主顧，皆為館中辦事人。
下午四時，出館。到家時，元已來。同坐汽車遊Parc des Buttes Chaumont，又去遊Patc Monceau。前者在十九區，為工人及貧民叢集之地，後者在八區，四周多富人住宅。兩者相距頗遠，而園中人物亦貧富異態。前者滿園皆為女人小孩衣衫多不講究，或有破爛者。婦女多手執活計在做。此園幾成了工人家屬的“家園”，遊人是很少的。富人們自然更是絕跡了。然風景很好，山雖不高而有致，水雖不深而曲折。且由山上可望見半個巴黎，下望吊橋，流水亦甚有深遠之意。過了吊橋，綠水上有幾隻白鵝戴著紅頂，雍容傲慢地浮遊著，而幾個女郎坐在水邊望著它們。雖然園中人很多，而仍覺靜穆。後者亦滿園皆人，然多為遊人，小孩子亦不少，衣衫多極齊整，有白種及黑種的保姆跟著。然全園地勢平衍，麵積又小，一無可觀。遊了前者，再到後者，如進了靈隱、理安再到一個又淺又窄的小寺觀去。由十九區到八區時，汽車經過孟麥特街（Montmartre），這是巴黎罪惡之叢集地，要到夜間十二時以後才開市呢。沿街皆是咖啡館、酒店，現在都是靜悄悄的。元指道：在上麵高處，有一座白色禮拜堂立著，是有名的聖心寺（Sacred Heart）。啊，靈與肉，神聖與罪惡，是永遠對峙！聖心高高地立在上麵，底下是如蟲蟻似的人群，在繁燈之下，絮語著，目挑心招著，誰知道他們將演著什麼樣的罪惡出來。她將有見歟？無所見歟？
歸家已七時。在萬花樓吃飯。九時，洗了澡，收拾要拿去洗的衣服，預備明天給他們。這個旅館是禮拜二收衣服去洗，禮拜六送回。而明天是禮拜二也。十時半睡。
阿剌伯人
阿剌伯人曾給世界—至少是歐洲—的人類以強大的戰栗過；那些騎士，跨著阿剌伯種的壯馬，執著長槍，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野風剛勁地吹拂著，黃草垂倒了它們的頭，而這些壯士們凜然地向著朝陽立著，威美而且莊嚴，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黑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啊，那些阿剌伯人，那些人類之鷹的阿剌伯人！
據說，如今長槍雖然換了火槍，他們的國土雖然被掠奪於他人之手，然而他們還不減於前的勇鷙。
船由東而西，快要轉折而北了，停泊的地方是亞丁。啊，亞丁，那是阿剌伯人的大本營呀！
上船來的是賣雜物的黑人，那細細的黑發，緊緊地鬈曲在頭上，那皮膚黑得如漆，顯得那牙齒更白。夾雜在這些黑人之中的是阿剌伯人，有的瘦而微黑，有的肥胖。頭上戴的是紅氈的高帽子；他們是不異於印度人的，是不異於我們故鄉的人的，是不異於日本人的；他們並不可怕。他們將那掮著的毛布、鴕鳥毛扇子，等等，陳列在我們之前，笑嘻嘻地在邀致生意。
那還是執長槍，跨壯馬，馳騁於戰場之上的阿剌伯人麼？
我想起來了，那天在新加坡，為我們趕馬車的和慈老頭子，他並不齗齗爭價，多給了半個銀角，便笑嘻嘻地道謝的，也正是這個樣子的人，也正是一個阿剌伯人呀！
啊，好和善可親的阿剌伯人！
我們上了岸，太陽如一個絕大的火球，投射下無限的熱氣在我們身上。地上是一片黃土，絕無一株綠草可見，與香港、西貢、新加坡、科侖布的情形絕不相同，那黃色的地土，也反射出無限的熱氣；在這上下交迫之間，我們步行不到十幾步，便渾身是汗了。汗衫是濕透了，而額上的汗水盡由帽緣溜出，流得滿臉都是。要用手去揩，而手背已是津津的若剛由水中伸出似的濕了。前麵是一片小公園，很有布置地植種了許多樹木；那樹木是可憐地瘦小，那樹木的枝葉是可憐地憔悴。左麵是一帶商店，店後便是奇形可怪的山岩，隻草片苔不生的山岩，而店的隙處，便是一條通過山中而至“城內”的道路。
然而我們在寂寂悄悄的海濱大道上走著，除了灑水運貨的駱駝車，除了騎在小驢子上的小阿剌伯人，除了兜攬生意的汽車夫之外，一點兒也沒遇到什麼。我們匆匆地歸來，能在“阿托士”離開亞丁之前，趕得上船，還虧得是他們的指導。
那些阿剌伯人，那些和善的阿剌伯人，他們的勇鷙之心，威壯之氣，難道已隨了時光之飛逝而消磨淨盡麼？
第二天清晨，“阿托士”又停泊在耶婆地了。照樣地上來許多戴紅氈帽的阿剌伯人，以及頭發鬈曲地黑人，照樣地笑嘻嘻地在招攬生意。有好幾個阿剌伯人，掮了笨大的布包，黑的白的鴕鳥毛扇子，由三層樓的頭等艙甲板，下到我們的甲板上來；梯口已用一個短鐵欄阻住了。一位“侍者”坐在梯後。他見這一隊阿剌伯商人下梯來，便立起來，用破椅上拆下的木條，猛敲他們幾下。有幾下是敲在梯級上了，有幾下是敲在他們的腿上。他們一個個見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便惶急得驚慌得不得了。一個個都匆急地跨過短欄去。看那惶恐的樣子呀，唉，我真有些不忍！然而最猛重的一下卻敲在一位瘦長的老頭子的手指上。他痛得隻是把手來回搖抖，而掮的貨物又笨大，一時不易跨過短欄。他心愈惶急，而愈不易跨過。在這時，他身上又著了一兩下木條子。我把頭回轉了不忍看；我望著柔綠的海水，幾隻海鷗正呱呱若泣地啼著飛過去。我再回頭時，他已立在我們的甲板上，不住地撫摩著那一隻被猛敲的手，還用口來吻潤著。而他的臉上眼中，還依樣地和善，一點兒也看不出恨怒的凶光。
我不知怎樣的，心上突感著一種難名的苦楚和悲戚。
我麵前現出一隊的騎士，跨阿剌伯種的壯馬，執著長槍，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野風剛勁地吹拂著，黃草垂倒了他們的頭，而這些壯士們凜然地向著朝陽立著，威美而且莊嚴，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
啊，啊，這些阿剌伯的商販們便是他們的苗裔麼？
我不能相信，我不忍相信！
同舟者
今天午餐剛畢，便有人叫道：“快來看火山，看火山！”
我們知道是經過意大利了，經過那風景秀麗的意大利了；來不及把最後的一口咖啡喝完，便飛快地跑上了甲板。
船在意大利的南端駛來，明顯地看得見山上的樹木，山旁的房屋。轉過了一個彎，便又看見西西利島的北部了；這個山峽，水是鏡般平。有幾隻小舟駛過，那舟上的搖櫓者也可明顯地數得出是幾個人。到了下午二時，方才過盡了這個山峽。
啊，我們是已經過意大利了，我們是將到馬賽了；許多人都欣欣地喜色溢於眉宇，而我們是離家遠了，更遠了！
啊，我們是將與一月來相依為命的“阿托士”告別了，將與許多我們所喜的所憎的許多同舟者告別了。這個小小的離愁也將使我們難過。真的是，如今船中已是充滿了別意了；一個軍官走過來說：
“明天可以把椅子拋到海上了。”
一個葡萄牙水兵操著同我們說的一般不純熟的法語道：
“後天，早上，再會，再會！”
有的人在互抄著個人的通訊地址，有的人在寫著要報關的貨物及衣服單，有的人在忙著收拾行裝。
別了，別了，我們將與這一月來所托命的“阿托士”別了！
在這將離別的當兒，我們很想恰如其真的將我們的幾個同舟者寫一寫，他們有的是曾給我們以許多幫忙，有的是曾使我們起了很激烈的惡感的。然而，謝上帝，我是自知自己的錯誤了；在我們所最厭惡者之中，竟有好幾個是使我們後來改變了厭惡的態度的。願上帝祝福他們！我是如何的自慚呀！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是壓根地壞的，我們應該愛人類，愛一切的人類！
第一個使我們想起的是一位葡萄牙太太和她的公子。她是一位真胖的女子，終日喋喋多言。自從香港上船後，一班軍官便立刻和她熟悉了，有說有笑的，態度很不穩重。許多正人君子，便很看不起她。在甲板上，在餐廳中，她立刻是一個眾目所注的中心人物了。然而，後來我們知道她並不是十分壞的人。在印度洋大風浪中的幾天，她都躺在房中沒出來。也沒人去理會她—飯廳中又已有了一個更可注目的人物了，誰還理會到她。這個後來的人物，我下文也要一寫—據說，她暈船了，然而在頭暈腳軟之際，還勉強地掙紮著為她兒子洗衣服。剛洗不到一半，便又軟軟地躺在床上輕歎了一口氣。她同我們很好。在暈船那幾天，每天傍晚，都借了我的藤椅，躺在甲板上休息著。那幾天，剛好魏也有病，他的椅子空著，我自然是很樂意地把自己所不必用的椅子借給她。她坐慣了我的椅子，每天都自動地來坐。她坐在那裏，說著她的丈夫；說著她的跳舞：“別看我身子胖，許多人和我跳舞過的，都很驚詫於我的‘身輕如燕’呢！”還說著她女兒時代的事；說著她剖了肚皮把孩子取出的事；說著她兒子的不聽話而深為歎息。她還輕聲地唱著，唱著。聽見三層樓客廳裏的音樂聲，便雙腳在甲板上輕蹬著，隨了那隱約的樂聲。船過了亞丁，是風平浪靜了，許多倒在床上的人都又立起來活動著，魏的病也好了。我於每日午晚二餐後，便有無椅可坐之感，然而我卻是不能久立的。於是，躊躇又躊躇，有一天黃昏，隻得向她開口了：
“夫人，我坐一會兒椅子可不可以。”
她立刻站起來了，說道：“拿去，拿去！”
“十分對不起！”
“不要緊，不要緊。”
我把我的椅子移到西邊坐著，我們的幾個人都在一處。隔了不久，她又立在我們附近的船欄旁了，且久立著不走。我非常難過，很想站起來讓她，然怕自此又成了例，隻得躊躇著，躊躇著，這些時候是我在船上所從沒有遇到的難過的心境。然而她終於走開了。自此，她有一兩天不上甲板。還有一頓飯是房裏吃的。後來，即上了甲板，也永遠不再坐著我們的椅子。
我一見她的麵，我便難過，我隻想躲避了她。
她的兒子Jim最初也使我們不喜歡。一臉的頑皮相，我們互相說道：“這孩子，我們別惹他吧。”真的，我們一個人也不曾理他。他隻同些軍官們鬧鬧。隔了好幾天，他也並不見怎麼愛鬧。我開始見出我的錯誤。到西貢後，船上又來了兩個較小的孩子。Jim帶領了他們玩，也不大欺侮他們。我們看不出他的壞處。在他的十歲生日時，我還為他和他的母親照了一個相。然而他母親卻終於在這日沒有一點兒舉動，也沒有買一點兒禮物給他。在這一路上，沒有見他吃過一點兒零食，沒有見他哭過一聲；對母親也還順和。別人上岸去，帶了一包一包東西回來，他從來沒有鬧著要，許多賣雜物的上船來，他也從不向他的母親要一個兩個錢來買。這樣的孩子還算是壞嗎？我頗難過自己最初對他之有了厭惡心。學昭女士還說—她本是與她們同一個房間的—每天早晨起來時，或每晚就寢時，這個孩子，一定要做一回禱告；這個小小的人兒，穿著睡衣，赤著足兒，跪在地上箱上，或板上，低聲合掌地念念有詞；念完了，便睜開眼望著他母親叫了一聲“媽！”，這幅畫多麼動人！
一位白發蕭蕭的老頭兒，在西貢方才上船來；他的飯廳上的座位，恰好可以給我們看得見。我不曉得他有多少年紀，隻看他向下垂掛著的白須，迎著由窗口吹進來的風兒，一根根地微飄著；那樣的銀須呀，至少增加他以十分的莊嚴，十二分的美貌。他沒有一個朋友，鎮日坐著走著，精神仿佛很好。過了幾天他忽然對我們這幾個人很留意。他最先送了一個禮物來，那是由他親手做成的，一個用線和硬紙板剪綴成的人形，把線一拉手足便會活動著。紙上還用鋼筆畫了許多眉目口鼻之類。老實說，這人形並不漂亮，然而這老人的皺紋重重的手中做出的禮物，我們卻不能不慎重地領受著，慎重地保存著。他很好事，常常到我們桌子上來探探問問。什麼在他都是新奇的；照相機也要看看，餅幹也要問這是中國的或別國的；還很詫異地看著我們寫字；我寫著橫形的字，這使他更奇怪：“是中國字麼？中國是直行向下寫的。”直到了我們告訴他這是新式的寫法，他方才無話；然而“詫異”似還掛在他的眉宇間。有一天，他看見一位穿著牧師的黑衣的西班牙教士來探望我們，他一直注目不已。這位教士剛走出飯廳門口，他便跑來殷殷地查問了：“是中國人麼？是天主教牧師麼？”人家說，老人是像孩子的。這句話真不錯。他簡直是一位孩子。聽說—因為我沒有看見—那幾天他執了剪刀、硬紙板、針和線，做了不少這些活動的人形分給同飯廳的孩子們。然而沒有一個孩子和他親熱。軍官們、少年們、太太們，沒有一個人理會他。這幾天，他是由房裏取出一個袋子來，獨自坐在椅上，把袋子裏的絨線長針都搬出，在那裏一針一針地編織著絨線衣衫。他織得真不壞！這絨線衫是做了給誰的呢？我猜不出，我也不想猜。然而我每見了這位白發蕭蕭而帶著童心的孤獨的老人，我便不禁有一種無名的感動。
一位瘦瘦的男人和一位瘦瘦的他的妻子，最惹我們討厭。第一天上船，他們的一個小孩子便啼哭不止，幾乎是整夜地哭。徐、袁、魏三位的房門恰對著他的房門。他們談話的聲音略高，那瘦丈夫便跑來幹涉，說是怕擾了孩子的睡眠。他們門窗沒有放下，那瘦丈夫又跑來說，有女太太在對門不方便。這使他們非常地氣憤。那樣瘦得隻剩皮和骷髏的臉，唇邊那撇烏濃的黑胡子，一見麵便使人討厭。後來，他們終於遷居了一個房間。仿佛孩子也從此不哭了。他們夫妻倆似乎也很沉默，不大和人說話，我們也不大理會他。他們那兩個孩子可真有趣。大的女孩不過五歲，已經能夠做事了；當她母親暈船的那幾天，她每頓飯總要跑好幾趟路，又是麵包、冷水，又是菜。我見了那小小的人兒，小小的手兒，慎重其事地把大盆子大水杯子捧著，走過我的麵前，我幾乎要脫口地說道：“小小的朋友，讓我替你拿去了吧。”當然，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幻想，並沒有真的替她拿過。他們的小女孩子，那是更小了，須有人領著，才會在甲板上走。她那雙天真的小黑眼，東方人的圓圓的小臉，常常笑著看著人。我不相信，她便是那位曾終夜啼哭過的孩子。
再有，上文說起過的那個胖女人；她也是由西貢上船來的。我不是說過了麼，有了她一上船，那位葡萄牙太太便失了為軍官們所注意的中心人物麼。她胖得真可笑，身重至少比那位葡萄牙的胖太太要加重二分之一。她終日地笑聲不絕，和那些軍官玩笑得更為下流。我們不由得不疑心她是一個妓女。那些和她開玩笑的軍官，都是存心要逗她玩玩的，隻要看他們那樣的和同伴們擠小眼兒便可見。然而她似乎一點兒也沒有覺得到這些。她是真心真意地說著、笑著、唱著、鬧著、快樂著，不惜以她自己為全甲板、全飯廳的笑料。沒有一個人見了她不搖搖頭。她常不穿襪子，裸著半個上身，半個下身，拖著一雙睡鞋，就這樣的入飯廳，上甲板。啊，那肥胖到褶掛下來的黃色肌肉，走一步顫抖一下的，使我見了幾乎要發嘔。我躺在藤椅上，一見她走過便連忙閉了眼不敢望她一下。沒有一個同舟的人比之她使我更厭惡的。有一次，她忽然和一位兔臉的軍官大開玩笑。她收集了好幾瓶的未吃的紅酒，由這桌到那桌地收集著，盡往兔臉軍官那兒送去。兔臉軍官立了起來，滿懷抱都是酒瓶。他做的那副神情真使人發笑。於是全飯廳的人都拍了掌。從這一天起，她便每天由這桌到那桌地收集了紅酒往兔臉軍官那兒送去。隻有我們這個桌子，她沒有來光顧過；她往往望著我們的酒瓶，我們的酒瓶早已空了。有一天，隔壁桌上的軍官，故意地把水裝滿了一瓶放在我們桌上。她來取了，倒還機伶，先倒來一試，說道：“水。”又還給我們了。總算我們的桌上，她是始終沒有光顧過。後來，船到了波賽，不知什麼時候她已上岸了。她的座位上換了一個討厭的新聞記者，而飯廳裏不複聞有笑聲。
講起兔臉軍官，我也覺得了自己的錯誤，有一天，他在Lavatory門口對我說了一聲“Bonjour”，我勉強地還了一聲。然而他除了和胖女人逗趣外，並無別的討厭的事。在甲板上，他常常帶領了幾個孩子們玩耍，細心而且體貼。Jim連連地捏了他的紅鼻子，他並不生氣，隻是笑嘻嘻的，還替兩個孩子造了兩個小車，放在滿甲板上跑。他總是嘻嘻笑的，對了我總是點頭。
啊，在這裏，人是沒有討厭的，我是自知自己的錯誤了。
然而那瘦臉的新聞記者，那因偷錢而被貶入四等艙而常到三等艙來的魔術家，我卻始終討厭他們的。
不，上帝原諒我，我並沒有和他們深交，作興他們也有可愛之處而為我們所不知道呢！
還有，許許多多的軍官、同伴，幫忙我們不少的，早有別的人寫了，我且不重複，姑止於此。
我在此，得了一個大教訓，是：人都是好的。
不速之客
這是離上海雖然不過一天的路程，但我們卻以為上海是遠了，很遠了；每日不再聽見隆隆的機器聲，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閱，不再有一束一束來往的信件。這裏有的是白雲，是竹林，是青山，如果鎮日地靠在紅欄杆上，看看山，看看田野，看看書，那麼，便可以完全與外麵的世界隔絕。偶然地聽著鳥聲磔格磔格地囀著，或一隻兩隻小鳥，如疾矢似的飛過檻外，或三五叢蟬聲曼長地和唱著，卻更足以顯示出山中的靜謐來。
然而我們每天卻有兩次或三次是要與上海外麵世界接觸的；一次便是早晨八時左右郵差的降臨，那是照例總有幾封信及一束日報遞來的。如果今天郵差遲一點兒來，或沒有信件，我們心裏便有些不安逸。
