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韓非的悲劇經曆，可以給人生以許多啟示，頗能說明人在受到挫折、受到打擊後如何麵對現實，實現自我。
1949年12月，毛澤東離京北上，訪問蘇聯。在列車上同翻譯師哲談話，師哲是陝西韓城人，是大史學家司馬遷的同鄉。毛澤東對司馬遷被漢武帝施以宮刑，表現出無限的惋惜和同情。
師哲說：“司馬遷也確實稱得上一代人傑，身心蒙受了那麼大的屈辱，居然能潛心著書，寫出了‘無韻之離騷，千古之絕唱’的《史記》！”
經典古籍爛熟於胸的毛澤東連連點頭，隨口背誦出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在這裏，與其說司馬遷是在感歎厄運對人精神世界的砥礪，不如說是在抒發自己的一種情懷，一腔抱負！”盛巽昌等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曆史，這樣評點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頁）
毛澤東背誦司馬遷《報任安書》中這段話，就包括“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的典故。相傳《韓非子》是他囚禁於秦國監獄時所撰著，毛澤東對此頗有感觸。
後來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所做的報告中，講到幹部應當如何對待錯誤處理時，再次援引了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關於“發憤著書”的一段話。他說：
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不能調到別的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此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家們去解決吧，但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做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他們的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仲尼，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錯誤處理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817頁。）
《說難》《孤憤》是韓非的代表作。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僅舉《說難》作為韓非的代表作。
《說難》為《韓非子》第四卷第十二篇。
“說（shuì）難”，意思是講遊說的艱難不易。我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侯國君主爭相羅致人才。於是，有一種學者專門用自己的言辭，勸說別人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這種工作就叫作“說”；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便被稱為“說客”；遊說的對象便是各國君主。此一時期遊說之風盛行。一旦遊說成功，這些說客便飛黃騰達，富貴至極，如蘇秦以連橫說秦而成為秦國宰相，張儀以合縱遊說天下，身披六國相印，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說難》是韓非入秦以前在韓國撰著的。此文思想是當時韓國內部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的產物。“（韓）非見韓之削弱，數次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屢次上書進說韓王，而韓王不用。《說難》即韓非根據謀臣策士的遊說教訓和自身的體會所寫成的遊說總結。《說難》反映了韓非為了達到“聽用而振世”的目的，針對韓國諫說情況，詳細分析了法術之士陳述意見的困難，提出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采用不同的陳述方法。韓非認為在艱險的環境下，法術之士要研究諫說的策略。《說難》就是韓非給法術之士提供的諫說藝術，是從法術之士立場上對韓國乃至更廣大政治集團政治鬥爭經驗的一個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