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是勞動的價格，利息是資本的價格，利潤是企業家的價格，地租是土地的價格。眼下國內這幾類市價早已不靠譜了。也就是說，基礎價格嚴重失常，背離真實價值太遠，遠離了按值計價的市場法則。
逐項看一看這幾類失常的市價：先看作為勞動的市價，工資低得異常。中國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同樣為159位，甚至低於32個非洲國家。
前邊說過，除了甩手不幹，“從手到口”的勞動者再無討價還價的手段，弱勢還怎麼與強勢談判？強勢者能讓房價飛漲，弱勢者怎麼可能讓工資上漲？深圳年前曾“永久辭退”了46名罷運的司機，理由是他們要求減租、減負、增加補貼。“永久辭退”就是終身禁賽，“不得在行業內重新上崗”。你看，想漲工資的勞動者甩手不幹後，招致了對勞動權的無情剝奪。眼看著“不勞動者不得食，變成了不服從者不得食”（托洛茨基語）了，你能指望低工資跑得贏高物價？在收入結構上，資本和資源所有者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者和專業技能者的收入份額卻在不斷降低。資本收入、資源所有者的收入主要流向了政府和最富裕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儲蓄傾向高，消費傾向低。勞動者和專業技能者的收入份額降低，但這兩部分人的消費傾向高，儲蓄傾向比較低。收入高的不花錢，收入低的沒錢花。這種陰錯陽差，造成了市場的失衡：儲蓄與消費之間的比例愈來愈不平衡。
低工資顯示的是勞動價值的低估、濫用與靡費，是人力資源的貶值。人力資源是市場的首要資源、核心資源，貨品如人品。商品的產出，說到底，是人的品德、能力的產出。中國貨代表了中國人的辛勤，日本貨代表日本人的精細，德國貨代表德國人的嚴謹，法國貨代表法國人的浪漫，英國貨代表英國人的務實，美國貨則像網絡與視窗，代表了美國人的包容。
美國的公共支出預算裏，人力資源是廣義的教育、培訓、就業、社會服務、社會保障及醫療衛生。其所占全部國家預算的比重逐年上升，2004年已達到65％以上。教育水平與健康狀況共同構成了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是應對任何危機的不二法門。但投資人力資本的長期性，隻能由政府與社會共擔成本。勞動的市價越低，挖掘人才的成本也越低，利用人才資源套利的回報，也就越高。
再看作為資本的市價，負利率異常。即便按被低估的CPI計，也即便按最新加息後的人民幣定期存款利率計，國內存款仍舊維持著長期的負利率。利息為什麼會低到負？因為6年前資本短缺就已變為資本過剩了。資本過剩，才會有過分投資，才會有超高的投資率。一般來說，12%是普遍、正常的投資率，也是早期工業化國家普遍的投資率。但國內的投資率從未低於過35%，2009年甚至攀升至驚人的67%。
資本為什麼過剩？因為“通貨膨脹被用於形成資本”（劉易斯語）。因此，我們早已跌進了所謂“凱恩斯陷阱（流動偏好陷阱）”--利率低得不能再低，貨幣需求多得不能再多。利率越低，越願投資，也就是“低利率信貸擴張、廉價勞力和資源透支”。也因此，加息的呼聲再高，也會被泛濫的資本吞沒無聲。貨幣需求為什麼多得不能再多？因為“保守存錢”早就“不如靈活投資”了。過分投資，回報過低，資本就會抽逃出來炒作套利。流動性多得不能再多了，誰還能“少持有貨幣，多持有資產”？
作為企業家的市價，利潤異常流失。“過分投資往往起因於利潤率不斷下降”（劉易斯語）。據政協發言人趙啟正披露，2009年國內企業收入私企增長18.7%，國企降低0.2%。
國內企業利潤率私企增長17.4%，國企降為負4.5%。數據證實，投資超高的國企，利潤卻超低。
國企管理被稱為“內部人控製”，利潤負增長，但老總們的收入仍會正增長。國企老總雖然是組織部任命的幹部，但動輒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年薪是能夠打入成本的。因而，雖然不住地漲價，但利潤仍會不住地流失。
至於私企的利潤一貫正常增長，但也一貫正常避稅、避費、避攤派、避貢奉。避不掉的公關與孝敬，打入成本，流失的仍是利潤。國內企業的真實利潤一直是個謎，每年總額充其量不足4萬億，但“灰色收入”則已高達5.4萬億了。土地的市價地租高得離譜。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2.7萬億元，同比增加70.4%，中國已有失地農民1.2億左右。2010年，上海安置“11·15”高樓失火災民的月房租補貼是70元/平方米。也就是說，一套100平方米的住宅月租可以高達7000元。而同期本市職工的月均工資才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