“我有信沒有？”一見綠衣人的疾步噔噔噔地上了樓，便這樣地問；有時在路上遇見了，那時時間是更早，也便以同樣的問題問他。
他跑得滿頭是汗，從郵袋中取了信件、日報出來，便又匆匆地轉身下樓了。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已與這個郵差熟悉。因為每次送這一帶地方郵件的總是他。據他說，今天上山的人不到三百。因為熟悉了，在中途向他要信時，他當然不會不給的。
再一次是下午一時左右；那時帶了外麵的消息來的，又是郵差，且又是同樣的那一個郵差，不過這一次是靠不住的，有時來，有時不來。
最後一次是夜間九時左右，那時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轎子來的時候。因為滴翠軒的一部分是旅館，所以常常有遊客來。我的房間隔壁，有兩間空房，後麵也有一間，這幾個房間的住客是常常更換的。有時是官僚，有時是軍人，有時是教育家，有時是學生，—我還曾在茶房掃除房間時，見到一封住客棄掉的訴說大學生生活的苦悶的信—有時是商人；有時是單身，有時是帶了女眷。雖然我是不大同他們攀談的，但見了他們各式各樣的臉，各式各樣的舉動，也頗有趣。不過他們來時，往往我們已經睡了。第二天一清晨，便聽見老媽子們紛紛傳說來的是什麼樣的人。有事，坐談得遲了，便也看見他們的上山。大約每一兩夜總有一批人來。一見轎夫挑夫的喧語，呼喚茶房的聲音，樓梯上雜亂匆促的足步聲，便知山客是又多了幾個了。有時，坐在廊前，也看見對山有燈火熒熒的移動。老媽子們便道：“又有人上山了。”劉媽道：“一個，兩個，還有一個。媽媽呀，轎子多著呢！今天來的人真不少啊！”這些人當然不是到滴翠軒來的，因為到滴翠軒是走老路近，而對山卻是新路，轎夫們向來不走的。走新路的，都是到嶺上各處別墅去的。
第一次、第二次的外麵消息，是我們所最盼望的，因為載來的是與我們有關的消息。尤其熱忱的來候著的是我。因為，箴沒有和我同來，我幾次寫信去，總催她快些上山來。上海太熱，是其一因，還有……
別離，那真不是輕易說的。如果你偶然孤身作客在外，如果你不是怕見你那母夜叉似的妻，如果你沒有在外眷戀了別一個女郎，你必定會時時地相思到家中的她，必定會有一種說不出的離情別緒縈掛在心頭的，必定會時時地因事，因了極小極小的事，而感到一種思鄉或思家之情懷的。那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的，毋庸其諱言。即使你和她向來並不怎麼和睦，常常要口角幾聲，隔了幾天，且要大鬧一次的，然而到了別離之後，你卻在心頭翻騰著對於她的好感。別離使你忘了她的壞處。而隻想到了她，特別是她的好處。也許你們一見麵，仍然再要口角，再要拍桌子、摔東西地大鬧，然而這時卻有一根極堅固極大的無形的情線把你和她牽住，要使你們互相接近。你到了快歸家時，你心裏必定是“歸心似箭”，你到了有機會時，必定要立刻地接了她出來同住。有幾個朋友，在外麵當教員的，一到暑假，經過上海回家時，必定是極匆忙地回去，多留一天也不肯。“他是急於要想和他夫人見麵呢。”大家都嘲笑似的談著。那不必笑，換了你，也是要如此的。
這也毋庸諱言，我在這裏，當然的，時時要想念到她。我寫了好幾封信給她，去邀她來。“如果路上沒有伴，可叫江媽同來。”但她回了信，都說不能來，我們大約每天總有一封信來往，有時是兩封信，然而寫了信，讀了信，卻更引起了離別之感。偶然她有一天沒有信來，那當然是要整天地不安逸的。
“鐸，你不在，我怎麼都不舒服，常常地無端生氣，還哭了幾次呢。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這是她在我走了第二日寫來的信。
淒然的離情，彌漫了全個心頭，眼眶中似乎有些潮潤，良久，良久，還覺得不大舒適。
聽心南先生說，有兩位女同事寫信告訴她，要到山上來住。那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與箴結伴同行。我興衝衝地寫了信去約她。但她們卻終於沒有成行，當然她也不來了。我每天匆匆地工作著，預備早幾天把要做的工做完。她既不能來，還是我早些回去吧。有一次，我寫信叫她寄了些我愛吃的東西來。她回信道：“明後天有兩位你所想不到的人上山來，我當把那些東西托他們帶上。”
這兩位我所想不到的人是誰呢？執了信沉吟了許久，還猜不出。也許是那兩位女同事也要來了吧？也許是別的親友們吧？我也曾寫信去約聖陶、予同他們來遊玩幾天，也許竟是他們吧？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這兩位還沒有到，我幾乎要淡忘了這事。
第三夜，十點鍾的光景，我已經脫了衣，躺在床上看書。倦意漸漸迫上眼睫，正要吹滅了油燈，樓梯上突然有一陣匆促的雜亂的足步聲；這足步到了房門口，停止了。是茶房的聲音叫道：
“鄭先生睡了沒有？樓下有兩位女客要找你。”
“是找我嗎？”
“她說的是要找你。”
我心頭撲撲地跳著。女客？那兩位女同事竟來了麼？匆匆地穿上了睡衣，黑漆漆地摸到樓梯邊，卻看不出站在門外的是誰。
“鐸，你想得到是我來了麼？”這是箴的聲音，她由轎夫執的燈籠光中先看見了我，“是江媽伴了我來的。”
這真是一位完全想不到的不速之客！
在山中，我的情緒沒有比這一時更激動得厲害的了。
秋夜吟
幸虧找到小石。這一年的夏天特別熱，整個夏天我以麵包和涼開水作為午餐；等太陽下去，才就從那蟄居小樓的蒸烤中溜出來，噓一口氣，兜著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裏，用我們的話，“吃一頓正式的飯”。
小石是一個頑皮的學生，在教室裏發問最多，先生們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這次在憂患中遇見，他卻變得那麼沉默寡言了。既不問我為什麼不到內地去，也不問我在上海還有什麼任務，當然不問我為什麼不住在廟弄，絕對不問我如今住在什麼地方。
我突然地找到他了，突然每晚到他家裏吃飯了，然而這仿佛是平常不過的事，早已如此，一點兒不突然。料理飲食的也是小石一位朋友的老太太，我們共同享用著正正式式的剛煮好的飯，還有湯，—那位老太太在午間從不為自己弄湯菜，那是太奢侈了。—在那裏，我有一種安全的感覺。直到有一次我在這“晚宴”上偶然缺席，第二天去時看到他們的臉上是怎樣從焦慮中得到解放，才知道他們是如何理解我的不安全。那位老太太手裏提著鏟刀，迎著我說：“哎呀，鄭先生，您下次不來吃飯最好打電話來關照一聲啊，我們還當您怎麼了呢。”
然而小石連這個也不說。
於是隻好輪到我找一點兒話，在吃過晚飯以後，什麼版畫、元曲、變文、老莊哲學，都拿來亂談一頓，自己聽聽很像是在上文學史之類，有點兒可笑。
於是我們就去遛馬路。
有時同著二房東的胖女孩，有時拉著後樓的小姐L，大家心裏舒舒坦坦地出去“走風涼”，小石是喜歡魏晉風的，就名之謂“行散”。
遛著遛著也成為日課，一直到光腳踏屐的清脆叩聲漸漸冷落下來，後門口乘風涼的人們都縮進屋裏去了，我們行散的性質依然不減。
秋天的黃昏比夏天的更好，暮靄像輕紗似的一層一層籠罩上來，迷迷糊糊的霧氣被涼風吹散。夜了，反覺得亮了些，天藍得清清靜靜，撐得高高的，嵌出晶瑩皎潔的月亮，真是濯心滌神，非但忘卻追捕、躲避、恐怖、憤怒，直要把思維上騰到國家世界以外去。
我們一邊走著，一邊談性靈，談人類的命運，爭辯月之美是圓時還是缺時，是微雲輕抹還是萬裏無垠。……
小石的住所朝南朝南再朝南，是徐家彙路，臨著一條河，河南大都是空地和田，沒有房子遮著，天空更暢得開。我們從打浦橋順著河沿往下走往下走，把一道土堆算城牆，又一幢黑魆魆的房屋算童話裏的堡壘，聽聽河水是不是在流。
走得微倦，便靠在河邊一株橫倒的樹幹上，大家都不談話。
可是一陣風吹過來，夾著河水汙濁的氣味，熏得我們站起來。這條河在白天原是不可向邇的。“夜隻是遮蓋，現實到底是現實，不能化朽腐為神奇！”小石歎了口氣。
覺著有點兒涼，我隨手取起了放在樹幹上的外衣，想穿。“嘎！”L叫了起來：“有毛毛蟲。”外衣上附著兩隻毛蟲呢，連忙抖拍下去。大家一陣忙，皮膚起著栗，好像有蟲在爬。
“不要神經過敏，聽，叫哥哥在叫呢。”
“不，那是紡織娘。”
“哪裏，那一定是銅管娘。”
“什麼銅管娘，昆蟲學裏沒有的名字。”
其實誰也沒有研究過昆蟲學。熱心的爭論起來了，把毛毛蟲的不快就此抖掉。
“聽，那邊更多呢。”“那邊更多呢。”
一路傾聽過去，忽然有一個孩子的聲音叫：
“在這裏了。”
那是一個穿了睡衣褲的小孩，手裏執著小竹籠，一條辮子梢上還係著紅線，一條辮子已經散了，大概是睡了聽了叫哥哥叫的熱鬧又爬起來的。
“你不要動，等我捉。”鐵絲網那邊的叢莽中有一個男人在捉，看樣子很是外行，拿了盒火柴，一根根劃著。
秋蟲的聲音到處都是，可是去捉呢，又像在這裏，又像在那裏，孩子怕鐵絲網刺他，又急著捉不到，直叫。
小石也鑽進叢莽裏去了。
一個騎自行車的人經過，也停了下來，放好了車，取下了車上的電石燈，也加入去捉了。
這人可是個慣家，捉了一會兒，他說：“不行，這樣，你拿著燈，我們來捉。”原來的男人很聽話的趕快把燈接過來，很合拍地照亮著。
果然，不一會兒，騎自行車的人就捉到了一隻，大家鑽出來，孩子喜歡得直跳。
騎自行車的人大大的手裏夾著叫哥哥，因為感覺到大家欣賞他的成功而害羞，怯怯地說道：“給誰呢？給誰呢？”
原來在捉的男人就推給小石說：“先給他吧，他不會捉的。”孩子也說：“給你吧，我們還好再捉。”
小石被這親熱的推讓和贈予弄得不好意思起來，連忙走開去，說：“哪裏，哪裏，我原不想要，我是幫你們捉的。”想想自己又不會捉，又改說：“我不過湊湊熱鬧。”
我們也說：“小妹妹別客氣了，把它放在籠子裏吧，看跳掉了。”
那個孩子才歡歡喜喜感謝地要了，男人和騎自行車的人又鑽進叢莽中去。
小石一邊走，一邊笑，一邊咕嚕：“我又不是小孩子。推給我做什麼。”
L說：“人家當你比那個小孩還小啦。這又有什麼可臉紅的呢。”
於是小石就辯了：“月亮光底下看得出臉紅臉白麼？”
其實我們大家都飫飲這善良的溫情而陶然了。
走得很遠，回過頭去，還看得見叢莽裏一閃一閃亮著自行車的摩電燈。
唯一的聽眾
用父親和妹妹的話來說，我在音樂方麵簡直是一個白癡。這是他們在經受了數次“折磨”之後下的結論。在他們聽起來，我拉小夜曲就像是在鋸床腿。這些話使我感到十分沮喪。我不敢在家裏練琴了。我發現了一個練琴的好地方。就在樓區後麵的小山上，那兒有一片林子，地上鋪滿了落葉。
一天早晨，我躡手躡腳地走出家門，心裏充滿了神聖感，仿佛要去幹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林子裏靜極了。沙沙的足音，聽起來像一曲幽幽的小曲。我在一棵樹下站好，莊重的架起小提琴，像一個隆重的儀式，拉響了第一支曲子。
但很快我就沮喪了，我似乎又將那把鋸子帶到了林子裏。
當我感覺到身後有人並轉過身時，嚇了一跳，一位極瘦極瘦的老婦人靜靜地坐在一張木椅上，她雙眼平靜地望著我。我的臉頓時燒起來，心想這麼難聽的聲音一定破壞了這林中和諧的美，一定破壞了這老人正獨享的幽靜。
我抱歉地衝老人笑了笑，準備溜走。老人叫住我，她說：“是我打攪了你了嗎？小夥子。不過，我每天早晨都在這兒坐一會兒。”一束陽光透過葉縫照在她的滿頭銀絲上。“我猜想你一定拉得非常好，隻可惜我的耳朵聾了。如果不介意我在場的話，請繼續吧。”
我指了指琴，搖了搖頭，意思是說我拉不好。
“也許我會用心去感受這音樂。我能做你的聽眾嗎？每天早晨？”
我被這位老人詩一般的語言打動了。我羞愧起來，同時暗暗有了幾分興奮。嘿，畢竟有人誇我，盡管她是一個可憐的聾子。我拉了，麵對我唯一的聽眾，一位耳聾的老人。她一直很平靜地望著我。我停下來時，她總不忘說上一句：“真不錯。我的心已經感受到了。謝謝你，小夥子。”我心裏洋溢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很快我就發覺我變了。從我緊閉小門的房間裏，常常傳出基本練習曲。若在以前，妹妹總會敲敲門，裝作一副可憐的樣子說：“求求你，饒了我吧！”我現在已經不在乎了。我站得很直，兩臂累得又酸又痛，汗水早就濕透了襯衣。但我不會坐在木椅子上練習，而以前我會的。不知為什麼，總使我感到忐忑不安、甚至羞愧難當的是每天清晨我都要麵對一個耳聾的老婦人全力以赴地演奏；而我唯一的聽眾也一定早早地坐在木椅上等我了，並且有一次她竟說我的琴聲能給她帶來快樂和幸福。更要命的是我常常會忘記了她是個可憐的聾子！
我一直珍藏著這個秘密，直到有一天，我的一曲《月光奏鳴曲》讓專修音樂的妹妹感到大吃一驚，從她的表情中我知道她現在的感覺一定不是在欣賞鋸床腿了。妹妹逼問我得到了哪位名師的指點。我告訴她：“是一位老太太，就住在十二號樓，非常瘦，滿頭白發，不過—她是一個聾子。”“聾子？”妹妹驚叫起來，“聾子！多麼荒唐！她是音樂學院最有聲望的教授，更重要的，曾是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而你竟說她是聾子！”
我一直珍藏著這個秘密。珍藏著一位老人美好的心靈。每天清晨，我總是早早地來到林子裏，麵對著這位老人，這位耳“聾”的音樂家，我唯一的聽眾，輕輕調好弦，然後靜靜拉起一支優美的曲子。我感覺我奏出了真正的音樂，那些美妙的音符從琴弦上緩緩流淌著，充滿了整個林子，充滿了整個心靈。我們沒有交談過什麼，隻是在這個美麗的早晨，一個人輕輕地拉，一個人靜靜地聽。
我看著這位老人安詳地靠著木椅上，微笑著，手指悄悄打著節奏。我全力以赴地演奏，也許會給老人帶來一絲快樂和幸福。她慈祥的眼睛平靜地望著我，像深深的潭水在靜靜地流動著。
後來，我已經能足夠熟練地操縱小提琴，它是我永遠無法割舍的愛好。在不同的時期，我總會遇到一些大家組織的文藝晚會，我也有了機會麵對成百上千的觀眾演奏小提琴曲。我總是不由得想起那位耳“聾”的老人，那清晨裏我唯一的聽眾……
歡迎太戈爾
我在夢中見到一座城，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城市，都不能攻勝他；
我夢見這城是一座新的朋友的城。
沒有東西比健全的愛更偉大，它導引著一切。
它無時無刻不在這座城的人民的動作上容貌上，及言語上表現出來。
惠特曼（Whitman）
太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快要東來了。在這本雜誌放在讀者手中或書桌上時，他也許已經到了中國。
我可以預想得到；當太戈爾穿了他的印度的補質的長袍，由經了遠航而疲倦的船上，登到中國的岸上時，我們一定會熱烈地崇拜地張開愛戀的兩臂，跑去歡迎他；當他由掛滿了青翠的鬆枝的門口，走到鋪滿了新從枝頭擷下的美麗的花的講壇上，當他振著他沉著而美麗的語聲，做懇摯的講演時，我們一定會狂拍著兩掌，坐著，立著，甚至於站到窗台上，或立在窗外，帶著熱忱與敬意，在那裏傾聽。心裏注滿了新的愉快與新的激動。
誠然的，我們應該如此的歡迎他；然而我們的這種歡迎，似乎還不能表達我們對於他的崇敬，戀慕與感激之心的百一。
我們不歡迎殘民以逞，以紅血白骨築凱旋門的凱薩，這是應該讓愚妄的人去歡迎的；我們不歡迎終日以計算金錢為遊戲的富豪，不歡迎食祖先的餘賜的帝王或皇子，這是應該讓卑鄙的人去歡迎的；我們不歡迎庸碌的乘機會而獲享大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及其他的人，這是應該讓無知的，或狡猾而有作用的人去歡迎的。
我們所歡迎的乃是給愛與光與安慰與幸福於我們的人，乃是我們的親愛的兄弟，我們的知識上與靈魂上的同路的旅伴。
世界上使我們值得去歡迎的恐怕還不到幾十個人。太戈爾便是這值得歡迎的最少數的人中的最應該使我們帶著熱烈的心情去歡迎的一個人！
他是給我們以愛與光與安慰與幸福的，是提了燈指導我們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們一個最友愛的兄弟，一個靈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侶。
