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藝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著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裏了嗎？”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才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改。破題雲：“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嗎？”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為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隻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隻得答應著，低頭搜索枯腸。……乍著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恒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著頭道：“也還使得。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紅樓夢》八十四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1183頁）
寶玉“開筆”的三個題目，前兩個出自《論語·為政》和《論語·學而》。第一篇寫得“扣不清題目”，“更不成話”；第二篇寫得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不合“題位”，寶玉的議論或出孔子的洋相，或反其道而立異說，骨子裏是非難儒學。
第三篇《則歸墨》題目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此題則有深意存焉。可以把寶玉的“破題”“承題”再回放個“特寫鏡頭”：
“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
“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
這裏的“楊”指戰國時期思想家楊朱，“墨”指同期思想家墨翟，他們皆創立了自己的學派。
寶玉的思想主張很清楚：墨家學說已經半天下，那麼再舍掉楊朱學說，“天下之言”不歸於墨是不可能的，因為別無所歸。表述得再簡潔明確一些：“天下之言”歸墨家！
賈政通常總是斷喝寶玉胡言亂語，這次卻意外地“點點頭兒”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紅樓夢》許多處正話反說，這裏的“沒有什麼出色處”正是很“出色”之意。寶玉前兩篇對儒家大不敬的“開筆”文章，政老爹評得一塌糊塗，而獨讚揚《則歸墨》“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不離”，不離什麼？實際上寶玉“初試筆”即已離經叛道，主張舍儒歸墨。此中意蘊，正是作者深意，大可注意！
則歸墨——孟子的原話是：“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意謂全天下人們的言論主張，不是屬於楊朱一派，就是屬於墨翟一派。戰國時期，楊朱學說是與儒、墨相抗衡的三大顯學之一。楊朱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個人主義。這就同強調群體價值、強調個人生活隻有體現社會倫理要求才有意義的儒家思想發生了尖銳的抵觸。楊朱學派很快就衰落了，沒有留下著作，其思想資料保存在《孟子》《呂氏春秋》《列子》諸書之中。孟子的“不歸楊，則歸墨”隻是講他所處時代的思想態勢和潮流，其實孟子的學術立場是排斥楊朱和墨家的，因而大辟楊墨時指斥道：“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楊朱為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曽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尊孔揚儒，實質主張“天下之言”即不歸楊，亦不歸墨。
