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遊說工作確實不容易，韓非的《說難》就是論述遊說不易的。文中列舉遊說人君的種種困難、種種危險，想出對付這些困難的手段，在於了解人君的心理，迎合人主的意旨，取得對自己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前，不惜卑躬屈節；取得信任之後，便可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是法術之士和遊說之士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所揣摩出來的一套進身術，既積極進取又卑鄙幸進。從道德本質上來看，同當時的“重人”“奸臣”很相似。這代表當時法家的積極進取而又卑鄙幸進的兩麵作風。
《說難》在寫法上，前半篇意思表達得相當曲折，措辭閃爍，文意隱晦，比較難懂。但全篇能切中要害，鋒芒犀利，尤其對人主內心世界的揣摩和揭示，使文章闡述精湛，辟肌入理，代表著韓非風格的重要方麵。
司馬遷說：“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又說：“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司馬遷說韓非明知遊說之難之險，而終被害於遊說，悲夫！悲哉！
《孤憤》為《韓非子》第四卷第十一篇，是韓非的另一篇重要著作。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孤憤》等文章改變了韓非的人生軌跡，這位韓國公子、思想家因此受到威震華夏的秦王（即後來之秦始皇）的重視和青睞，被迫成為韓國“使秦”外交官，實際秦王要利用他為兼並統一戰爭服務。
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出了《孤憤》等文章的寫作動機：“（韓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司馬貞《史記索引》則說：“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所以，“孤憤”就是孤獨與憤慨，是因孤高嫉俗而產生的一種憤慨之情。
韓非子此文的主旨，是抒發作者對“重人”即奴隸主貴族擅權的憤怒。在文章中韓非懷著孤獨之感，抒發了自己對現實的憤慨之情，反映了當時嚴重的政治現實與法術之士的艱難生存環境。文章無情地揭露了奴隸主貴族專橫跋扈、結黨營私，大肆培植私門勢力的種種罪行，強烈地抗議當權者對“智術之士”“能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公開鎮壓和陰謀暗殺的血腥政策，申訴了法家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進行抗爭的艱難處境。
該文的後半篇，強調了中央集權的地主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指出如果讓鑽進封建國家政權中的奴隸主貴族竊取了權力，那就必然會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國家危削，主上勞辱”，其結果便會亡國。由於韓非看不到勞動人民的力量，他總是感到勢孤力薄。但是韓非並不氣餒，他以“不可兩存之仇”的氣概堅持鬥爭，對鬥爭的前景充滿必勝的信心。
《孤憤》在最後從君臣之間的利害關係入手，提醒君主“臣主之利相與異者也”。所以君主不可不防臣下“譎主便私”，以避免“主失勢而臣得國”的結局。這種告誡，語重心長，因此秦王嬴政（後之秦始皇）讀了之後，讚歎不絕。就先秦政論文章來說，《孤憤》和《說難》是一流的，秦始皇也算衡文有術，頗有眼光。
司馬遷《報任安書》中關於“發憤著書”的這段話，一連舉了七件事來證明他的論點，“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也在其中，這說明司馬遷也認為《說難》《孤憤》是韓非的代表作，至少是《韓非子》中的兩篇重要著作。
司馬遷認為包括韓非在內的許多著作家都是由於遭遇不幸，受到社會的迫害和壓抑，有“道”難通，有誌難申，為了表達意見，化解鬱結，抒發怨憤，才著書立說，以留傳後世的。“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對人的迫害，而發憤著書正是對迫害的不滿與反抗。正因為如此，其著作必然強烈表現出不滿現實、批判現實的精神，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會政治的黑暗。“發憤著書”的人心中滿懷鬱憤，由鬱憤而產生無窮力量，這力量激勵他們不辭艱辛地堅持著述，從而寫出不朽的著作。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思想，對封建社會中進步作家具有重要的啟示和鼓舞作用，對後代文學理論產生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將這個思想借用過來，在這裏談的是“錯誤處理幹部”也會讓他們受到鍛煉，學到知識，也有相通之處。從1949年和1962年的兩次引述當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韓非等人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對他們飽經磨難仍然創作了不朽的傳世之作的讚許。
當然，毛澤東引述韓非等古人的事跡，不是簡單地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等各種運動，不少人確實是“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而黨中央決心召開這次“七千人大會”，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稱“七千人大會”為“出氣會”，而且率先作自我批評，承擔責任，誠懇糾正中央的一些錯誤做法。在這樣莊重的會議上，引古論今，現身說法，並上升到理論高度，從社會曆史發展的角度論述這種錯誤處理的事實，“在階級社會”中“多得很”，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就這樣，毛澤東以領袖人物的負責態度和哲學家聰明睿智的思考，闡明了受到錯誤處理，可以鍛煉意誌，即使受到錯誤處理的同誌“出出氣”，又教育了廣大幹部群眾。以後，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又多次表述了他的這個見解。“七千人大會”的目的之一，就是發揚民主，讓“孤憤”者“說”之不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