他在荊棘叢生的地球上，為我們建築了一座宏麗而靜謐的詩的靈的樂園。這座詩的靈的樂園，是如日光一般，無往而不在的，是容納一切階級，一切人類的；隻要誰是願意，他便可以自由地受歡迎地進內。在這座靈的樂園裏，有許多白衣的詩的天使在住著。我們愉悅時，他們則和著我們歌唱；我們憂鬱時，他們則柔和地安慰著我們；愛者被他的情人所棄，悲泣如不欲生，他們則向他唱道：“你棄了我，自己走去了。我想我應該因你而悲傷，把你的孤寂的影像放在我的心上，織在一首金的歌裏。但是，唉，我真不幸，時間不幸，時間是太短促了。青春一年一年地消磨了；春天是逃走了；脆弱的花是無謂地凋謝了，聰明的人警告我說，人生不過是荷葉上的一滴露水。難道我不管這一切，而隻注視那以她的背向我的人麼？那是很魯笨的，因為時間是短促的。”當他聽見這個歌聲，他的悲思漸漸地如秋雲似的融消了，他抹去了他的眼淚，向新的路走去；母親失了她的孩子，鎮日地坐在那裏下淚，她們則向她唱出這樣的一個歌來：“當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雙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時，我要說道，‘孩子不在那裏呀！’—母親，我走了。我要變成一股清風，撫摸著你，我要變成水中的小波，當你浴時把你吻了又吻。大風之夜，當雨點在樹葉中淅瀝時，你在床上，會聽見我的微語，當電光從開著的窗口閃進你的屋裏時，我的笑聲也偕了他一同閃進了。如果你醒著躺在床上，想著你的孩子到了深夜，我便要從星裏向你唱道：‘睡呀母親，睡呀。’我要坐在照徹各處的月光上，偷到你的床上，乘你睡著時，躺在你的胸上。我要變成一個夢兒，從你眼皮的小孔中，鑽到你睡眠的深處；當你醒起來吃驚地四顧時，我便如閃耀的螢火，熠熠地向暗中飛去了。當普耶大祭日，鄰家的孩子們來屋裏遊玩時，我便要融化在笛聲裏，鎮日在你心頭震蕩。親愛的阿姨帶了普耶禮來，問道，‘我的孩子在哪裏呢，姊姊？’母親，你要柔聲地告訴她道：‘他呀，他現在是在我的瞳仁裏，他現在是在我的身體裏，在我的靈魂裏。’”她聽了這個歌，她的愁懷便可寬解了許多，如被初日所照的晨霧一樣，漸漸地收斂起來了；我們懷疑，伊們便能為我們指示出一條信仰大路來；我們失望，她們便能為我們重燃起希望的火炬來。總之，無論我們怎樣地在這世界被損害，被壓抑，如一到這詩的靈的樂園裏，則無有不受到沁入心底的慰安，無有不從死的灰中再燃著生命的青春的光明來的。
我們對於這個樂園的偉大創造者，應該怎樣地致我們的祝福，我們的崇慕，我們的敬愛之誠呢？
現在的世界，正如一個狹小而黑暗的小室。什麼人都受物質主義的黑霧籠罩著，什麼人都被這“現實”的小室緊緊地幽閉著。這小室裏麵是可怖的沉悶，幹枯與無聊。在裏麵的人，除了費他的時力，費他的生命在計算著金錢，在籌思著互相剝奪之策，在喧擾地在暗中互相爭辯著嘲罵著如盲目者似的以外，便什麼東西都不知道，什麼生的幸福都沒有享到了。太戈爾則如一個最偉大的發現者一樣，為這些人類發現了靈的亞美利加，指示他們以更好的美麗的人的生活；他如一線絢爛而純白的曙光，從這暗室的天窗裏射進來，使他們得互相看見他們自己，看見他們的周圍情境，看見一切事物的內在的真相。雖然有許多人，久在暗中生活，見了這光，便不能忍受地緊閉了兩眼，甚且詛罵著，然而大多數肯睜了眼四顧的，卻已驚喜得欲狂起來。這光把室內四周的美畫和宏麗的陳設都照出來，把人類的內在的心都照出來。
“光，我的光，充滿世界的光，吻幹眼簾的光，悅我心曲的光！
“嗬，可愛的光，這光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舞；可愛的光，這光擊我愛情的弦便鳴，天開朗了，風四遠地吹，笑聲滿於地上了。”
《吉檀迦利》之五十七
他們現在是明白世界，明白人生了。
我們對於這個偉大的發現者，這個能說出世界與人生的真相者，應該怎樣地致我們的祝福，我們的祟慕，我們的敬愛之誠呢？
西方乃至全個世界，都被卷在血紅的雲與嫉妒的旋風裏。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個黨派，都以憤怒的眼互視著，都在粗聲高唱著報仇的歌，都在發狂似的隨了鐵的聲，槍的聲而跳舞著。他們貪婪無厭，如毒龍之張了大嘴，互相吞咬，他們似乎要吞盡了人類，吞盡了世界；許多壯美的人為此而死，許多愛和平的人被其犧牲，許多宏麗的房宇為之崩毀，許多珠玉似的噴泉，為之幹竭，許多綠的草染了血而變色，許多蔭蔽千畝的森林被槍火燒得枯焦。太戈爾則如一個偉人似的，立在喜馬拉雅山之巔，立在阿爾卑斯山之巔，在靜謐絢爛的旭光中，以他的迅雷似的語聲，為他們宣傳和平的福音，愛的福音。他的生命如“一線鎮定而純潔之光，到他們當中去，使他們愉悅而沉默”。他立在他們黑漆漆的心中，把他的“和善的眼光墮在他們上麵，如那黃昏的善愛的和平，覆蓋著日間的騷擾”。
世界的清晨，已在黑暗的東方之後等待著了。和平之神已將鼓翼飛來了。
他在祈禱，他在讚頌，他在等候。他的歌聲雖有時而沉寂，而他的歌卻仍將在未來者的活潑潑的心中唱將出來的，他的使命也終將能完成的。
我們對於這個偉大的傳道者又應該怎樣地致我們的祝福，我們的崇慕，我們的敬愛之誠呢？
他現在是來了，是捧了這滿握的美麗的贈品來了！他將把他的詩的靈的樂園帶來給我們，他將使我們在黑漆漆的室中，得見一線的光明，得見世界與人生的真相，他將為我們宣傳和平的福音。
我們將如何的喜悅，將如何熱烈地歡迎他呢？
任我們怎樣地歡迎他，似乎都不能表示我們對於他的崇慕與敬愛之心的百一。
“我醒起來，在清晨得到他的信。
“當夜間漸漸地萬籟無聲，群星次第出現時，我要把這封信攤放在我的膝上，沉默地坐著。
“蕭蕭的綠葉會向我高聲地讀它，潺潺的溪流，會為我吟誦著它，而七個智慧星，也將在天上對我把它歌唱出來。”
《采果集》之四
這是太戈爾他自己歌詠上帝的詩章之一，而我們現在也似乎有這種感想。我們表麵上的熱烈的歡迎，所不能表白的愉快與崇拜與戀慕，在這時是可以充分地表白出來。
他的偉大是無所不在的；而他的情思則唯我們在對著熠熠的繁星，潺潺的流水，或偃臥於綠蔭上的綠草上，蕩舟於群山四圍的清溪裏，或鬱悶地坐在車中，驚駭地中夜靜聽著窗外奔騰呼號的大風雨時才能完全領會到。
我們應不僅為表麵上的熱烈的歡迎！
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當這個“萬方多難”的年頭，逝去了幾位友人，正有如萬木森森的樹林裏，落下了兩片三片的黃葉，那又算得什麼事！我們該追悼無數為主義而脰折斷頸的“烈士”，我們該追悼無數為抵禦強權，為維護民族的生存而被大炮槍彈所屠殺的兵士，我們該追悼無數的在國內、國外任人烹割的，無抵抗的民眾。我們真無暇紀念到我們自己的幾位友人們，當這個“萬方多難”的年頭！
然而在這個“萬方多難”的年頭，逝去了的那幾位友人，卻正是無數的受苦難的民眾的縮影。我們為那幾位友人而哭，而哀悼，除了為我們的友情之外，也還有些難堪的別的情懷在。我們的勇士實在太少了。我們的詩才也實在太寥落了。當這個年頭兒，該是許多勇士，許多詩人，為民眾，為生活在這個古老的國土上的人類效力的時候，卻正是那些最勇敢的勇士們受最難堪的苦難，而逝去，也正是那些最可珍異的詩才們受無妄之橫禍的時候。站在最前麵的一批，去了，遠了，後繼者有誰呢？真難說！這是我們所不得不為我們的逝去的友人們痛心的。我們常是太取巧了，太個人主義了，太自私了。站在任何主義的堅固的陣線上而作戰的人們，在這古老的國裏，幾千年來就不多幾個。現在是個大轉變的時代，該產生出無數的意誌堅定的戰士，有為民眾，為主義—不管他什麼主義—而犧牲而努力。在過去的三五年間也真的產生了不少這樣的無名的英雄們。這是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的一線新的生機。我們該愛護這新生的根芽，我們該培植這新生的德性。然而不然，最遭苦難的卻正是他們！那不全是被“屠殺”，—當然那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還有無數的別的不可說的法術兒，被用來銷鑠他們，毀亡他們。總之，要使意誌堅定的最好的最有希望的青年們，在全國不見了蹤跡。這是我們最可痛心的事。
至少，至少，我們該為國家愛惜有希望的人們，為民族愛惜意誌堅定的戰士們。這是我憶念到今年逝去的幾位友人們便要覺得痛心的，不僅僅是為了個人有的友情而已。
一、胡也頻先生
第一個該紀念的友人是胡也頻先生，在今年逝去的友人們中。
胡先生的死，離現在已有好幾個月了，我老想對他的死說幾句話，老是沒有機會。他的死是一個戰士般的犧牲，是值得任何敵與友的致敬的。
凡是認識也頻的人，沒有一個曾會想到他的死會是那樣的一個英雄的死。他是那樣的文弱，那樣的和平；他是一位十足的“紳士式”的文人，做著並不激刺的詩與小說的，誰會想得到他竟會遭際到那樣的一個英雄的死？
也頻的詩與小說，最早是在北平的《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上發表的。在那個時代，他所寫的詩與小說一點兒也沒有比當代的一般流行的詩人和小說家們的作品有什麼更足以招禍惹殃的所在。他的詩文散文，完全是所謂“紳士式”的文學：圓潤，技巧；說的是日常的生活，紳士的故事。一絲半毫的反抗時代的影子，在那裏都找不到。他們如百靈鳥在無雲的天空，獨自地歌囀著，他們如黃鶯兒在枝頭上跳躍不定的一聲兩聲自得的鳴叫著。他們似還沒有嚐到任何真實的人間的生活的辛辣味兒。
後來，他到了上海。他的作品便常在《小說月報》上及他和丁玲、沈從文諸位自己所辦的《紅黑》上發表，他的作風還是一毫也不曾變動。他那時所寫的，似以小說為最多。也隻是些“紳士式”的小說。
有一天，他和從文同到我們那裏來。
“我們組織了一個出版機關，要自己出個文藝雜誌。”也頻這樣說，微笑的。
“要你們大家都幫忙才好呢。”從文說。
過幾天，果然有“紅黑社”請客的通知來。
那一天在靜安寺路華安公司的樓上，舉行了一次很盛大的宴會，倒有不少我所不認識的士女。也頻和丁玲是那樣殷勤地招待著。也頻的瘦削的臉上，照耀著喜悅的顏色。他是十足地表現著“紳士式”的文人的氣度，—但恐怕這便是最後的一次了。
《紅黑》出版了幾期，聽說《紅黑》的出版部，發生了問題。沒有別的，隻為的是：“紅”“黑”兩個字太鮮明得礙目。於是不管它的內容如何，便來了一次不很愉快的幹涉和阻礙。在那個時候，也頻定受有很大的刺激與衝動。後來的轉變，或已於此時植下很深的根芽。
有半年之久，他所做的仍是那一類“紳士式”的小說。那時他的生活似很艱苦，常常要為了生活而做小說，要為了賣小說而奔走著。在那個時候，他是和“現實的生活”窄路相逢了；他和它麵對麵的站著。常有被它吞沒下去的危險。但他始終是掙紮著，並不退卻，也並不轉入悲觀。
常是為了“沒有米了”，“房錢是來催迫過好幾趟了”的題目，執持了匆匆完稿的作品去出賣。
逢到“婉辭拒卻”的機會是不少的，但也頗始終保持著他的雍容大量的紳士態度，一點兒也不著惱。把他的文字做嚴刻的譏彈著的也有，但他仍是很虛心的並不表現出不愉快的態度來。
我不曾見過那麼好脾氣的小說家、詩人。
在那個時候，他和我見麵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於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他和我是無話不談的，在那時候。
不知在什麼時候，他的作風，他的生活突然地起了一個絕大的轉變，這個大轉變，使他由“紳士”一躍而成為一個戰士，使他由頹唐的文人的生活，一變而成為一位勇敢的時代的先驅。
他的爽直的性格，真純的意誌，充足的生活力，以至他的富有向前進的精神，都足以使他毫不躊躇地實現他的這個轉變，使他並不退縮的站到時代的最前線去。
我記得，他有好幾個月不來了。在前年的冬天，一個灰暗的下午，他又來了，帶了一包的原稿。
“我現在的作風轉變了，這是轉變後的第一篇小說，中篇的，請你看看，可否有發表的機會。”
那中篇小說的題目是《到莫斯科去》。我匆匆地翻了一遍，頗為他的大膽的記述和言論所震動。
“等我細細拜讀一下再說。假如沒有什麼‘違礙’，發表當然是不成問題的。”我說。
我不好意思立刻便對他說，那題目便是一個最會“觸犯時忌”的標識。
像那樣坦白的暴露著最會“觸犯時忌”的事實的小說，在當時的出版物上，至少在《小說月報》上—是沒法可以發表的。所以第二次他來了時，我便真心抱歉地對他說道：
“實在太對不住了，這部中篇，為了有‘違礙’，月報上似乎是不能發表的。”
也頻非常明了我的地位，他微笑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也知道有些‘不便’。但請你指教這小說裏有什麼不妥當的所在？”
我坦白地說出了我的意見。他很覺得同意。
以後，他依然常常來。還常常拿稿子來，但不常常是他自己的，有時是丁玲的，有時是從文的。他還不時地說窮，但精神卻極為煥發，似乎他的興會比往常都好。我知道他在“工作”，但我絕不問他什麼—我向來是絕對不打聽友人們的行動的。在他小說裏，我見到他是時時很坦白地在訴說他的“工作”的情形，以及心理上的轉變與進展。
在去年下半年的小說裏，他似仍在寫著他自己的“工作”的事；但在那時，有一件在他生活裏比較重要的事發生，那便是丁玲的生孩子。
為了這件事，他奔走籌劃了不少時候。他所寫的《母親》和《犧牲》的兩個短篇，便可充分地表現出他那時的心理的變化。我以為，在他的許多小說裏，那兩篇是要歸入最好的一邊，就技巧而論。
他這件家庭的事，剛剛忙過去不久，不料一個驚人的消息便接著而來，那便是他的被捕。我始終不大明白他被捕的真實原因何在。關於這，有種種的傳言。
從他被捕以後，由丁玲、從文那裏，時時得到如何設法營救他的消息。
突然地，又有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那便是他已經是如一個戰士般地犧牲了。關於這，又有種種的傳言。其中的一個是，在一個死寂的中夜的時候，有人聽見一隊少年們高唱著《國際歌》，接著“啪啪啪”的一陣槍聲，便將這激昂高吭的歌聲永遠，永遠地打斷了。
也頻便是這樣的戰士般地死去，據說。
誰知道呢？
但從此以後，便不再聽見關於營救他的消息了，也不再聽到關於他的任何的消息了。
他是這樣地得到一個英雄的死！凡是認識也頻的人誰還會想得到呢？！
二、洛生先生
第二個該紀念的友人是洛生先生。
洛生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實的姓名是惲雨棠。
我有好久不知道洛生是何等樣人，雖然在《小說月報》上已幾次的登載過他的文字，—正如我有好久不知道巴金先生是誰一樣。大約是前年的秋天吧，同事的某先生送來了一冊文稿，他說：“這是一個朋友轉交來的，不知《小說月報》上可登否？”
那是題為《蘇俄文藝概論》的一冊原稿，底下作者的署名是“洛生”二字。
我讀了那冊原稿，覺得敘述很有條理，在那幾萬個字裏，已將我們所想知道的俄國大革命後的文壇的曆史與現狀，說得十分地明白，一點兒也不含糊。
我很想知道洛生是誰，但那位同事，他也不明白。他說，隻知道洛生是曾經到過俄國的，他的俄文程度很不壞而已。
我不再追問下去。
我很想請洛生多譯些小說或論文，但自從刊出《慨論》之後，總有半年多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也再沒有人提起過他。
我不知道他的所在，我不知道他是誰。
有一天，在早晨成堆的送來的郵件裏，我得到一封署名為洛生的信，他說，約定在某一天來看我，有事麵談。
我很高興，我終於能見到這位謎似的洛生。
他依約而來。會客單上寫的仍是“洛生”兩個字。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臉部表現久曆風霜的顏色。從他那堅定有威的容顏上便知道他定是一位意誌異常的堅定的。在我的許多友人們裏，似沒有比他更為嚴肅、堅定的。我們沒有談過一句題外話。他來，是為了稿件的事，談完了，便告辭。
我一點兒也不曾想到要問他的姓名。
後來，他不時地來，也總是為了文稿的事。我們漸漸地熟悉了。從他的評判和論斷上看來，足以見出他是一位很左傾的意誌堅定的人物，他的來，常是那樣的神秘，有時戴了帽簷壓在眉前的打鳥帽，有時戴著眼鏡。有時更扮以一位穿短衫的工人般的人物。
我不便問他的事。但我很擔心他的行動。
有人告訴我，他看見洛生穿著一身敞著前胸的藍布短衣，在拉著洋車呢！有一天。
他是那樣的謎般的行動，正如他的那樣的謎般的姓氏一樣。