問題的重要性在於清代乾隆年間曹雪芹在小說中表達出“天下之言”則歸墨的思想。此前，根本就不存在歸楊還是歸墨問題，也不存在去楊還是去墨問題，因為楊、墨都在此前衰落衰退了。兩千年來，楊朱學說僅殘存片斷，墨家學說則不絕如縷。可是，墨學迎來了複興的契機，西方自然科學的湧入，老大帝國城市工商業的緩慢發展，以吃“手藝飯”為特征的小手工業者在城鄉的急劇增多，使墨學中的平民精神、科學精神、樸素唯物精神有了複蘇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此時主流意識形態仍然還是儒學的變種程朱理學，私塾、學堂、書院、應試的時文八股出題，仍然限定在儒家經典的範圍之內。倘若曹雪芹的“歸墨”描寫是從《墨子》一書出八股時文題目，則不符合清代中期教育實際，因為那時《墨子》還不是經學先生手中的教材。曹雪芹能從儒家經典《孟子》無數個重要理論命題中，偏偏拈出《則歸墨》這個有點“古怪”的題目讓賈寶玉去作文，顯然此時墨學已在他心頭占有重要位置。曹雪芹巧妙地利用《孟子》中的思想材料和理論命題，堂而皇之地描寫賈寶玉為“歸墨”標新立異，大聲疾呼。借儒學命題以鼓吹墨學，這不僅體現了曹雪芹思想內容的先進性，而且也體現了他思想爭鋒的藝術性。
賈政父子關於三篇“開筆”時文的問答，不妨看作曹雪芹對他生活時代思想走向和價值取向的認真思索結果。問答結束時，賈政道：“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曹雪芹把“神理”想明白了：“天下之言”則歸墨。以往的曹雪芹思想研究，受小說後四十回作者撲朔迷離的影響，對八十四回這個情節的思想內涵挖掘不夠。此回小說所達到的思想層次和理論高度，與曹寅、曹雪芹祖孫二人得墨學複興風氣之先是那樣吻合，是那樣互相映照。思想水準低劣淺薄的續書者絕難望其項背，此亦可證後四十回中至少有雪芹的筆墨殘稿。
《紅樓夢》中體現近墨思想的藝術描寫遠不止於此，而是形成了一個藝術形象係列。《紅樓夢》有“四樣俠文”（脂硯齋語），就是講“醉金剛”倪二、馮紫英、柳湘蓮、蔣玉菡四人行俠仗義的故事，這是對墨家義俠精神傳統的光大。“四樣俠文”尤以“醉金剛”倪二故事給人印象深刻。小說第二十四回回目即是《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內中寫道：賈芸的母舅卜世仁，是香料鋪主人，也是吝嗇鬼。賈芸來求他賒些香料，他卻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並做了一番不通情理的辯解。當賈芸翻出父親亡故時，卜世仁去料理喪事，乘機吞沒了賈家一些房地產的舊賬時，他趕緊說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話，接著又反派了一大通外甥的不是，直到把賈芸氣跑。賈芸在路上遇到街坊近鄰“醉金剛”倪二，他雖然是一個“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閑錢，專管打降吃酒”的市井潑皮，卻頗有義俠之名。他見賈芸愁眉苦臉，便追根究底。
賈芸道：“老二，你且別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說著，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要不是令舅，我便罵不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若用什麼，隻管拿去買辦。但隻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卻從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低了你的身份；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份，我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麵說，一麵果然從搭包裏掏出一卷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曰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卻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著你，和你張口。但隻是我見你所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卻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放賬給他，使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他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便拿去治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麵接了銀子，一麵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著急的。”（《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25頁）
小說寥寥數筆，一個輕財尚義的市井俠義之士的形象，就被生動地刻畫出來。在小說回目中和通過小說人物賈芸之口，曹雪芹稱讚“醉金剛”倪二果然是個“輕財尚義俠”，是個“好漢”，而且他“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這不僅承認了倪二本人“是個好漢”，而且承認這個社會屬群都是“有膽量的有作為的人”。
