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儒家
——中國士大夫研究之一
“無論在任何國家，”伊裏奇在他的《國家論》裏說，“數千年間全人類社會的發展，把這發展的一般的合法則性，規則性，繼起性，這樣的指示給我們了：即是，最初是無數階級社會——貴族不存在的太古的，家長製的，原始的社會；其次是以奴隸製為基礎的社會，奴隸占有者的社會。奴隸占有者和奴隸是最初的階級分裂。前一集體團不僅占有生產手段——土地，工具（雖然工具在那時是幼稚的），而且還占有了人類。這一集團稱為奴隸占有者，而提供勞動於他人的那些勞苦的人們便稱為奴隸。”中國社會自文明初發出曙光，即約當商盤庚時起，便進入了奴隸製度的階段，這個製度漸次發展，在西周達到它的全盛期，到春秋中葉便成強弩之末了，所以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從盤庚到孔子，是我們曆史上的奴隸社會期。但就在孔子麵前，曆史已經在劇烈的變革著，轉向到另一個時代，孔子一派人大聲疾呼，企圖阻止這一變革，然而無效。曆史仍舊進行著，直到秦漢統一，變革的過程完畢了，這才需要暫時休息一下。趁著這個當兒，孔子的後學們，以董仲舒以代表，便將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給實現了。在長時期變革過程的疲憊後，這是一帖理想的安眠藥，因為這安眠藥的魔力，中國社會便一覺睡了兩千年，直到孫中山先生才醒轉一次。孔子的理想既是恢複奴隸社會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將這理想略加修正後，正式實現了，那麼，中國社會，從董仲舒在中山先生這段悠長的期間，便無妨稱為一個變相的奴隸社會。
董仲舒的安眠藥何以有這麼大的魔力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頭說起。相傳殷周的興亡是仁暴之差的結果，這所謂仁與暴分明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奴隸管理政策。大概殷人對於奴隸榨取過渡，以至奴隸們“離心離德”而造成“前途倒戈”的後果，反之，周人的榨取比較溫和，所以能一方麵贏得自己奴隸的“同心同德”，一方麵又能給太公以施行“陰謀”的機會，教對方的奴隸叛變他們自己的主人。仁與暴是漂亮的名詞，實際隻是管理奴隸的方法有的高明點，有的笨點罷了。周人還有個高明的地方，那便是讓勝國的貴族管理勝國的奴隸。《左傳》定四年說“周公相王室，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使之職事於魯，……分之土田陪敦（附庸，即仆庸），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這些殷民六族與七族便是勝國投降的貴族，那些“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的“祝宗卜史”便是後來所謂“儒士”——寄食於貴族的智識分子。讓貴族和智識分子分掌政教，共同管理自己的奴隸（附庸），這對奴隸們和奴隸占有者（周人）雙方都有利的，因為以居間的方式他們可以緩和主奴間的矛盾，他們實在做了當時社會機構中的一種緩衝階層。後來勝國貴族們漸趨沒落，而儒士們因有特殊智識的技能，日漸發展成一種宗教文化的行幫企業，兼理著下級行政幹部的事務，於是緩衝階層便為儒士們所獨占了。（當然也有一部分沒落的勝國貴族，改業為儒，加入行幫的。）
明白了這種曆史背景，我們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為儒家是一個居於矛盾的兩極之間的緩衝階層的後備軍，所以他們最忌矛盾的統一，矛盾統一了，沒有主奴之分，便沒有緩衝階層存在的餘地。他們也不能偏袒某一方麵，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強，有壓倒對方的能力，緩衝者也無事可做。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勢均力敵的局麵中和平相處，而切忌“同”於某一方麵，以致動搖均勢，因為動搖了均勢，便動搖自己的地位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講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間的一種人。中庸之道，對上說，愛惜奴隸，便是愛惜自己的生產工具，也便是愛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對下說，反正奴隸是做定了，苦也是吃定了，隻要能吃少點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還是那站在中間，兩
邊玩弄，兩邊鎮押 ①，兩邊勸諭，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憲章文武，尤其夢想周公，無非是初期統治階級的奴隸管理政策，符合了緩衝階層的利益，所謂道統者，還是有其社會經濟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