有一次，當四月的繁花怒放的時候，他來了，表示著很嚴重的神色。正是下午，我坐在沉悶的工作室裏，實在有些感著“春”的催睡的威力。他的來，使我如轉入另一個氣候裏。我頓時地清醒了，振作了。
他是來和我談當時正在流行著的“新興文藝”的問題的。
他問我對這有什麼意見，還有：
“你的雜誌的態度，究竟如何？”
雖然我和他不是很生疏，但這一次那麼正式的嚴重性的訪問，頗使我覺得窘。
我隻得將我的及雜誌的地位，詳細地使他明了。
他沒有再追問下去。他當時那副嚴重的神色，我還記得很清楚。
方先生從日本回來，我告訴他，有洛生這樣的一個人。
“我去打聽打聽看，高大的個兒，大約是G吧？”方說。
“也許是的。”
第二次見到方時，方說：“我已經打聽出來了，他不是G，乃是我們的舊同事—在定書櫃上辦事的惲雨棠。”
說起惲雨棠，我便記起很早的一位《小悅月報》的投稿者來，惲君是曾在《小說月報》上登過一篇小說的。我記得，他用的是很講究的毛邊紙寫的，寫的字體很清秀可喜，寫的故事，也是一篇富於家庭的趣味的事。我的想象中，始終以他為一個很文雅的瘦弱的如一般文人似的人物。
誰想得到這位洛生，便會和那位惲雨棠是同一個人。
自知道了洛生的真實的姓氏之後，便再也見不到他。
有人傳說，洛生在鬧著戀愛的問題，到外城去了。
但他不再來。
又有人傳說，洛生和他的妻，已一同被捕了。
他的不曾再度出現，大約可證實了這個傳說吧。
過了一兩個月，又有傳說。洛生和他的妻，都已如戰士般地同被犧牲了。
在如今的一個大時代裏，這種的犧牲不是少見的。
但他不再來！
洛生，謎般地出現，便也這樣的謎般地消失了。
但他不再來！永遠地不再來！！
三、徐誌摩先生
第三個應該紀念的是徐誌摩先生。
我萬想不到要追悼到誌摩！他的印象，他的清臞的略帶蒼白的麵容，他的爽脆可喜的談笑，還活潑潑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見麵是在四個禮拜以前，適之先生的家中。他到了北平，便打電話來找我，我在他的房裏坐了兩三點鍾。我們談的話都是無關緊要的，但也都是無顧忌的。他的態度仍如平常一般地愉快，無思慮。想不到在四個星期之後，我們便永遠地再見不到他了！—我們住在鄉下的人，消息真是遲鈍，便連他南下的消息，也還不曾聽到過呢。我還答應過清華的同學，說要找他來講演。不料這句話剛說得不到幾天，我們便再也聽不到他的談吐，他的語聲了！
地山告訴我說，他最後見到誌摩的一天，是在前門的擁擠的人群裏，誌摩和梁思成君夫婦同在著。
“地山，我就要回濟南去了呢。”誌摩說。
“什麼時候再回北平來呢？”
誌摩悠然仍帶著開玩笑似的態度說道：“那倒說不上。也許永不再回來了。”
地山複述著最後這句話時，覺得誌摩的話頗有些“語讖”。
前天在北海的橋上遇見了鐵岩。我們說到了誌摩的死。鐵岩道：
“事情是有些可怪。誌摩的臉色不是很白的麼？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覺得他的臉上仿佛罩上了一層黑光。”
這些都是事後的一種想當然的追憶，未必便是真實的預兆，也許我是太不細心了，這種的預兆，壓根兒便不曾在我的心上飄浮過。
其實，誌摩的死，也實住太突然了，太意外了，致使我們初聞的時候，都不會真確的相信。我見到報紙後，立即打電話去問胡宅：
“報紙載的徐誌摩先生的事靠得住麼？”
回複的話是：“靠得住的；徐誌摩先生確已逝世了。”
“有什麼人到濟南去料理呢？”
“去的是張慰慈、張奚若幾位先生。”
當我第一天見到報紙，載著一架飛機失事了，死了兩個機師、一位乘客的失事時，隻是慨歎而已。誰想得到，那位乘客便會是誌摩！
誌摩不死於病，不死於國事，不死於種種的“天災人禍”之中，而死於空中，死於烈焰騰騰，火星亂迸的當兒，這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死，且是一個太無端的死！
也頻、洛生的死，是戰士般的犧牲；誌摩的死，卻是何所為的呢？
我們慨歎於一位很有希望的偉大的詩人的逝去，但我們也不忍因此去責備任何人。責備又何所用呢？
誌摩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凡是和他見過麵的人，都要這說。他寬容，他包納一切，他無機心，這使他對於任何方麵，都顯得可以相融洽。他鼓勵，他欣賞，他讚揚任何派別的文學，受他誘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人家誤會他，他並不生氣；人家責罵他，他還能寬容他們。詩人、小說家都是度量狹小得令人可怕的，誌摩卻超出於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淵淵頗令人難測其深處。
他在上海發起筆會。他的主旨，便在使文人們不要耗廢時力於因不相諒解而起的爭鬥之中。他頗想招致任何派別的文學家，使之聚會於一堂，使得消滅一切無謂的誤會。他很希望上海的左翼文人們，也加入這個團體。同時，連久已被人唾棄的“禮拜六”派的通俗文士們，他也想招致（我是最反對他要引入那些通俗文士們的意思的）。雖然結果未必能夠盡如他意，然他的心力卻已費得不少了。
在當代的文壇上像他那樣的不具有“派別”的旗幟與偏見的，能夠融洽一切，寬容一切的，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人。
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學研究會的會員，但他同別的會社也並不是沒有相當的聯絡，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員，但他對於新月社以外的文學運動，也還不失去其參加的興趣。
他隻知道“文學”，他隻知道為“文學”而努力，他的動機和興趣都是異常的純一的，所以他絕不會成為一位偏執的人。
許多人對於誌摩似乎都有些誤會。
有的人誤會誌摩是一個華貴的“公子哥兒”。他們以為：他的生活是異常地愉快與豐富的，他是不必“待米下鍋”的，他是不必顧慮到他的明天乃至明年以後的生計的。在表麵上看，這種推測倒未必錯。他的外表，他的行動，似是一位十足的“公子哥兒”。可惜他做“公子哥兒”的年代恐怕是未必很久。他的父母的家庭的情況，倒足以允許他做一位無憂無慮的“公子哥兒”。但他卻早已脫去了家庭的羈絆而獨立維持著他自己的生計。他在最近三五年裏我曉得，常是為衣食而奔走於四方。他並不充裕。他常要得到稿費以維護家計。有一個時期，他是靠著中華書局的不多的編輯費做他的主要的生活費。有一個時期，他奔走於上海、南京之間，每星期要往來京滬路一次，身兼中大與光華兩校的教席，為的是家計！
有的人誤會誌摩是一位像春天的蛺蝶般的無憂無慮的人物。他們以為誌摩的生活既極華貴、舒適，他的心地更是優遊愉快；似沒有一絲一抹的憂悶的雲影曾飛浮過他的心頭。我們見到他，永遠見到的是恬靜若無憂慮的氣度，永遠見到的是若莊、若諧的愉快的笑語與風趣盎然的談吐。其實，在誌摩的心頭，他是深蘊著“不足與外人道”的苦悶的。他的家庭便夠他麻煩的了。他的家庭之間，恐怕未必有很怡愉的生活（請恕我太坦率了地訴說）。有好幾年了，他隻是將黃連似的苦楚，向腹中強自咽下。他絕不向人前訴過一句。也虧得他的性情本來是樂天的，所以常隻是以“幽默”來替換了他的“無可奈何的輕喟”。這在他的近幾年的詩裏，有隱約的影子存在著。我們都可見得出。
更有的人誤會誌摩隻是一位歌頌人世間的光明的詩人，隻是一位像站在陽光斑斑斕斕的從樹葉縫中窺射下去的枝頭上的鳥兒似的，僅是囀唱著他自己的愉快的清歌，因此，這個誤會，我們也可以將誌摩自己的許多詩與散文去消釋了它。誌摩的生活並不比生在這個大時代的任何人愉快得多少；他的對於人世間的事變，其感受性的敏捷，也並不下於感受性最敏捷的人們。他所唱的並不全是歡歌。特別是這幾年，他的詩差不多常常是充滿了肅殺、消極的氣氛，下麵是一個例：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隻可向前，
手捫索著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髒腑內掙紮，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猛虎集》九十頁以下
這是許多年來的嚐夠了人世間的“辛苦艱難”發出來的呼號。誌摩也許曾嚐過人生的軟哈哈的甜蜜，但這許多年來，他所嚐到的人生，卻是苦到比黃連更要苦的，致使那麼活潑的樂天多趣的誌摩，也不由得不如他自己所說的成了：“一份深刻的憂鬱占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地潛化了我的氣質。”（《猛虎集》序五頁）
經了這種痛苦與壓迫之下，誌摩是變了一個人，他的詩也在跟著變。他有成為一位比他現在所成就更為遠大、更為偉大的詩人的可能。很可惜的，就在這個轉變的時代裏，一場不可測的“橫禍”竟永遠地永遠地奪去了誌摩的舌與筆！
我不僅為友情而悼我的失去一位最懇摯的朋友，也為這個當前大時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位心胸最廣，而且最有希望的詩人！
永在的溫情
—紀念魯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點鍾，我在一家編譯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剛送來的Evening Post，被這樣的一個標題：“中國的高爾基今晨五時去世”驚駭得一跳。連忙讀了下來，這驚駭變成了事實：果然是魯迅先生去世了！
這消息像閃雷似的，當頭打了下來，我呆坐在那裏不言不動。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噩耗竟這樣地突然地來呢？
魯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間歇地發著熱，但熱度並不甚高。一年以來，始終不曾好好地恢複過；但也從不曾好好的休息過。半年以來，情形尤顯得不好。纏綿在病榻上總有三四個月。前一個月，聽說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訴我，雙十節那一天還遇見他在lsis看Dobrovsky；中國木刻畫展覽會，他也曾去參觀。總以為他是漸漸地複原了，能夠出來走走了。誰又想得到這可怕的噩耗竟這樣突然地來呢？
剛在前幾天，他還有信給我，說起一部書出版的事；還附帶地說，想早日看見《十竹齋箋譜》的刻成。我還沒有來得及寫回信。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噩耗竟這樣地突然地來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地安心地睡。
第二天趕到萬國殯儀館，站在他遺像的麵前，久久地走不開。再一看，他的遺體正在像下，在鮮花的包圍裏，麵貌還是那麼清臒而帶些嚴肅，但雙眼卻永遠地閉上了。
我要哭出來，大聲地哭，但我那時竟流不出眼淚，淚水為悲戚所灼幹了。我站在那裏，久久走不開。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樣突然地便離我們而遠遠地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誼的溫情卻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見麵時，總以為他是嚴肅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臉上，輕易不見笑容。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漸漸地談下去，在那裏麵你便可以發現其可愛的真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的友誼。他雖不笑，他的話卻能引你笑。和他得兄弟啟明先生一樣，他是最可談、最能談的朋友，你可以在他客廳裏、他那間書室（兼臥室）裏，坐上半天，不覺得一點兒拘束、一點兒不舒服。什麼話都談，但他的話頭卻總是那麼有力。他的見解往往總是那麼正確。你有什麼懷疑、不安，由於他的幾句話也許便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鼓起你的勇氣。
失去了這樣的一位溫情的朋友，就個人講，將是怎樣的一個損失呢？
他最勤於寫作，也最鼓勵人寫作。他會不憚其煩地幾天幾夜地在替一位不認識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創作，校正譯稿。其仔細和小心遠過於一位私塾的教師。
他曾和我談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求他改。他仔仔細細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卻寫信來罵他一頓，說被改塗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來，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這一次的回信，卻責備他改得太少。
“現在做事真難極了！”他慨歎地說道。對於人的不易對付和做事之難，他這幾年來時時地深切地感到。
但他並不灰心，仍然在做著吃力不討好的改削創作、校正譯稿的事，掙紮著病軀，深夜裏，仔仔細細地為不相識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這樣的溫情的指導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將怎樣地令人感到不可補贖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專說風涼話而不肯切實地做事的人。會批評，但不工作；會譏嘲，但不動手；會傲慢自誇，但永遠拿不出東西來。像那樣的人物，他是不客氣地要擯之門外，永不相往來的。所謂無詩的詩人，不寫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誅痛惡地在責罵。
他常感到“工作”的來不及做，特別是在最近一兩年，凡做一件事，都總要快快地做。
“遲了恐怕要來不及了。”這句話他常在說。
那樣的清楚的心境，我們都是同樣地深切地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麼快地便逝去，還留下要做的許多事沒有來得及做—但，後死者卻要繼續他的事業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見是在同愛羅先訶到北平去的時候。
他著了一件黑色的夾外套，戴著黑色呢帽，陪著愛羅先訶到女師大的大禮堂裏去。我們匆匆地談了幾句話。因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邊來，在北平竟不曾再見一次麵。
後來，他自己說，他那件黑色的夾外套，到如今還有時著在身上。
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曾不時地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說起稿子的事，別的話也沒有什麼。