與對倪二的描寫有內在聯係的是《紅樓夢》二十六回對馮紫英的描寫。他在小說中第三次出場來到賈府，臉上“有些青傷”，前些時候和仇都尉的兒子揮拳打架，此次上鐵網山打獵讓兔鶻（獵鷹）“捎一翅膀”，又說此次打獵“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又說“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的事”！曹雪芹於曲曲折折閃閃爍爍的筆墨中寫馮紫英“一路說笑”，處世豪爽，充溢俠氣。
曹雪芹筆端的感情是傾向這些俠義英雄的。深知曹雪芹“擬書底裏”的脂硯齋、畸笏叟於這兩回書中倪二、馮紫英的故事處有十幾條批語。可以分組來探討曹雪芹的描寫苦心深意：
仗義人豈有不知禮者乎？何嚐是破落戶？冤殺金剛了。（庚辰本二十四回側批，批在“要不是令舅便罵不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倪二”句側）
四字是評，難得難得，非豪傑不可當。（庚辰本二十四回側批，批在“卻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句側）
一派英氣如在紙上。特為金閨潤色也。（甲戌本二十六回“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句側批）
三條批語與小說文本有共同點，同是揭示倪二是“仗義人”，有豪傑的擔當；揭示馮紫英“一派英氣”。又替倪二辯誣，說他是“破落戶”則是“冤殺”。這是小說在為這些俠義之士正名辯誣，洗刷黑暗的社會現實扣在他們頭上的汙泥濁水。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劇中之大淨場，聊醒看官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大有深意存焉。（庚辰本二十四回回前總批）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俠文，皆各得傳真寫照之筆。（甲戌本二十六回回末墨批。庚辰本此批有署款：丁亥夏畸笏叟。）
可以由“醉金剛一回”的描寫推理：“四樣俠文”為“必不可少之文”；四個俠士，為“必不可少之人”。曹雪芹和兩位批者為什麼如此看重俠文俠士呢？無疑，俠士是小說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俠文是小說結構必不可少的構件。描寫加“俠”字的市井俗人，為其“傳真寫照”就“大有深意”。“深意”就在於為這些庶民英雄樹碑立傳。——誰說《紅樓夢》隻是為“閨閣昭傳”呢？批者把“醉金剛一回”看作似“劇中之大淨場”，可見其在小說整體布局中的作用。而且推崇此回的閱讀效果是“醒看官倦眼”，讓讀者眼前一亮！
醉金剛一回文字，伏芸哥仗義探庵。……壬午孟夏。（靖藏本二十四回回前總批）
似又伏一大事樣（疑為衍文）。英，俠人。累累如是，令人猜摹。（甲戌本二十六回“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句朱筆旁批）
這兩條批語除繼續肯定“俠人”“仗義”外，就是揭示“醉金剛”和馮紫英這兩回書的描寫都預示了“伏”文。看來，曹雪芹八十回後原稿中有賈芸借倪二之力，去探望關在“獄神廟”中的寶玉的文字，至於具體情節，現已難完整勾勒。“草蛇灰線，伏脈千裏”是《紅樓夢》藝術手段。徐恭時先生在探討《紅樓夢》八十回後的故事線索概況，曾根據前麵批語編寫出“一〇〇回：《俠友聚體情謀冰釋 凡鳥孤身微掃雪階》”。他說：“上回曾提到，賈芸通過倪二，找人營救，倪二雖屬社會下層人物，為人有義俠風，由他找到了能產生作用的關鍵人物。……評語中提到的四個俠友，在前八十回中都出場有活動故事。評者稱四人為‘俠’，應指封建社會裏扶弱抑強、肝膽照人的人物。現在‘獄神廟’回裏倪二出場，脂評提到，沒有疑義，其他三人是否也在此回中分別出現呢？從脂評四人並舉的信息看，完全有可能。賈芸聞賈寶玉被關押，必會去找玉菡及襲人相商，通過玉菡，找到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由這位較有地位的人物出來設法，比較容易。”徐先生的構想也是走俠士俠文的思路。
餘卅年來得遇金剛之樣人不少，不及金剛者亦不少。惜書上不便曆曆注上芳諱，是餘不足心事也。壬午孟夏。（庚辰本二十四回眉批，批在倪二借錢與賈芸一段故事之上）
這條批語表明批者畸笏叟從文學作品中回到現實。畸笏叟肯定是需要求助之人，他聯想到自己的生活閱曆，三十年來得遇不少“金剛之樣人”！批者顯然讚賞、感激、銘記這些庶民英雄，並為不能把他們的名字都寫入書中而遺憾。壬午孟夏為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前推三十年為雍正十一年。曹家被抄家後於雍正六年返回北京生活，困窘的環境使曹雪芹也需要“金剛之樣人”的扶危濟困。此時，我們無意去討論文學形象與生活素材的關係，而要探尋曹雪芹為什麼傾力塑造俠士形象，並將其作為貫通小說全書的故事線索？
