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之間若得相親相愛還是這樣為好。我們常常猜疑某某為政客，某某為流氓，某某為軍閥，其實都是我們主觀的判斷。我們若大家平心靜氣存點恕道，這些名詞根本地都消滅了。其實我是一個人，比爾呢也是一個人，難道我們好別人就那樣壞嗎？中國人最講究家族主義。我們若能將對待家人的一種和愛的心境來施及於學校，假定校中人個個都是我們的家人，那就好了。
如今校中各方麵（學校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搗亂也搗夠了。亂極思治，人同此心。大家何必不即早回頭呢！諸君！我們的夢做得久了；黎明來了，我們醒罷！
本篇原載於1921年11月19日《清華周刊》第226期，署名一多。
人民的詩人——屈原
古今沒有第二個詩人像屈原那樣曾經被人民熱愛的。我說“曾經”，因為今天過著端午節的中國人民，知道屈原這樣一個人的實在太少，而知道《離騷》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這並不妨礙屈原是一個人民的詩人。我們也不否認端午這個節日，遠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經存在，而它變為屈原的紀念日，又遠在屈原死去以後。也許正因如此，才足以證明屈原是一個真正的人民詩人。惟其端午是一個古老的節日，“和中國人民同樣的古老”，足見它和中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離，惟其中國人民願意把他們這樣一個重要的節日轉讓給屈原，足見屈原的人格，在他們生活中，起著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遠在屈原死後，中國人民還要把他的名字，嵌進一個原來與他無關的節日裏，才足見人民的生活裏，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個人民的節日，屈原與端午的結合，便證明了過去屈原是與人民結合著的，也保證了未來屈原與人民還要永遠結合著。
是什麼使得屈原成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說來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卻不是一個貴族。戰國是一個封建階級大大混亂的時期，在這混亂中，屈原從封建貴族階級，早被打落下來，變成一個作為宮廷弄臣的卑賤的伶官，所以，官爵盡管很高，生活盡管和王公們很貼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樣，是在王公們腳下被踐踏著的一個。這樣，首先在身分上，屈原是屬於廣大人民群眾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藝術形式，“一篇題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詩》一樣的歌舞劇”，雖則它可能是在宮廷中演出的。至於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顯，而為曆來多數的評論家所公認的。
第三，在內容上，《離騷》“怨恨懷王，譏刺椒蘭”，無情地暴露了統治階層的罪行，嚴正地宣判了他們的罪狀，這對於當時那在水深火熱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個安慰，也是一個興奮。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憤怒，《離騷》的成功不僅是藝術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過了藝術的成功，因為人民是最富於正義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義”，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於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麼，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隻等秦國的大軍一來，就用那潰退和叛變的方式，來向他們萬惡的統治者，實行報複性的反擊 (楚亡於農民革命，不亡於秦兵，而楚國農民的革命性的優良傳統，在此後陳勝吳廣對秦政府的那一著上，表現得尤其清楚 )。曆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地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屈原的言，行，無一不是與人民相配合的，雖則也許是不自覺的。有人說他的死是“匹夫匹婦自經於溝壑”，對極了，匹夫匹婦的作風，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嗎？
以上各條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為真正的人民詩人。盡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為他們既不屬於人民，也不是為著人民的。杜甫是真心為著人民的，然而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屈原雖沒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然而實質的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本篇發表於1945年6月《詩與散文》詩人節特刊。
組織民眾與保衛大西南