最早使我籠罩在他溫熱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討論到“三言”問題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一點兒憑借都沒有，隻是節省著日用，以淺淺的薪水購書，而即以所購入之零零落落的破書，作為研究的資源。那時候實在貧乏得、膚淺得可笑，偶爾得到一部原版的《隋唐演義》卻以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於“三言”之類的書，卻是連夢魂裏也不曾談到。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了許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寫信問他《警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明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便來了，附來的是他抄錄的一張《醒世恒言》的全目—這張目錄我至今還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國小說史略》裏。他說，《喻世》《警世》，他也沒有見到。《醒世恒言》他隻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裏藏有全書，所以他便借了來，抄下目錄寄給我。
當時，我對於這個有力的幫助，說不出應該怎樣地感激才好。這目錄供給了我好幾次的應用。
後來，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書在上海是永遠不會見到的），又寫信問他有沒有。不料隨了回信同時遞到的卻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開了看時，卻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圖。我那時實在眼光小得可憐，幾曾見過幾部明版附插圖的平話集？見了《西湖二集》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現在不弄中國小說，這書留在手邊無用，送了給我吧。這貴重的禮物，從一個隻見一麵的不深交的朋友那裏來，這感動是至今躍躍在心頭的。
我生平從沒有意外的獲得。我的所藏的書，一部部都是很辛苦地設法購得的；購書的錢，都是中夜燈下疾書的所得或減衣縮食的所餘。一部部書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淒栗，有紅絲的睡眼，右手執筆處的指端的硬繭和酸痛的右臂。但隻有這一集可寶貴的書，乃是我書庫裏唯一的友情的贈與。—隻有這一部書！
現在這部《西湖二集》也還堆在我最珍愛的幾十部明版書的中間，看了它便要泫然淚下。這可愛的直率的真摯的友情，這不意中的難得的幫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頭的溫情是永在的！—這溫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後，他到過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熱烈的歡迎。但過了幾天，便悄悄地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親的病去的。我竟來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時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時，他便和我談起在北平的所獲。
“木刻畫如今是末路了，但還保存在箋紙上。不過，也難說，保全得不會久。”他深思地說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箋紙來給我看，都是在北平時所購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所出的箋紙，搜羅了一下，用好紙刷印個幾十部，作為箋譜，倒是一件好事。”他說道。
過了一會兒，他又道：“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這裏不能做這事。”
我心裏很躍動，正想說：“那麼，我來做吧。”而他慢吞吞地續說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費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將這責任擔負了下來，但說明搜輯而得的箋紙，由他負選擇之責。我相信他的選擇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後，我一包一包地將購得的箋樣送到上海，經他選擇後，再一包一包地寄回。
中間，我曾因事把這工作停頓了兩三個月。他來信說：“這事我們得趕快做，否則，要來不及做，或輪不到我們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勵之下，那六巨冊的美麗的《北平箋譜》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來，帶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齋箋譜》四冊，順便地送到他家裏給他看。
這部譜，刻得極精致，是明末版畫裏最高的收獲。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禎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傳得極少。
“這部書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議道；那時，我為《北平箋譜》的成功所鼓勵，勇氣有餘。
“好的，好的，不過要趕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無比，所耗也不資，幾乎不是我們的力量所及。第一冊已出版了，第二冊也刻好待印；而魯迅先生卻等不及見到第三冊以下的刻成了！
對於美好的東西，似乎他都喜愛。我曾經有過一個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誌的花紋刻為一書。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訴我說，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還在陸續地買。
他是最能分別得出美與醜，永遠的不朽與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為神奇，而沾沾自喜，向青年們施以毒害的宣傳之外，他對於古代的遺產，絕不歧視，反而抱著過分的喜愛。
他曾經告訴過我，他並不反對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氣的，這在他文集裏便可見。他所厭棄，所斥責的乃是隻見中郎的一麵，而恣意鼓吹著的人物。
京平剛從魯迅先生那裏得到最大的鼓勵。他感激得幾乎哭出來。但想不到魯迅竟這樣地突然地過去了！
第三天，我在萬國殯儀館門口遇見他；他的嘴唇在顫動，眼圈在紅。
從萬國公墓歸來後，他給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經分裂。我從到達公墓時，就失去了約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聲。先生，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地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並沒有去。他的溫情永在我的心頭—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悼許地山先生
許地山先生在抗戰中逝世於香港。我那時正在上海蟄居，竟不能說什麼話哀悼他。—但心裏是那麼沉痛淒楚著。我沒有一天忘記了這位風趣橫溢的好友。他是我學生時代的好友之一，真摯而有益的友誼，繼續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死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樂少。想起半生以來的許多友人們的遭遇與死亡，往往悲從中來，悵惘不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紙窗，臥聽狂風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許地山先生和謝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戰中逝去的。記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寶興西裏，他們倆都和我同住著，我那時還沒有結婚，過著刻板似的編輯生活，六逸在教書，地山則新從北方來。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談，或外出喝酒。我那時心緒很惡劣，每每借酒澆愁，酒杯到手便幹。常常買了一瓶葡萄酒來，去了瓶塞，一口氣咕嘟嘟地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麵小酒店裏喝得大醉歸來，他們倆好不容易地把我扶上電車，扶進家門口。一到門口，我見有一張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裏，便不由自主地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來，卻睡在床上。原來他們倆好不容易地又設法把我抬上樓，替我脫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點兒知覺也沒有了。一想起這兩位摯友都已辭世，再見不到他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語聲，心裏便淒楚欲絕。為什麼“悲哀”這東西老跟著人跑呢？為什麼跑到後來，竟越跟越緊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學念書。他家境不見得好。他的費用是由閩南某一個教會負擔的。他曾經在南洋教過幾年書。他在我們這一群未經世故人情磨煉的年輕人裏，天然是一個老大哥。他對我們說了許多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他有好些書，西文的、中文的，滿滿地排了兩個書架。這是我所最為羨慕的。我那時還在省下車錢來買雜誌的時代，書是一本也買不起的。我要看書，總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陽光還曬在西牆，我到地山宿舍裏去。在書架上翻出了日本翻版的《太戈爾詩集》，讀得很高興。站在窗邊，外麵還亮著。窗外是一個水池，池裏有些翠綠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地響著。
“你喜歡太戈爾的詩麼？”
我點點頭，這名字我是第一次聽到，他的詩，也是第一次讀到。
他便和我談起太戈爾的生平和他的詩來。他說道：“我正在譯他的《吉檀迦利》呢。”隨在抽屜裏把他的譯稿給我看。他是用古詩譯的，很晦澀。
“你喜歡的還是《新月集》吧。”便在書架上拿下一本書來。“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給你；你可以選著幾首來譯。”
我喜悅地帶了這本書回家。這是我譯太戈爾詩的開始。後來，我雖然把英文本的太戈爾集，陸續地全都買了來，可是得書時的喜悅，卻總沒有那時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紹他的二哥敦穀給我。敦穀是在日本學畫的，一位孤芳自賞的畫家，與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編《兒童世界》時，便請他為我做插圖。第一年的《兒童世界》，所有的插圖全出於他的手。後來，我不編這周刊了，他便也辭職不幹。他受不住別的人的指揮什麼的，他隻是為了友情而工作著。
地山有五個兄弟，都是真實的君子人。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父親在台灣做官。在那裏有很多的地產。當台灣被日本占去時，曾經宣告過，留在台灣的，仍可以保全財產，但離開了的，卻要把財產全部沒收。他父親招集了五個兄弟們來，問他們誰願意留在台灣，承受那些財產，但他們全都不願意。他們一家便這樣地舍棄了全部資產，回到了祖國，因此，他們變得很窮。兄弟們都不得不很早地各謀生計。
他父親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誌士，在台灣獨立時代，盡了很多的力量，寫著不少慷慨激昂的詩。地山後來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詩集。他有一次遊台灣，帶了幾十本詩集去，預備送給他的好些父執，但在海關上，被日本人全部沒收了。他們不允許這詩集流入台灣。
地山結婚得很早。生有一個女孩子後，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靜安寺的墳場裏。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獨自到了那墳地上，在她的墳前，默默地站著，不時地帶著鮮花去。過了很久，他方才續弦，又生了幾個兒女。
他在燕大畢業後，他們要叫他到美國去留學，但他卻到了牛津。他學的是比較宗教學。在牛津畢業後，他便回到燕大教書。他寫了不少關於宗教的著作；他寫著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編過一部《大藏經引得》。這些，都是扛鼎之作，別的人不肯費大力從事的。
茅盾和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他寫了好些小說，像《換巢鸞鳳》之類，風格異常地別致。他又寫了一本《無從投遞的郵件》，那是真實的一部偉大的書，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後，他到香港大學教書，在那裏住了好幾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講座，地位很高，是在“紳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麼中文解釋上的爭執，都要由他來下判斷。他在這時期，幫助了很多朋友們。他提倡中文拉丁化運動，他寫的好些論文，這些，都是他從前所不曾從事過的。他得到廣大的青年們的擁護。他常常參加座談會，常常出去講演。他素來有心髒病，但病狀並不顯著，他自己也並不留意靜養。
有一天，他開會後回家，覺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體力支持不住，便移到山中休養著。便在午夜，病情太壞，沒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當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正當他為祖國努力奮鬥的時候，病魔卻奪了他去。這損失是屬於國家民族的，這悲傷是屬於全國國民們的。