此時，曹雪芹搬住北京西郊白家疃已三四年，他寫完《南鷂北鳶考工誌》和自序在乾隆二十二年清明節前三日。這些年，曹雪芹因為對墨學的親近，畸笏叟因為批書涉及相關情節和人物，都在不約而同地思考“墨者”的遺傳——俠士問題。
“墨者”問題與“墨學”問題有密切聯係。戰國以降，“墨學”受到各家學派和統治者的夾擊，逐漸衰落了。“墨者”原來是集體行動的，也演化成單打獨鬥的“遊俠之士”。“墨家之後為俠”（魯迅語）。法家即反儒又反墨，韓非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儒士與墨者（俠士）都是社會蠹蟲，在法家的掃除之列。
西漢的司馬遷，在《史記》中作《遊俠列傳》，對這種“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俠，十分同情，他說：“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但是，西漢的皇帝殺了許多“遊俠”。
作《漢書》的班固，與司馬遷唱反調。在《漢書》的《遊俠傳》裏他寫到遊俠郭解。郭解和公孫弘的鬥爭，是儒與俠的拚搏。郭解的終於被“族”，完全是由於公孫弘的主張。班固說：“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己不容於誅矣。”儒和俠之間的矛盾就在於：儒家是封建統治者的直接維護者，他們要維持統治階級的法律秩序，而遊俠有的行為則恰恰是破壞那個秩序，所以才為封建統治者所不容，甚至把他們稱為“盜”。也有的“俠”分化為統治者的幫凶，如《七俠五義》中俠士。（上述三個自然段落參考了吳恩裕先生的意見，見《曹雪芹佚著淺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頁）
沉寂久遠的庶民英雄在曹雪芹的筆下重新綻放異彩，英氣豪情的醉金剛倪二、馮紫英、柳湘蓮、蔣玉菡（柳湘蓮曾經在平安州救過遇到劫匪的薛藩；蔣玉菡“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始終者”）大步走向人間，走向社會。他們雖然還不是社會的主角，但絕不再是社會的“醜角”。這裏無疑湧動著新思想的波瀾。
如果說《則歸墨》是為“墨學”複興呐喊，那麼，“四樣俠文”則是為“墨者”俠士重登曆史舞台鳴鑼開道。而畸笏叟的批語則具有思想史價值，他可說是精確地記載了曹雪芹和他本人探討墨家精神的時間、地點和具體內容，為人們研究晚年曹雪芹的思想趨向和變化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紅樓夢》體現墨家精神的藝術形象還有不少，如大觀園姐妹放風箏、二丫頭紡線、晴雯抱病補裘、劉姥姥種地、丫鬟購買編織品工藝品，以及關於江南雲錦的多處描寫，等等。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再一一論及。《則歸墨》和“四樣俠文”已經講清了最主要的問題。
在毛澤東評曹新論的引導下，對《廢藝齋集稿》的近墨思想及曹雪芹後期世界觀變化作思想史的理解和考證，至此可以得出一些結論：
曹雪芹近墨思想是曹雪芹生平思想研究的新的課題，也是根本性命題。吳恩裕先生說，有新材料就有新學問，有新發現的實物就會產生新觀點。因為《廢藝齋集稿》的發現，而提出曹雪芹有近墨思想的新觀點。這個新觀點拓展空間，深化認識，開辟了曹雪芹生平研究的新天地。中國思想史上有三大思想流派：儒家、道家、佛家，《紅樓夢》對其都有深入的反思。從總體上看，《紅樓夢》“毀僧謗道”，嘲諷儒家，但是它主張“歸墨”。“近墨”是晚年曹雪芹思想的新質和主調。用這個觀點觀照曹雪芹在香山時期的文學活動和社會活動，就能夠提綱挈領，振一帶萬。從這個思想礦床挖掘下去，“考曹”“研曹”已經有了新的突破，並將獲得更豐碩的成果。關注和深研這個根本性命題，將推動曹學的整體進境和極大發展。
毛澤東的評曹新論又把“近墨思想”推進一步，得出後期曹雪芹世界觀有很大變化的結論。聯係毛澤東前此對曹雪芹世界觀形成、性質、變化的評論，毛澤東大體上勾勒概括出曹雪芹世界觀發展的三個階段：前期，約從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春天，江南大城市生活影響了曹雪芹思想形成，他較多地呼吸著“資本主義萌芽”經濟形態所帶來新思想的溫潤空氣，有了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某些不滿，但是他不了解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中期，約從雍正六年夏秋以後到乾隆十九年，他主要生活在北京西城蒜市口，家庭生活狀況的跌落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使他的世界觀充滿內在矛盾：他看見了封建社會之天某些部分的塌陷，但他又想補封建社會之天，他的世界觀與他的現實主義創作也發生了矛盾；後期，約從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九年逝世，他主要生活在香山正白旗和白家疃，心入墨學和身入工藝匠人群體，墨家“欲利人，非助暴”的庶民精神和科學精神，不僅使他的靈魂有所依托而且獲得新質，使他重新燃起新生活的欲望並再次看到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這就是他撰寫《廢藝齋集稿》的動因和動力，所以毛澤東評論他後期的世界觀有很大變化。毛澤東評論曹雪芹世界觀的形成和發展注意到其階段性、整體性和複雜性，對於我們“研曹”，尤其是研究其思想，很有啟示作用。