民國三十三年昆明各界雙十節紀念大會演講詞
諸位！我們抗戰了七年多，到今天所得的是什麼？眼看見盟國都在反攻，我們還在潰退，人家在收複失地，我們還在繼續失地。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警惕，還不悔過，反而涎著臉皮跟盟友說：“誰叫你們早不幫我們，弄到今天這地步！”那意思仿佛是說：“現在是輪著你要勝利了，我偏敗給你瞧瞧！”這種無賴的流氓意識的表現，究竟是給誰開玩笑！潰退和失地是真不能避免的嗎？不是有幾十萬吃得頂飽，鬥誌頂旺的大軍，被另外幾十萬喂得也頂好，裝備得頂精的大軍監視著嗎？這監視和被監視的力量，為什麼讓他們凍結在那裏？不拿來保衛國土，抵抗敵人？原來打了七年仗，犧牲了幾千萬人民的生命，數萬萬人民的財產，隻是陪著你們少數人鬧意氣的？又是給誰開的玩笑！幾個月的工夫，鄭州失了，洛陽失了，長沙失了，衡陽失了，現在桂林又危在旦夕，柳州也將不保，整個抗戰最後的根據地——大西南受著威脅，如今誰又能保證敵人早晚不進攻貴陽，昆明，甚至重慶？到那時，我們的軍隊怎樣？還是監視的監視，被監視的被監視嗎？到那時我們的人民又將怎樣，準備乖乖的當順民嗎？還是撒開腿逃？逃又逃到那裏去？逃出去了又怎麼辦？諸位啊！想想，這都是你們自己的事啊！國家是人人自己的國家，身家性命是人人自己的身家性命，自己
的事為甚麼要讓旁人擺布，自己還裝聾作啞！誰敢掐住你們的脖子！誰有資格不許你們講話！用人民的血汗養的軍隊，為什麼不拿出來為人民抵抗敵人？以人民的子弟組成的隊伍，為什麼不放他們來保衛人民自己的家鄉？我們要抗議！我們要叫喊！我們要憤怒！我們的第一個呼聲是：拿出國家的實力來保衛大西南，這抗戰的最後根據地的大西南！
但是，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場，我們一方麵固然應當向政府及全國呼籲，另一方麵我們也得認清我們人民自身的責任與力量。對於保衛大西南，老實說，政府的決心是一回事，他的能力又是一回事，鄭州洛陽長沙衡陽的往事太叫我們痛心了，保衛國土最後的力量恐怕還在我們人民自己的身上。一切都有靠不住的時候，最可靠的還是我們人民自己。而我們自己的力量，你曉得嗎？如果善於發揮，善於利用，是不可想象的強大呀！今天每一個中國人，以他人民的身分，對於他自己所在的一塊國土，都應盡其保衛的責任，也盡有保衛的方法。我們這些在昆明的人無論本省的或外來的，對於我們此刻所在的這塊國土— —昆明市，在萬一他遭受進攻時，自然也應善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諸位，昆明在抗戰中的重要性，不用我講，保衛昆明即所以保衛雲南，保衛雲南即所以保衛大西南，保衛大西南即所以保衛中國，不是嗎？
在今天的局勢下，關於昆明的前途，大概有三種看法，每種看法代表一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敵人不來，第二種是來了被我們打退，第三種是不幸我們敗了，退出昆明。第一種，客觀上即會有多少可能性，我們也不應該作那打算，果然那樣，老實說，那你就太沒有出息了！我們應該用奮發的心情準備迎接敵人的進攻，並且立誌把他打退，萬一不能，也要逼他付出相當代價，再作有計劃的，有秩序的榮譽的退卻。然後走到敵後，展開遊擊戰爭，給敵人以經常的擾亂與破壞，一方麵發動並組織民眾，使他成為堅強的自衛力量，以便配合著遊擊軍。等盟國發動反攻時，我們便以地下軍的姿態，卷土重來，協同他們作戰以至趕走敵人，完成我們的最後勝利。我們得準備前麵所說的第二種，甚至幹脆的就是第三種可能的局麵，我們得準備迎接一個最黑暗的時期，然後從黑暗中，用我們自發的力量創造出光明來！這是一個夢，一個美夢。可是你如果不願意實現這個夢，另外一個夢便在等著你，那是一個惡夢。惡夢中有兩條路，一條是留在這裏當順民，準備受無窮的恥辱。一條是逃，但在還沒有逃出昆明城郊時，就被水泄不通的混亂的人群車馬群擠死，踏死，輾死，即使逃出了城郊，恐怕走不到十裏二十裏就被盜匪戳死，打死，要不然十天半月內也要在途中病死餓死。……
衡陽和桂林撤退的慘痛故事，我們聽夠了，但昆明如有撤退的一天，那慘痛的程度，不知道還要幾十倍幾百倍於衡陽桂林！諸位，你能擔保那慘痛的命運不落到你自己頭上來嗎？惡夢中的兩條路，一條是苟全性命來當順民，那樣可以說是一種“不自由的生”，另一條是因不當順民就當難民，那樣又可說是一種“自由的死”。但是，諸位試想為什麼必得是：要不死便得不自由，要自由就得死？自由和生難道是宿命的仇敵嗎？為什麼我們不能有“自由的生”！是呀！到“自由的生”的路就是我方才講的那個美夢啊！敵人可能給我們選擇的是不自由和死，假如我們偏要自由和生，我們便得到了自由的生，這便叫作“置之死地而後生”。
諸位，記住我們人民始終是要抗戰到底的，萬一敵人進攻，萬一少數人為爭奪權利鬧意氣而不肯把實力拿出來抵抗敵人，我們也有我們的辦法。不要害怕，不管人家怎樣，我們人民自始至終是有決心的，而有決心自然會有辦法的。還要記住昆明在國際間“民主堡壘”的美譽，我們從今更要努力發揚民主自由的精神。那一天我們的美夢完成了，我們從黑暗中造出光明來了，到那時中國才真不愧四強之一。強在那裏？強在我們人民，強在我們人民呀！今天政府不給人民自由，是他不要人民，等到那一天，我們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強起來了，他自然會要我們的。那時我們可以驕傲的對他說：“我們可以不靠你，你是要靠我們的呀！”那便是真正的民主！我們今天要爭民主，我們便當趕緊組織起來，按照實現那個美夢的目標組織起來，因為這組織工作的本身便是民主，有了這個基礎，我們便更有資格，更有力量來爭取更普遍的，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
本篇原載於1944年10月22日昆明《真報·評論周刊》第16期。①
①本書選自根據開明書店 1948年版《聞一多全集》中的版本，部分文字與《真報》略有出入，被刪的文字已補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