他在香港，我個人也受過他不少幫助。我為國家買了很多的善本書，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經和別的人商量過，他們都不肯負這責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卻立刻答應了下來。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書，抄校本書，都是寄到港大圖書館，由他收下的。這些書，是國家的無價之寶；雖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時曾被他們全部取走，而現在又在日本發現，全部要取回來，但那時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運恐怕要更劣於此。—也許要散失了，被搶得無影無蹤了。這種勇敢負責的行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績，不僅我個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讚堃，寫小說的時候，常用落花生的筆名。“不見落花生麼？花不美麗，但結的實卻用處很大，很有益。”當我問他取這筆名之意時，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於人的；見到他便是一種愉快。他胸中沒有城府。他喜歡談話，他的話都是很有風趣的，很愉快的。老舍和他都是健談的。他們倆曾站在倫敦的街頭，談個三四個鍾頭，把別的約會都忘掉。我們聚談的時候，也往往消磨掉整個黃昏、整個晚上而忘記了時間。
他喜歡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為他沒有多餘的錢買珍貴的古物。他在北平時，常常到後門去搜集別人所不注意的東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絕為雋秀，又有元代的壁畫碎片幾方，古樸有力。他曾經搜羅了不少“壓勝錢”，預備做一部壓勝錢譜，抗戰後，不知這些寶物是否還保存無恙。他要研究中國服裝史，這工作到今日還沒有人做。為了要知道“紐扣”的起源，他細心地在查古畫像、古雕刻和其他許多有關的資料。他買到了不少攤頭上鮮有人過問的“喜神像”，還得到很多片玻璃的畫片。這些，都是與這工作有關的。可惜牽於他故，牽於財力、時力，這偉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寫中國版畫史的時候，他很鼓勵我。可惜這工作隻做了一半，也困於財力而未能完工。我終要將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卻永遠見不到它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對人總是很高興的樣子。我沒有見他疾言厲色過；即遇拂意的事，他似乎也沒有生過氣。然而當神聖的抗戰一開始，他便挺身出來，獻身給祖國，為抗戰做著應該做的工作。
抗戰使這位在研究室中靜靜的工作著的學者，變為一位勇猛的鬥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麵的抗戰陣容失色了。他沒有見到勝利而死，這不幸豈僅是他個人的而已！
他如果還健在，他一定會更勇猛地為和平建國、民主自由而工作著的。
失去了他，不僅是失去了一位真摯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失去了一位最堅貞、最有見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實在不僅是個人的友情的感傷！
韜奮的最後
韜奮的身體很衰弱，但他的精神卻是無比地踔厲。他自香港撤退，盡曆了苦辛，方才到了廣東東江一帶地區。在那裏住了一時，還想向內地走。但聽到一種不利於他的消息，隻好改道到別的地方去。天蒼蒼，地茫茫，自由的祖國，難道竟擯絕著他這樣一位為祖國的自由而奮鬥的子孫麼？
他在這個時候，開始感覺到耳內作痛，頭顱的一邊，也在隱隱作痛。但並不以為嚴重。醫生們都看不出這是什麼病。
他要寫文章，但一提筆思索，便覺頭痛欲裂。這時候，他方才著急起來，急於要到一個醫診方便的地方就醫。於是間關奔馳，從浙東悄悄地到了上海。為了敵人們對於他是那樣地注意，他便不得不十分地謹慎小心。知道他的行蹤的人極少。
他改換了一個姓名，買到了市民證，在上海某一個醫院裏就醫。為了安全與秘密，後來又遷徙了一兩個醫院。
他的病情一天天地壞。整個腦殼都在作痛，痛得要炸裂開來，痛得他終日夜不絕地呻吟著。鼻孔裏老淌著膿液。他不能安睡，也不能起坐。
醫生斷定他患的是腦癌，一個可怕的絕症。在現在的醫學上，還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但他自己並不知道。他的夫人跟隨在他身邊。醫生告訴她：他至多不能活到兩星期。但他在病苦稍閑的時候，還在計劃著以後的工作。他十分焦急地在等候他的病的離體。他覺得祖國還十分的需要著他，還在急迫地呼喚著他。他不能放下他的擔子。
有一個短時期，他竟覺得自己仿佛好了些。他能夠起坐，能夠談話，甚至能夠看報。醫生也驚奇起來，覺得這是一個奇跡：在病理上被判定了死刑和死期的人怎麼還會繼續地活下去，而且仿佛有傾向於痊愈的可能，醫生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
這時期，他談了很多話，擬訂了很周到的計劃。但他也想到，萬一死了時，他將怎樣指示他的家屬們和同伴們。他要他的一位友人寫下了他的遺囑。但他卻是絕對地不願意死。他要活下去，活下去為祖國而工作。他想用現代的醫學，使他能夠繼續地活下去。
他有句很沉痛的話，道：“我剛剛看見了真理，剛剛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難道便這樣地死了麼？”
沒有一個人比他更真實地需要生命，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真理，而是為了祖國。
他的精神的力量，使他的絕症支持了半年之久。
到了最後，病狀蔓延到了喉頭。他咽不下任何食物，連流汁的東西也困難。隻好天天打葡萄糖針，以延續他的生命。
他不能坐起來。他不斷地呻吟著。整個頭顱，像在火焰上烤，像用鋼鋸在解鋸，像用斧子在劈，用大棒在敲打，那痛苦是超出於人類所能忍受的。他的話開始有些模糊不清。然而他還想活下去。他還想，他總不至於這樣地死去的。
他的夫人自己動手為他打安眠藥的針，幾乎不斷地連續地打。打了針，他才可以睡一會兒。暫時從劇痛中解放出來。剛醒過來的時候，精神比較好，還能夠說幾句話。但隔了幾分鍾，一陣陣的劇痛又來襲擊著他了。
他的幾個朋友覺到最後的時間快要到來，便設法找到我蟄居的地方，要我去看望他。我這時候才第一次知道他在上海和他的病情。
我們到了一條冷僻的街上，一所很清靜的小醫院，走了進去。靜悄悄的一點兒聲息都沒有。自己可以聽見自己呼吸的聲音。
我們推開病室的門，他夫人正悄悄地坐在一張椅上，見我們進來，點點頭，悄悄地說道：“正打完針，睡著了呢。”
“昨夜的情形怎樣？”
“同前兩天相差不了多少。”
“今早打過幾回針？”
“已經打了三次了。”
這種針本來不能多打，然而他卻依靠著這針來減輕他的痛楚。醫生們決不肯這樣連續地替他打的，所以隻好由他夫人自己動手了。
我帶著沉重的心，走近病床，從紗帳外望進去，已經不大認識，躺在那裏的便是韜奮他自己了。因為好久不剃，胡須已經很長。麵容瘦削蒼白得可怕。胸部簡直一點兒肉都沒有，隔著醫院特用的白被單，根根肋骨都隆起著。雙腿瘦小得像兩根小木棒。他閉著雙眼，呼吸還相當勻和。
我不敢說一句話，靜靜地在等候他的醒來。
小桌上的大鵬鍾在滴嗒滴嗒地一秒一秒地走著。
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光，一個陰天，沒有太陽，也沒有雨，也沒有風。小麻雀在嘰嘰地叫著，好像隻有它們在享受著生命。
等了很久，我覺得等了很久，韜奮在轉側了，呻吟了，膿水不斷地從鼻孔中流出，他夫人用棉花拭幹了它。他睜開了眼，眼光還是有神的。他看到了我，微弱地說道：“這些時候過得還好吧？”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掙紮出來的。
我說：“沒有什麼，隻是躲藏著不出來。”
他大睜了眼睛還要說什麼，可是痛楚來了，他咬著牙，一陣陣地痙攣，終於爆出了叫喊。
“你好好地養著病吧，不要多說話了。”我忍住了我要問他的話，那麼多要說的話。連忙離開了他的床前，怕增加他的痛楚。
“替我打針吧。”他呻吟地說道。
他夫人隻好又替他打了一針。
於是隔了一會兒，他又閉上了眼沉沉睡去。
病房裏恢複了沉寂。
我有許多話都倒咽了下去，他也許也有許多話想說而未說。我靜靜地望著他，在數著他的呼吸，不忍離開。一離開了，誰知道是不是便永別了呢？
“我們走吧。”那位朋友說，我才矍然地從沉思中醒來。我們向他夫人悄悄說聲再會，輕輕地掩上了門，退了出來。
“恐怕不會有希望的了。”我道。
“但他是那麼樣想活下去呢！”那個朋友道。
我恨著現代的醫學者為什麼至今還不曾發明說一種治癌症的醫方，我怨著為什麼沒有一個醫生能夠設法治愈了他的這個絕症。
我禱求著，但願有一個神跡出現，能使這個祖國的鬥士轉危為安。
隔了十多天沒有什麼消息。我沒有能再去探望他，恐怕由我身上帶給他麻煩。
有一天，那位朋友又來了，說道：“韜奮昨天晚上已經故世了！今天下午在上海殯儀館大殮。”
我震動了一下，好幾秒鍾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低了頭，默默地為他致哀。
固然我曉得他要死，然而我感覺他不會死，不應該死。
他為了祖國，用盡了力量，要活下去，然而他那絕症卻不容許多活若幹時候。
他是那樣地不甘心地死去！
我從來沒有看見像他那樣的和死神搏鬥得那麼厲害的人。醫生們斷定了一兩星期死去的人，然而他卻繼續地活了半年。直到最後，他還想活著，還想活著為祖國而工作！
這是何等的勇氣，何等的毅力！忍受著半年的為人類所不能忍受的苦，日以繼夜地忍受著，呻吟著，隻希望趕快愈好，隻願著有一天能夠愈好，能夠為祖國做事。
然而他鬥不過死神！抱著無窮的遺憾而死去！
他仍用他的假名入殮，用他的假名下葬，生怕敵人們的覺察。後來，韜奮死的消息，輾轉地從內地傳出；卻始終隻有極少數的人知道他是死在上海的。敵人們努力地追尋著鄒韜奮的線索，不問生的或死的，然而他們在這裏卻失敗了！他們的爪牙永遠伸不進愛國者們的門縫裏去！他們始終迷惘著鄒韜奮的生死和所在地的問題。
到了今天，我們可以成群地攜著鮮花到韜奮墓地上憑吊了！憑吊著這位至死還不甘就死的愛祖國的鬥士！
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
聽到了李公樸先生的被刺，悲憤無已！正想說幾句話，剛攤開了紙，提起筆來，要寫下去，早報來了，一翻開來，便觸目驚心地讀到聞一多先生又在昆明被刺身死的消息！言語文字已不能表達我們的憤怒了！這是什麼一個世界！“打”風之後，繼之以政治暗殺，顯見得手段之日益殘酷。凡有點兒正義感的人，凡肯說幾句公平話的人，凡能替老百姓們傳達其痛苦的呼籲的人，恐怕都難免有“危險”。然而“暗殺”能夠阻止有正義感的人的發言麼？“暗殺能夠嚇得退從事於民眾運動或政治工作的人麼？”這正如要用武力來解決中國問題一樣，明顯的是不可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凡有堅定的信仰和主張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們不會怕死貪生。對他們，“暗殺”的陰影，隻有更增加其決心與憤怒，絲毫不能搖撼其信仰。正如戰爭，前麵的人倒下了，後麵的人絕對不會停步退卻的，反因戰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衝去的勇氣。
“打”是惡劣的手段，“暗殺”是更進一步的卑鄙的作風。凡是政冶家，必須以堂堂正正之師與人相見，有理論，有主張，盡管說出來，與對手方見個高低，而以“暗殺”來沉默對手方的發言，卻是最無聊、最無恥的方法。這不是政治家，這是謀殺犯！以這樣的手段來做政治活動簡直是自殺！
像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那樣的人是“暗殺”不盡的。可悲可痛的是，他們乃在勝利之後，從背後被人打了幾槍而死；他們為呼籲和平而死；他們為不願意見到兄弟們自相殘殺而呼籲不要內戰而死；他們手無寸鐵，不想擁兵自衛，結果是被“暗殺”，那麼，有自衛力量的人，誰還肯放下其自衛的力量呢？
李公樸先生一生致力於民眾教育；戰前，在上海有過廣大的影響。不意，繼較場口被打之後，竟以身殉。聞一多先生為一詩人，曾出版過詩集《紅燭》和《死水》，在新詩人裏是嚴肅而注重於格律的一位。他從來不問政治。在清華大學教杜詩，教《詩經》，曾經有過不少重要的考證的論文發表。他隨學校到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教書。教的還是《詩經》等課程。“民主”的呼號把他從恬靜的書室裏呼喚出來。他曾為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盡了很大的力量。不意，繼於李公樸先生之後，他也以身殉國了！尤為殘酷的是，他的公子聞立鶴也中彈五發，傷勢嚴童；胸部左右，各中一彈，大腿中彈三發，一腿已斷，能否出險，尚可不知。聞公子並不參加民主運動，而亦遭此橫禍，人的生命尚有絲毫的保障麼？
他們兩位先生為國犧牲，永垂不朽，上海各界正在籌備舉行“人民葬”，將有以謀作永久之紀念之舉。他們未睹和平統一、民主的中國的建立而死，實死不瞑目。但他們的血，像火種似的，已經深種在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胸中，薪盡火傳，他們是不怕沒有後繼者的；後繼者們將更多、更多起來。死一李公樸，將更有千萬個李公樸繼之而起，殺一聞一多，將更有千萬個聞一多繼之而起。前仆後繼，暗殺者其能將四萬萬五千萬愛好和平，主張民主的人民們盡殺之麼？
我們悲憤於李、聞二先生的壯烈殉難，我們敬向二先生的遺屬致最懇摯的哀悼之意！
但我們於悲憤、哀悼之餘，我們不能不對國民們和政府說幾句話。
我們呼籲和平，爭取民主，全為中國的前途著想；我們希望看見強盛、民主、和平的中國的實現。我們沒有任何政治的欲望，也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我們一介書生，手無寸鐵，所有的隻是口和筆。如果國家升平，民生安定，我們隻願意在書室裏做我們所應做的工作，所想做的工作，絕對地沒有任何的好心情，從事於任何政治活動。像聞一多先生，其心情想來也是同樣的。然而，在這種的政局之下，凡為一個中國國民，如何能夠忍心看得下去呢？！作為一個中國的國民，我們不能不出來說幾句話，說我們想說的話，應該說的話。在我們覺得，實在是歉愧之至，因為除了口和筆之外，並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貢獻給國家。然而，即此微薄地呼籲和平而合法的工作，也要遭到橫禍，受到暗算，遇到毒手，則實在無話可說了！到了我們不能說話的時候，那麼，應該怎樣說話，便不問可知了。我們為此危懼！
到底是什麼人在做著這種不人道的卑鄙的政治暗殺的事呢？這對於政府是有害無益的。商談之門，並沒有杜絕。打仗的，也還在斷斷續續地談著，而呼籲和平，大叫不要打的人們卻首先遭到了暗殺，這是什麼一種做法呢？主持的人，為何會愚蠢至此呢？為政府計，必須徹底查明主使之人，依法公開審判，依法嚴加懲辦，單是負責治安機關一紙懸賞緝凶的布告是絕對不夠的。政府對於昆明負責治安的機關，應該嚴厲督促其“破案”，務期獲到凶手，嚴查主使之人，並保證以後在任何地方不再有同樣的政治暗殺事件發生。同時，對於李、聞二先生的善後，必須負責辦理；對於昆明的負責治安者必須加以懲戒；這些，都是“題內文章”，我們不必多說。
