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是講法治的
1958年8月19日和21日，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其中講到“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說：“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將來坐汽車要不要分等級？不一定要有專車，對老年人、體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餘的就不要分等級了。”
他還說：“所有製解決以後，資產階級的法權製度還存在，如等級製度，領導與群眾的關係……要考慮取消薪水製、恢複供給製的問題。過去搞軍隊，沒有薪水，沒有星期天，沒有八小時工作製，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軍民打成一片，成千上萬地調動起來，這種共產主義精神很好。過去實行供給製，過共產主義生活，二十二年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我們已相當地破壞了資產階級的法權製度，但還不徹底，要繼續搞。不要馬上提倡廢除工資製度，但是將來要取消。恢複供給製好像‘倒退’。‘倒退’就是進步，因為我們進城後後退了。現在要恢複進步，我們要把六億人民帶成共產主義作風。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工人敲鑼打鼓，不要計件工資，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的萌芽，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希望大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吹一下，把實際中的共產主義道德因素在增長的情況也吹一下。”
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資產階級法權”是繼續存在還是馬上破除，這涉及經濟製度和分配製度，涉及廣大群眾的直接利益，是政治經濟學中較為複雜、較為深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毛澤東根據二十二年戰爭時期實行供給製的經驗，甚至要廢除工薪製。這樣做是否符合實際，是否會得到幹部和群眾的理解支持，當時還不得而知，也算是“摸著石頭過河”吧。毛澤東由此進而連“法律這個東西”也疑惑起來，他用漫談的方式和語氣繼續說道：
公安、法院也在整風。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指評劇《劉巧兒》中的馬專員——引者注）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節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是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製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下冊，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頁）
關於“破除資產階級法權”，1958年也有人響應做文章鼓噪一時，如張春橋就寫有《論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長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但是，因為它太脫離實際，很快不被人們提起，我們此處也可以存而不論，隻討論毛澤東談話與韓非有關的內容。
毛澤東此次談話，涉及韓非與儒家一個理論命題，就是：“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
所謂法治，是“以法治國”的簡稱。“法治”是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同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思想展開論爭。韓非集法家學說之大成，提出了較完整的法治理論。他重視法的作用，但並不把法看成唯一的治國之道，而是把“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認為“法”指的是君主所製定而嚴令臣民遵守的法令，“術”指的是任免、考核、賞罰各級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勢”指的是君主的地位和權力。其中以法治為核心，術治和勢治則是保證法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除明確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外，還曾提出“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法律上人人平等的萌芽思想，以及“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使“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的要求。中國古代的法治主張，都是以實現君主集權為目的的。
儒家“人治”的政治思想，不同的環境和情況下也表述為仁治、德治和禮治。“人治”與“法治”相對立。儒家認為當政者的賢明為治理國家的關鍵。孔子提倡人治，認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當政者做到以身作則、賢明端正，就能使國家政治清明，社會得到治理。由此，孔子主張“舉賢才”和“學而優則仕”，以期實現賢人為邦的仁德之治。《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認為國家政治的興衰，取決於統治者是否賢明。人治的主張重在強調統治者應以身作則，以及修身、任賢的必要，突出政治中的個體道德人格的作用，以為具有其決定意義。
儒家的“人治”從倫理的層麵講衍化為德治。儒家要求統治階級以道德教化而非嚴刑峻法來維持統治，服懾人心。《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政與刑隻能使人不敢犯罪，而德與禮則能使人知恥歸心。《孟子·盡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要求統治者修己愛人，使民以時，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並施之以孝悌禮義教化，從而使家齊國治天下平。
儒家的“人治”從製度的層麵講衍化為禮治。儒家自孔子起即提倡禮治，認為用政和刑治國不如用德和禮治國。要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及民眾都要遵守貴族等級製度的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統治者以“禮”節治人的情欲，約束人的行為，使人安於名位，維護貴族等級秩序。各司其位，不得僭越。孔子麵對當時“禮樂崩壞”的社會政治局勢，大力倡言“禮治”，認為：“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要求人們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約之以禮”（《論語·雍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儒家後學認為：“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記·曲禮》）主張用禮來調節人的情欲，“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而及之”（《禮記·檀弓》），使之合於中道。“禮治”是儒家政治哲學的基本內容。儒家強調“禮治”，但也兼采“法治”。孔子主張“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謂寬猛相濟，實即禮法並用。禮法結合，“外儒內法”成為曆代統治階級的一貫統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