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君主統治術對後世影響很大
韓非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者。晚年，毛澤東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後，對韓非評點道：
韓非師從於荀子，戰國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術治、勢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統治術，對後世影響很大。（唐漢：《毛澤東曆史筆記解析》，紅旗出版社1993年，第57頁）
盛巽昌等編著的《毛澤東這樣學習曆史，這樣評點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第316頁，將此事排列在1976年1月。
法家在自身發展曆史中，逐漸形成了法治、術治、勢治三個分派。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在其師荀子“性惡論”學理的基礎上，吸收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黃老學說，又加入了法家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內容，以及東周以來鄭國傳統的法家名家學說，構成了具有集大成色彩的法、術、勢三合一的法治思想，即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
法家法、術、勢三個分派有個曆史的發展過程。
李悝、商鞅一派專主用法，是“法治”派，著重講究法律條文的製定和賞罰的執行。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著有《商君書》二十六篇。李悝相魏文侯，變法圖強。商鞅定秦法，國富兵強。他們所主張的法是君主製定法令，全國臣民無不遵守，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君主一人所說出的話是最高貴的話，說出來就成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適當的事，定出來就成為法。
申不害、尹文一派專主用術，是“術治”派，著重講究對官吏的選拔任用，監督考核，獎賞處罰及駕馭的方法手段。申不害著有《申子》，大部分失傳，今傳有《大體》一篇和幾十條佚文。尹文著有《尹文子》，今傳《大道上》與《大道下》兩篇。術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術的一種。所謂形名，就是“循名以責實”，要臣下名（言）實（行）相符。
慎到一派專主用勢，是“勢治”派，著重講究保持和運用國君的權勢地位。慎到著有《慎子》，現存七篇。勢是憑借權位，有重權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著要等待賢智。
韓非提倡“以法為本”的思想體係，是法、術、勢的結合，他主要繼承了商鞅的“法”（成文的國法），申不害的“術”（君主駕馭臣下的手段），慎到的“勢”（權力和地位形成的權勢）。克服了各家片麵和不足之處，提出了以“法”為核心的完整係統的法治理論。在他看來，法、術、勢不可缺一。君主當乘勢執術，臣下當守法奉令，不可偏廢。
韓非注意總結法家內部各個學派在理論上的經驗教訓。他指出商鞅在秦國行“法”，“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定法》）因為沒有“術”，變法的果實落到了權臣的手裏。秦昭王時穰侯魏冉攻齊勝利就取得陶邑作為私封，應侯範雎攻韓勝利就取得汝南（即應）作為私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因而秦強盛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他說：“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韓昭侯用申不害的“術”，因為法令不統一，前後矛盾，仍使奸臣有機可乘，因而申不害執政十七年，而“不至於霸王”，不能使韓國成“霸王”之業（《定法》）。隻講“術”而沒有“法”，弊病也很多。慎到隻講已有的“自然之勢”，而不知有可造的人為之勢（“人之所得設”）。他們的主張都不完善。所以他主張把法、術、勢有機地結合起來，指出：“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定法》），“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法和勢都是關係到法治的成敗問題。
同時，韓非注意“觀往者得失之變”（《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把秦國和東方六國統治經驗中的成敗得失作了比較，得出法、術、勢的必須兼用並舉的結論。他認為秦由於“法明”“罰必”，使得“忠臣勸”“邪臣止”，因而“地廣主尊”；東方六國與此相反，由於“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韓非子·飾邪》）。還認為三晉魏、趙、韓三國由於“慕仁義而弱亂”，秦由於“不慕而治強”，秦之所以還沒有能夠完成統一的帝業，是由於“治未畢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韓非闡述“法治”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難三》）他又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定法》）韓非的意思是說，法是編寫成文，設置在官府裏，是公開頒布的，要使老百姓普遍知道，賞罰製度深入人心，對於謹慎守法的人給予獎賞，對於觸犯法令的人給予處罰。韓非還說：“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用人》）意思是說，“法”是準繩規矩，不能離開，不能任意行事，像工匠不能離開他的工具一樣。他還主張大力宣傳“法”，“法莫如顯”，連“卑賤”的人也都要知道“法”。韓非特別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他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他還說：“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問辯》）為了行“法”，不惜設重刑，“上設重刑而奸盡止”（《六反》）。這是為了鎮壓貴族的反抗。在用人和獎賞上要貫徹有利於執行“法”的原則，“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