我們所悲哀的是，中華民國已經有了三十五年的曆史了，政治上，卻一點兒進步也沒有。舍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方式而不用，而還在用武力，用暗殺來杜絕人民們的呼籲的，這豈複有絲毫清明之氣存在！“暗殺”是最下流的手段，凡為光明磊落的人或任何黨派都絕對的不會使用這個手段的。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宋教仁，暗殺了陳英士，然而對於國民黨的活動和發展，到底有什麼阻礙沒有？這兩個大暗殺案，隻增加了人民們對於袁氏政權的厭惡和憎恨，卻絲毫不能削減國民黨的力量。這不是明顯的前車之鑒麼？用暴力來企圖削弱或撲滅對方的，一定會自食其果。除了招致了人民們的普遍的不平和厭恨之外，任何效果是不會得到的。相反地，反而暴露了這主持政治的謀殺者的膽怯與無知，惶恐與無力。凡有智慧、有力量、有見解、有主張的任何政黨或政治家，在有所主張，有所活動時，都是要以正規的政治活動的方法出之的。如果在英國或美國，有某一個政黨，膽敢用這種卑怯的暗殺手段，加之於對手方的，立刻，她的政治生命便會壽終正寢，人民們立刻便會群起而攻之，把她驅逐出政治圈子以外去的。我們希望今日的政治，不要在黑暗之上再加上黑暗；不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暴力的卑怯的謀殺。且為國家留些體麵，為民族存些正氣，為社會惜著有用的人才，為自己保有些生機吧。
凡有前途、有活力的政黨，絕對地不應該為自己掘墓墳，應該盡量地改變作風，純然以堂堂正正之師，出與對手方相周旋。凡是民主國塚的政黨，都是富有競技者的精神的；勝固可喜，敗亦可鑒。心平氣和，一心為國。尊重對手方，也便是尊重自己。這些話都是陳腐之極的老生常談，然而在今日卻還是談不到的起碼條件，豈不可悲可歎乎！
要照這樣發展下去，“打”之後繼之以“殺”，我們實在要為中國的政局前途哭！難道和平的合法的主張和言論，正義的公平的呼籲，已不可能在中國出現了麼？難道主張和平的，爭取民主的，以合法方式來從事政治活動的，有正義感的，肯出來替受苦難的人民們說幾句話，便都要被視為眼中之釘，不除去不快了麼？
雖然這謀殺或暗殺事件發生在昆明，受難者是李、聞二先生，然其影響是極大的，其意義是極深刻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是不會允許這種不名譽的政治暗殺事件再度在其他地方發生的。這種不名譽的政治暗殺事件，在國際上將發生怎樣的一種反應啊！我們到底是一個野蠻的黑暗的國家呢，還是一個正向民主道路走去的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國際的地位上，已經是一天天地向下走了。如何再能自己再加速度地墮落下去呢？“天助自助者”。像這樣的胡鬧、胡搞下去，即有“助我者”，恐亦將望望然而去之的吧！
李、聞二先生首先為國犧牲了，為爭取民主而以身殉之了，我們國民們必須急起直追，不息不懈。為二先生雪恨，而徹底地查究那些凶手們及其指使的主持的人物，與眾共棄之；而為了安慰李、聞二先生的在天之靈，我們也將相誓地踏著二先生的血跡前進，決不中途停步。我們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強盛的中國，早或遲，必定會建立的；在那時候，我們當再以淡酒園蔬，祭告於二先生之靈道：
民主已經爭取到了，建國事業正在進行，強盛、自由的中國已在實現了，二先生之目可以瞑矣。
然而，在今日，誰還能息一息肩，鬆一鬆前進的腳步呢！我們謹以淚，同時也以汗與血來哀悼壯烈、殉難的李、聞二先生！
哭佩弦
從抗戰以來，接連地有好幾位少年時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濟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在朋友們中，佩弦的身體算是很結實的。矮矮的個子，方而微圓的臉，不怎麼肥胖，但也絕不瘦。一眼望過去，便是結結實實的一位學者。說話的聲音，徐緩而有力。不多說廢話，從不開玩笑；純然是忠厚而篤實的君子。寫信也往往是寥寥的幾句，意盡而止。但遇到討論什麼問題的時候，卻滔滔不絕。他的文章，也是那麼地不蔓不枝，恰到好處，增加不了一句，也刪節不掉一句。
他做什麼事都負責到底。他的《背影》，就可作為他自己的一個描寫。他的家庭負擔不輕，但他全力的負擔著，不歎一句苦。他教了三十多年的書，在南方各地教，在北平教；在中學裏教，在大學裏教。他從來不肯馬馬虎虎地教過去。每上一堂課，在他是一件大事。盡管教得很熟的教材，但他在上課之前，還須仔細地預備著。一邊走上課堂，一邊還是十分地緊張。記得在清華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在他辦公室裏坐著，見他緊張地在翻書。我問道：
“下一點鍾有課嗎？”
“有的，”他說道，“總得要看看。”
像這樣負責的教員，恐怕是不多見的。他寫文章時，也是以這樣的態度來寫。寫得很慢，改了又改，決不肯草率地拿出去發表。我上半年為《文藝複興》的“中國文學研究”號向他要稿子，他寄了一篇《好與巧》來；這是一篇結實而用力之作。但過了幾天，他又來了一封快信，說，還要修改一下，要我把原稿寄回給他。我寄了回去。不久，修改的稿子來了，增加了不少有力的例證。他就是那麼不肯馬馬虎虎地過下去的！
他的主張，向來是老成持重的。
將近二十年了，我們同在北平。有一天，在燕京大學南大的一位友人處晚餐。我們熱烈地辯論著“中國字”是不是藝術的問題。向來總是“書畫”同稱。我卻反對這個傳統的觀念。大家提出了許多意見。有的說，藝術是有個性的；中國字有個性，所以是藝術。又有的說，中國字有組織，有變化，極富於美術的標準。我卻極力地反對著他們的主張。我說，中國字有個性，難道別國的字就表現不出個性了嗎？要說寫得美，那麼，梵文和蒙古文寫得也是十分勻美的。這樣的辯論，當然是不會有結果的。
臨走的時候，有一位朋友還說，他要編一部《中國藝術史》，一定要把中國書法的一部門放進去。我說，如果把“書”也和“畫”同樣地並列在藝術史裏，那麼，這部藝術史一定不成其為藝術史的。
當時，有十二個人在座。九個人都反對我的意見。隻有馮芝生和我意見全同。佩弦一聲也不言語。我問道：“佩弦，你的主張怎麼樣呢？”
他鄭重地說道：“我算是半個讚成的吧。說起來，字的確是不應該成為美術。不過，中國的書法，也有它長久的傳統的曆史。所以，我隻讚成一半。”
這場辯論，我至今還鮮明地在眼前。但老成持重，一半和我同調的佩弦卻已不在人間，不能再參加那麼熱烈的爭論了。
這樣的一位結結實實的人，怎麼會剛過五十便去世了呢？—我說“結結實實”，這是我十多年前的印象。在抗戰中，我們便沒有見過。在抗戰中，他從北平隨了學校撤退到後方。他跟著學生徒步跑，跑到長沙，又跑到昆明。還照料著學校圖書館裏搬出來的幾千箱的書籍。這一次的長征，也許使他結結實實的身體開始受了傷。
在昆明聯大的時候，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夫人和孩子們都不能在身邊，為了經濟的拮據，隻能讓他們住在成都。聽說，食米的惡劣，使他開始有了胃病。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之一。冬天，沒有大衣，把馬夫用氈子裹在身上，就作為大衣；而在夜裏，這一條氈子便又作為棉被用。
有人來說，佩弦瘦了，頭上也有了白發。我沒有想象到佩弦瘦到什麼樣子；我的印象中，他始終是一位結結實實的矮個子。
勝利以後，大家都複員了，應該可以見到。但他為了經濟的關係，徑從內地到北平去，並沒有經過南方。我始終沒有見到瘦了後的佩弦。
在北平，他還是過得很苦，他並沒有鬆下一口氣來。
暑假後，是他應該休假的一年。我們都盼望他能夠到南邊來遊一趟，誰知道在假期裏他便一瞑不視了呢？我永遠不會再有機會見到瘦了後的佩弦了！
佩弦雖然在勝利三年後去世，其實他是為抗戰而犧牲者之一。那麼結結實實的身體，如果不經過抗戰的這一個階段的至窘極苦的生活，他怎麼會瘦弱了下去而死了呢？他的致死的病是胃潰瘍，與腎髒炎。積年的吃了多米粒與稗子的配給米，是主要的原因；積年的缺乏營養與過度的工作，使他一病便不起。盡管有許多人發了國難財、勝利財，乃至漢奸們也發了財而逍遙法外，許多瘦子都變成了肥頭大臉的胖子，但像佩弦那樣的文人、學者與教授，卻隻是天天地瘦下去，以至於病倒而死。就在勝利後，他們過的還是那麼苦難的日子，與可悲憤的生活。
在這個悲憤苦難的時代，連老成持重的佩弦，也會是充滿了悲憤的。在報紙上，見到有佩弦簽名的有意義的宣言不少。他曾經對他的學生們說：“給我以時間，我要慢慢地學。”他在走上一條新的路上來了。可惜的是，他正在走著，他的舊傷痕卻使他倒了下去。
他花了整整的一年工夫，編成《聞一多全集》。他既擔任著這一個工作，他便勤勤懇懇地專心一誌地負責到底的做著。《聞一多全集》的能夠出版，他的力量是最大的；他所費的時間也最多。我們讀到他的《聞一多全集》的序，對於他的“不負死友”的精神，該怎樣地感動。
地山剛剛走上一條新的路，便死了；如今佩弦又是這樣。過了中年的人要蛻變是不容易的。而過了中年的人經過了這十多年的折磨之後，又是多麼脆弱啊！佩弦的死，不僅是朋友們該失聲痛哭，哭這位忠厚篤實的好友的損失，而且也是中國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損失了那麼一位認真而誠懇的教師、學者與文人！
中國人與人道
世界上的人，每稱中國人是最人道的，最愛和平的；就是托爾斯泰也如此地稱讚我們。不差！我們中國人實在是最愛和平的！“聖主賢明，臣罪當誅。”對暴君而曰賢明，臨死刑而叩頭謝恩，中國人真是愛和平嚇！胥隸肆虐，丘八揚威，他們隻是逆來順受，任其踐蹈。哪一個人能說他不是愛和平的？聯軍入京，順民旗到處飄揚，日本橫行山東，隨意殺人打人，占地築城，他們也隻是吞聲忍氣，置之不見不聞。真愛和平！同德軍人比，比人竟以槍自窗欞間襲擊，法人自阿爾散斯、羅林二州，為德所並，百年不忘其恥的樣子比起來，我們真是勝他們萬倍！世界第一愛和平的民族！我們忘“異類”，我們不抵抗。我們真能實行“四海皆同胞”的教義，我們真能宣傳和平的福音嚇！但是……殺鄭汝成的兩個刺客的心肝，是生挖炸食的了！安武軍、邊防軍是在安慶、洛陽大發揮其獸態主義來了！強盜撕票、迫票的殘酷，誰聞之不為酸鼻？斫三刀、打七槍地處死犯人，又誰聞之不為膽戰？斬首！剝皮……號令……城門洞上懸著血淋淋的頭—湖南城裏圍殺學生！燒毀學堂，把學生生生地投入烈火中！活活地迫死人命，反大誇特誇地說什麼“烈婦……”。軍法處的皮條、軍棒、夾板……也隻沒頭沒腦地向無辜的人打來，強他畫供。……這些事又都是誰做的？咳！中國人！汝們是世界上最人道的麼？真是能實行“四海皆同胞”的福音的麼？咳！我要大笑！我又要大哭，然而他們又為什麼那樣愛和平？咳！可憐！哪裏是愛和平？怯……懦夫……。
六月一日
大雷雨之後，不料又繼之以大雷雨。
南京路成了屠獸場。被殺者之血，濺滿了好幾丈闊，好幾丈長的東方最繁華的街道，染得灰色的路變作紫紅色。但被幾陣的自來水的衝洗，街血也便隨了染成紅色的水，流到溝中，流到黃浦江中，流到大海中，而不見什麼痕跡。街道又回複最繁華的狀態。車馬與行人，走過屠獸場時，已不見一點兒的屠殺的標記。整潔的灰色路，仍舊是整潔的灰色。然而，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腦中，紅紅的被屠殺者的血，是永遠洗滌不去的。紅色的簾，似永遠地掛著。他們悲憤、鬱怒，至於極點。於是第二天，便是冷靜的鎮定的商界，也不能不被這大雷雨所震動（雖然是被強迫的），而決議於六月一日罷市了。
六月一日是異常可紀念的一天。清晨，所有的商店都未將昨夜安放上的店門卸下。一條一條的街道，兩旁的店門都關閉得緊緊的。正似舊曆新年元旦的清晨。門板上貼了無數的大的小的寫的印刷的傳單。有的是紅色的，有的是藍色、黑色。街上行人極多。南京路屠獸場一帶，群眾尤較平日為擁擠。學生們以更勇敢的精神，在四處散發著傳單。無數的市民幫助著他們，或將傳單貼於柱或板上，或代為轉播，人人都激動著，在興奮中帶著悲憤，似在戰場上的複仇武士。電車中空空的，一個乘客也沒有。無知的乘客不是沒有，卻都被群眾所阻止，所拖下。群眾聚集得更多了。密密地、黑壓壓地擁擠於兩個“太太們的樂園”之前。顯然地，這是一個密雲未雨的時期。
如此的經過了幾個小時。
屠殺者呢？他們竟忘記了我的群眾麼？前日的大屠殺，是已饜足了他們的渴欲飲血的貪念麼？不然，不然！他們正在預備第二次的大宴呢。隔了不久，大雷雨便又開始了。
在以前的屠獸場之前方，他們又開辟了一座大屠殺場。
在這次大屠殺未開始時，先之以自來水的衝擊。他們以最粗的水管，向密集的群眾衝著。當其衝的，立刻被擊倒了幾個人。他們是受傷了。渾身是水的人無數。街道上，全是水流，被滑倒的也不少。然群眾未即退盡。勇敢的還未肯帶著全身濕淋淋的衣服回家。“憤怒”是在群眾的頭頂上飛翔。
立刻，屠殺者又施展其“有驅散群眾最好的效果”的手段了。一隊全武裝者向群眾跑步而來。指揮者下了一個暗令。於是那些武裝的野獸，便擎槍向群眾放去。這完全出於我們的群眾的意外！他們滿以為“血”是不至於再見，水已是現在最夠用的驅散群眾的工具呢。萬不料，屠殺竟又開始！這使一個絕大的霹雷，震得群眾心膽俱碎，莫知所措。在後者見前者奔避不遑，則亦努力向後飛逃。而殘酷無倫的槍聲，即於群眾驚擾時，陸續地向他們放射。劈劈啪啪地不斷地響著。無辜者的血，飛濺在街道上，又將它染成紫紅色。傷者倒在地上呻吟，死者靜靜地躺著，血如川流似的從傷口湧出。群眾已四向奔避得無一人留著。同來的伴侶，誰也不能相顧。傷者不能扶去，更不能一臨視死者。屠殺者的傷車，如已預約好似的，即於是時，駛到傷亡遍地的大屠場，從事於收檢，死者是一車兩車地載去，傷者又是一車兩車地載去。於是，又是幾陣自來水的衝洗，濺滿街道的無辜者之血，又隨了染成紅色的水，流到溝中，流到黃浦江中，流到大悔中，而不見什麼痕跡。整潔的灰色路，仍舊是整潔的灰色，又不見一點兒的屠殺的標記。但這條東方最繁華的街道，卻自此荒蕪了許久，卻自此沉寂如墟墓，許久未回複其最繁華的狀態。誰也不忍走過，不敢走過。第二次的大雷雨，證實了屠殺者是以屠殺為遊戲的！
無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腦中，永遠是紅紅的洗滌不去。紅色的簾似永遠地掛著。
迂緩與麻木
自上海大殘殺案發生後，我們益可看出我們中國民族的做事是如何地迂緩遲鈍，頭腦是如何地麻木不靈。我揣想，如此的空前大殘殺案一發生，南京路以及各街各路的商店總應該立刻有極嚴重的表示。然而竟不然！此事發生時，我不知其情形如何；然而當發生後兩小時，我到了南京路，卻還不見有一絲一毫的大雷雨掃蕩後的征象。直到了先施公司之西，行人才漸漸地擁擠，多半佇立而偶語。至於商店呢，一若無事然，仍舊大開著門歡迎顧客。隻有當槍彈之衝的七八家商店關上了店門。我不明白，我們民族的舉動為什麼如此地迂緩遲鈍！也許是大家故示鎮定，正在商議對付方法吧？！夜間，我再到外麵做第二次的觀察。一路上毫無什麼可注意的現象。各酒樓上，弦歌之聲，依然鼎沸。各商店燈火輝煌，人人在歡笑，在嘲謔。我在自疑，上海不是很大的地方，交通也不算不方便，電話、電車、汽車、馬車、人力車，全都有，為什麼這樣重大的消息傳播得如此的迂慢？我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上海難道竟是一個至治之邦‘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麼？”又到了南京路，各商店仍舊是大開著門歡迎顧客，燈光如白晝的明亮，人眾憧憧地進出。依然地，什麼大雷雨掃蕩的痕跡也沒有，什麼特異的悲悼的表示也沒有！直行至老閘捕房口，才覺得二三丈長的這一段路，燈火是較平常暗淡些，閉了的商店門也未全開。英捕與印捕，乘了高頭大馬，闖上行人道，用皮鞭驅打行人，被打的人在東西逃避。一個青年，穿著長衫的，被驅而避於一家商店的簷下，英捕還在驅他。他隻是微笑地躲避著皮鞭，什麼反抗的表示也沒有。這給我以至死不忘的印象。我血沸了，我雙拳握得緊緊的。他如來驅我呀，……皮鞭如打在我身上呀^但虧得英捕印捕並不來驅逐我。當時如有什麼軍器在手，我必先動手打死了這些無人道的野獸再說！再走過去，景象一如平日，又是什麼大雷雨掃蕩的痕跡也沒有。我又在自疑：為什麼我們還沒有什麼嚴重的悲悼的表示呢？！難道商界領袖竟沒有在商議這事麼？難道在商議而尚未確定辦法麼？“遲鈍，遲鈍！”我暗暗地自叫著。回轉身，到西藏路，望見寧波同鄉會門口有黑壓壓的一大堆人。我吃了一驚：“又發生了什麼事？也許商界在這裏會議？群眾在這裏候大消息的宣布？”匆匆地走近，“失望”立刻抓住了我的心，我的熱淚立刻聚擠在眼眶中了。原來是一個什麼“南大附中平民學校遊藝會”正在那裏開會！我自己憤罵道：“還開什麼遊藝會！還不立刻停止麼？！”唉，我失望，什麼也使我失望！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又出去觀察一次，還是什麼悲悼的表示也沒有。“遲鈍呀！麻木呀！！”我又在自叫著。下午是某人為他的父母在徐園做雙壽，有程豔秋的堂會。我不能不去拜壽，一半因為大家都出去了，什麼朋友也找不到，正好趁空到徐園去，一半也要借此探聽些消息。但我揣想，堂會是一定沒有了，客一定不多，也許“雙壽”竟至於改期舉行。到了徐園門口，又使我明白我的揣想是完全錯了。什麼都依舊進行。廳上黑壓壓地坐著許多驕貴的紳上們，豔裝的太太們都在等候著看戲。招呼了幾個熟人，談起了昨天的大殘殺，他們也附和著說道：“不應該，不應該！”然而顯然地，他們的臉上、眼中，沒有一絲一毫的同情，沒有一絲一毫的悲憤（也許我的觀察錯了，請他們原諒）！大家說完了話，又靜靜地等候著看戲。我沒有聽見再有什麼人說起一句關於這個大殘殺案的話。“麻木、淡漠、冷酷？！為什麼？”我任怎樣也揣想不出。
約有四十小時是在如此的平安而鎮定中度過去。到了第三天早晨，商店才不複照例開門。聽說還是學生們包圍強迫的結果，事後，商會的副會長想登報聲明，這次議決罷市是被迫的。虧得被較明白的人勸阻住了。
“唉！迂緩、麻木、冷酷！為什麼？”我任怎樣也揣想不出。
貢獻給今日的青年
沈陽的大事變，如警鍾似的，驚醒了我們的睡夢，—這夢早就該醒了，因為像這樣的鍾，敲得也不止一次兩次的了。—我們既醒來，便該想：我們應該怎麼辦？許多人都想，我們在宣傳，在呼號，在遊行，在抵貨，這已盡了我們的責任了。不，並不！我們該仔細想想。在宣傳，在抵貨的時候，我們早已領略到一般民眾的冷漠的態度，於是我們憤慨，我們責罵，我們失望，我們悲泣，我們以為這個民族是無救了。不，並不！我們該仔細想想。我們想：為什麼我們是這樣地悲憤，這樣地在呼號，而一般民眾卻是那樣地漠然，那樣地沉寂？第一點，我們都知道，這是因為我們曾讀了幾年書，我們具有一般的知識，而一般民眾則沒有享到和我們同樣的幸福之故。他們無知，所以他們沉默，無感覺。那麼，對於這，我們該有一個決心；我們要設法給“知識”於一般民眾，我們要設法使這個社會能給一般民眾以充分的知識，如同她之給與我們一樣。這是一個根本的要圖。第二點，我們該知道，這是因為數千年來，我們的祖先都在“上有皇帝下有官”的畸形社會中生活著，一般民眾壓根兒便不曾享受過“統治”的權利，他們老是做奴隸，老是“出賦稅以事其上”。“做工有份”“出錢有份”，而說話則沒有份兒。所以他們的責任心便天天淡了下來，以致絕不自視為“主人翁”！—也不容他們這樣的自視著—他們既輪不到來管天下國家大事，他們便索性不管。我們該設法使他們從這個畸形的地位上解放出來，我們該鼓勵他們去解放他們自己，使之成為自己的“主人翁”。他們既成為“主人翁”，當然絕不至再漠視“他們自己的事務”了！這又是一個根本的要圖。總之，我們要明白：天下國家的大事，要靠幾個軍閥官僚乃至知識分子去支持，是萬萬不成的；非全體民眾都起來，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數千年來，我們的民眾從不曾做過一天主人翁，從不曾活動過一次。如今是該輪到民眾做主人翁的時候了。我們既然覺醒過來，我們便該盡我們的力以幫助這個大時代的實現。我們要知道，中國是最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有無限量的未可知的力量從來不曾表現過；正如我們的大多數的荒地的黑土一樣，從來便不曾墾植過。這一墾植，這一表現，我們相信，其結果一定是最可驚人的。我們的責任是很偉大的，所以，我們不該枉自悲憤，我們不該以為遊行、講演、抵貨，便盡了我們的責任。我們該喚起一般民眾，和我們一同工作。民眾的工作的力量，我們將會見到，那是幾十年來把持著“統治大權”的軍閥與官僚所決未夢見的。
戰爭與和平
和平之被蔑視，莫甚於今日。“九一八”的炮聲，開始判定了和平的危機。此後，幾無一年沒有大戰爭的威脅。戰神的身軀巨偉的陰影，似乎不時地徘徊在天空。
盧溝橋的炮聲—他們所謂第二“九一八”事件—展開了第二幕的東亞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威脅。
戰事有一觸即發之感—筆者草此文的時候，正在和戰將決的關頭。
如何能夠避免戰爭？如何能夠保衛和平？
好戰的侵略者在沒有遇到重大的回擊之前，總是趾高氣揚地不會感覺到戰爭的可怕，像弄火的貓，在沒有燙傷了足爪之前，它總以為火是可狎弄的。
隻有“打擊”才能終止了“打擊”！
我們是愛好和平的，但也並不躲避戰爭。
如果好戰的侵略者威脅和平，危害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存、國土的完整時，我們還能高談和平麼？
侵略者已裝上了刺刀，正向我們衝鋒過來時，我們還能再三謙讓的躲避戰爭麼？
當侵略者以猙獰的麵貌，執著上了刺刀的槍而出現時，任何有理的話都不能變更他的決心的。
狼看見一隻羔羊，走了近去，說聲：“好大膽，你在我草地上吃草！”就要撲過去。小羊乞憐地辯道：“我還吃母親的奶呢。”狼連忙轉口道：“你為何在上流喝水，玷汙了我的河流？”小羊道：“我今天剛剛走出來，還沒有走到河邊呢。”狼道：“那是去年的事了。”小羊辯道：“去年我還沒有出生呢。”狼語塞。但仍然撲了過去，攫住小羊吃了。
當勝負之數，了然可知的時候，侵略者的狼是絕不肯輕輕放過弱者的羔羊的—無論你是如何地理直氣壯。
但當你不複是一隻羔羊而是一隻獵犬時，狼的攻擊態度便要謹慎得多了—也許便要悄悄地夾尾而遁。
我們是羔羊，還是獵犬？對於那國際“狼”，我們果將如何應付？
正義和真理，都站在我們的一邊。但那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武力”。
如果“正義”和“真理”不和“武力”在一起，那麼，我們隻是國際上的羔羊而已。談不到戰爭，也談不到和平。戰與和的樞紐，都握在侵略者的手裏。
有了“武力”，那“真理”與“正義”方能發揮它們的作用，那戰爭方得防止，那和平方得有真正的保障。
必須握著戰與和的樞紐，方才有真正的和平可得。
所以，我們現在隻有一條路；在民眾擁護的基礎上準備充分的武力，足夠給侵略者的致命的攻擊的武力！
萬眾一心，萬流歸一；凡一切努力，凡一切建設，凡一切文化，都應該以武力的蓄養為第一。
我們是愛好和平者，我們不是侵略主義者。但唯其愛好和平，愈不能不為“和平”而準備著足夠回擊侵略者的充足的武力！
隻有與民眾結合的“武力”才能防止戰爭，才能保衛和平。
紳士和流氓
因了“海派”的一個名詞，曾引起了很大的一場誤會的筆墨的官司。在上海的幾家報紙上，且有了很激烈的不滿的文章。險些兒不惹動南北文士們的對壘。但這都不過是誤會。
地理上的界限，實在是不足以範圍作家們。江南多才士，不過是一句話罷了；最偉大的兩部小說，《金瓶梅》和《紅樓夢》，都不是江以南的人士寫的。而張夙翼、沈璟之流的劇曲，雖是出於道地的吳人之手，也未見得便如何地高明。
與其說是“地理”的區分對於作家們有很大的影響，不如說是“時代”的壓力，所給予文大士的為尤大。
在這個大時代裏，我們有了許多可尊敬的作家們：這些作家們的所在地是並不限定在一個區域的。譬如說吧，在上海的所謂“海派”的中心的地方，有許多作家們正在那裏努力地寫作，而其寫作的成就，卻是那樣地偉大，值得我們的讚歎與崇敬。但，在北平，卻也未嚐沒有我們所敬仰的作家們在著。即在南京以至於其他地方，也時見到我們的、可尊敬的文士們的蹤跡。
那條被號為“天塹”的長江，是不能夠隔斷了那些被這大時代所喚醒的具有偉大的心胸與靈魂的文人們的聯絡的。他們在無形裏，曾形成了個共同的傾向，一個向前努力的共同的目標，雖然他們不一定真的有什麼“同盟”，什麼“組織”。
和這些具有偉大的心胸與靈魂的作家們相對峙的，也不僅是所謂“海派”者的一個支派。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戴著正人君子的麵具的紳士們，也在那裏鉤心鬥角地想陷害、毀壞文壇的前途。如果“海派”的文丐們是可入所謂“流氓”者的一群的話，那麼紳士派的“士大夫”們也正是他們的一流；不過心計更陰險，而麵目卻比較地嚴峻、冷刻些而已。
說來，紳士和流氓，仿佛是相對峙的兩種人物。其實在今日看起來，他們是各相反而實相成的；其坑害、毀壞文壇的程度，也正相類似。舉一個有趣的近例：有所謂“藝術流氓”和“藝術紳士”的，曾互相攻訐過一時，而不久，卻都得到他們所欲的什麼，心滿意足而去！雖然所使用的手段有點兒小小的不同。
但所謂“海派”的文氓者，為誌小，為心似辣而實疏。從五四運動以來，便久成了新人們的攻擊的目標。其活動的領域，也一天天地縮小；雖然不時地有一批批的新的分子加入，然而頹勢卻終於是不可挽救的。怪可憐的，他們的卑鄙的伎倆；至多隻是放冷箭、浮誇、諷刺與冷笑，其秘密容易被拆穿，而謠言，也終於不過是謠言罷了，不會有什麼重大的影響的。因為站在傳統的被輕視的不利的地位上，根本上便不會有什麼聽者嚴重的在聽受他們的；而他們，那冷笑與揭發，也便在怪可憐、怪狼狽的情態之下，而紅了臉收場。
可怕的卻是紳士的一派。那才是道地的“京朝派”。“長安居大不易”而住久了長安的，卻表現出“像煞有介事”那樣的一副清華高貴的氣象出來！如假說文氓們是扮了醜角，向一部分的觀眾，打自己的嘴巴，而博得戔戔的養生之資的話，則文紳們的覓食之方，確是冠冕堂皇得多了。盡管是“暮夜乞憐”，在白晝，卻終是那副驕人的相兒。因了某某種的機緣，他們是爬登上了被包買、被豢養的無形的金絲織就的籠裏。也許他們本來是文氓之流，從此，卻也不再放刁，反而裝出正人君子的樣子，道貌儼然的在給人以“師模”。刻薄話，都換上了寬厚的教訓的衣衫。其可惡之處就在此。
他們是在教圳，是在說正經話，是在示範於人，老實頭的聽眾們便上了當，以為他們也是熱情的，有心肝的，是要領導著人們向前走的，是和他們更尊敬的作家們走上一條路的，雖然說話的口音有些不同—所要走的路也有些兩樣的。但狡猾的文紳們，卻早已聲明過，那條路也是可以通到大道上去的。
孔子要誅少正卯，正是此故。如果是優施、優孟之流，便也不必勞動斧鉞了。
他們在文壇上所做的破壞的工作，實在是大，一世紀，半世紀所打下的根基，可以破毀於一旦。
故，肅清文壇上的敗類，是個緊要的事。
我們不忍看見年輕的有希望的人們，走上了小醜式的文氓的一道，天天以造謠、說謊、自己打嘴巴為職業。同時，更不忍看見一大群的有良心的人們，竟被說服，竟昧了心肝，棄了自己的前途，而群趨於賣身投靠的一途，而更領導別人去投入這火坑！
我說，做一個小工，做一個沒齒無聞的田夫或小市民，也比讀了幾句書，便扮小醜，以打自己的嘴巴為業，或裝紳士，爛掉自己的良心，以坑或掃有前途的文壇為事的要強些。
該明白自己的作用；那支筆實在可怕；從筆尖沙沙地劃著白紙的所寫出的什麼，其影響有非自己所知道的。
昔人有一首題“筆塚”的詩道：
髡友退鋒郎，
功成鬢發霜。
塚頭封馬鬣，
不敢負恩光。
把筆鋒寫禿了的，曾想到自己使“筆”成就的是什麼“功”麼？曾想到不曾使那支無罪過的忠心的筆，受到了什麼無可控訴的冤抑與不幸麼？
抬起頭來，看看今日的時代與中國！
有良心的作家們，還忍去欺騙、造謠。扮小醜，裝紳士以自欺欺人麼？
寧願不讀書，不識字，不執筆，但不願做毀壞了文壇的尊嚴與前途的什麼“紳”與“氓”！
以此自誓，亦以勉人！
漫步書林
在路上走著，遠遠地望見一座綠蔭沉沉的森林，就是一個喜悅，就會不自禁地走入這座森林裏，在那裏漫步一會兒，僅僅是一會兒，不管是朝暾初升的時候也好，是老蟬亂鳴的中午也好，是樹影、人影都被夕陽映照得長長地拖在地上的當兒也好，都會使我們有清新的感覺。那細碎的鳥聲，那軟毯子似的落葉，那樹蔭下的陰涼味兒，那在枝頭上遊戲夠了，又穿過樹葉兒斑斑點點的跳落在地上的太陽光，幾乎無不像在呼喚著我們要在那裏流連一會兒。就是地上的螞蟻們的如何出獵，如何捕獲巨大的俘虜物，如何把巨大的蟲拖進小小的蟻穴等等的活動，如果要仔仔細細地玩賞或觀察一下的話，也足夠消磨你半小時乃至一小時的工夫。
從前的念書人把“目不窺園”當作美德，那就是說，一勁兒關在書房裏念書，連後花園也不肯去散步一會兒的意思。如今的學生們不同了。除掉大雪天或下大雨的時候，他們在屋裏是關不住的了。三三兩兩地都帶了書本子或筆記本子到校園裏、操場上，或者公園裏去念。我看了他們，就不自禁有一股子的高興。我自己在三四十年前就是這樣地帶了書本子或帶了將要出版的書刊的校樣到公園裏工作的。
可是言歸正傳。以上所說的隻是一個“引子”的“引子”。“書中自有黃金屋”是一句鼓勵念書人的老話。當然，我們如今沒有人還會想到念書的目的就是去住“黃金屋”。不，我們隻明白念通了書，做了各式各樣的專家，其目的乃是為人民服務。在念書的過程裏，也就是說，在進行研究工作的過程裏，在從事這種勞動的當兒，研究工作的本身就會令人感染到無限喜悅的。—當然必須要經過摸索的流汗的辛苦階段，即所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階段。在書林裏漫步一會兒，至少是不會比在綠蔭沉沉的森林裏漫步一會兒所得為少的。
書林裏所能夠吸引人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絕不會比森林裏少。隻怕你不進去，一進去，準會被它迷住，走不開去。譬如你在書架上抽下一本《水滸傳》來，從洪太尉進香念起，直念到王進受屈，私走延安府以至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你舍得放下這本書麼？念《紅樓夢》念得飯也吃不下去，念到深夜不睡的人是不少的。有一次有好些青年藝術工作者們搶著念《海鷗》，念《勇敢》，直念到第二天清晨三時，還不肯關燈。結果，隻好帶強迫地在午夜關上了電燈總門。有人說這些是小說書，天然地會吸引人入勝的。比較硬性的東西恐怕就不會這樣了。其實不然。情況還是一般。譬如我常常喜歡讀些種花種果的書。偶然得到了一部《汝南嗣史》，又怎肯不急急把它念完呢。從這部書裏知道了王世懋有一部學圃雜疏，遍訪未得。忽然有一天在一家古書鋪裏見到一部《王奉常雜著》，翻了一翻，其中就有學圃雜疏，而且是三卷的足本（寶顏堂秘笈本隻有一卷），連忙挾之而歸，在燈下就把他讀畢，所得不少。有一個朋友喜歡逛舊書鋪，一逛就是幾個鍾頭，不管有用沒用，臨了總是抱了一大包舊書回去。有時買了有插圖的西班牙文的《吉嗬德先生傳》，精致的德文本的《席勒全集》，盡管他看不大懂西班牙文或德文，但他把它們擺在書架上望望，也覺得有說不出的喜悅。有的專家們，收集了幾屋子的舊書、舊雜誌，未見得每本都念過，但隻翻翻目錄，也就胸中有數，得益匪淺，有時“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東西，就在這一翻時“得來全不費工夫”。宋人的詞有道：“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樣的境界在漫步書林時是經常地會遇到的。
書林是一個最可逛，最應該逛的地方，景色無邊，奇妙無窮。不問年輕年老的，不問是不是一個專家，隻要他（或她）走進了這一座景色迷人的書林裏去，隻要他在那裏漫步一會兒，準保他會不斷地到那兒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準保會或多或少地有收獲的。
以上隻是一個開場白。下麵想把我自己在這座書林裏漫步的時候的所見所得，擇要地“據實道來”。隻要大家不怕厭煩，我的話一時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