還有一個不得不說的結論：曹雪芹的“近墨”“歸墨”思想都曾經真實地發生過。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曹家（曹雪芹）的近墨過程：從康熙初年開始，曹家就和織工織機打交道六十年，有善待織工和認識機械作用的豐富實踐經驗，曹寅大約在康熙中期即讀墨家著作，曹雪芹在創作十年（一般認為在乾隆九年到十九年）期間撰寫了“四樣俠文”和《則歸墨》等故事，乾隆二十二年清明節前完成《南鷂北鳶考工誌》寫作，尤其是總論風箏史的殘文可看成他對墨學的凝練總評，乾隆二十四年是他實踐以藝助人墨家精神的重要年份，乾隆二十七年畸笏叟的批語又在探討俠士人格和“四樣俠文”在《紅樓夢》整體布局的作用。從“歸墨”描寫到“近墨”思想，從《紅樓夢》到《廢藝齋集稿》，從畸笏叟批語到曹雪芹序言，似乎是一個思想的“九連環”。環環相扣，不可分離，也無法分離。特別需要指出，清代大規模整理墨家著作是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這也就是說曹雪芹早於此時寫出了“四樣俠文”、《則歸墨》和《南鷂北鳶考工誌》，曹寅和曹雪芹是墨學複興的先知先覺者。一個家族的百年思想史（從康熙二年到乾隆二十九年），一個受時代影響又影響一個時代的思潮，一個綿延不絕的思想脈絡，一個新思想的先驅，靠幾張斷簡殘編無論如何是堆造不出來的，隻能給予曆史必然性的解釋。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米·季塔連科說過這樣一段話：
“墨子的關於博愛，人的主動和他的勞動對確立和培養社會的健康關係的作用的人道思想，還在19世紀末就引起了偉大作家列·尼·托爾斯泰的注意。他是在俄羅斯最早高度評價了墨子的道德典範及其學說的作用的人。墨翟以其為正義和平民權利而鬥爭的範例及其學說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中國人民在曲折的國家曆史過程中形成的最鮮明的民族特性。他的‘尚同’，‘尚賢’，‘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奠定了對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活動的道德評價基礎。這種思想至今有其現實性並有世界意義。”［俄］米·季塔連科：《〈墨學研究〉序三——墨學研究的突破》，《墨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俄羅斯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在19世紀末認識到墨學的作用，而中國的偉大作家曹雪芹早在17世紀中葉就首倡“天下之言”則歸墨。我們認知何其遲也！再也不能把這個“有其現實性並有世界意義”的曹學課題輕輕放過！毛澤東借吳恩裕的發現，對曹雪芹近墨思想及後期世界觀變化已有深刻獨到見解，推進了這個墨學和曹學傳播課題的研究，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其深入下去。
張儀、蘇秦都是鬼穀子的學生
——毛澤東品《鬼穀子》（縱橫家）
戰國時代，遊說的風氣很盛。久而久之，說客中的有思想、有實績、有著作的傑出者，就成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家——縱橫家。
諸子各派中的學者，為了爭取國君的信任和重用，都要通過遊說。儒家固然要周遊列國、遊說諸侯，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也都要遊說國君，爭取得到國君的有力支持。
要爭取國君的信任和重用，不但要說服國君，爭取權臣，而且要駁倒反對派，說客與說客之間，說客與朝臣之間，常常發生激烈爭辯。
韓非著有《說難》篇，專門陳述進說國君的困難，並分析了進說成功或失敗的原因。要在外事活動中，進行爭取友國和孤立敵國的鬥爭，更需要通過遊說和爭論。
戰國中期以後，在齊、秦兩大國東西對峙的形勢下，“合縱”“連橫”的爭鬥策略很是重要的。因而，使得講究合縱、連橫的縱橫家產生。縱橫家著重講究遊說。因為講究遊說，就有人按照當時政治運作的需要，把曆史上的遊說故事，以及說客遊說君主的書信和遊說辭彙編起來，供學習效仿使用。
西漢末年，劉向編輯《戰國策》時，他從皇室的書庫裏發現有記錄戰國權變故事和遊說辭的各種不同冊子，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六種不同名稱。有以國別分類編輯的，有按事跡分類編輯的。司馬遷所謂“謀詐用而從（縱）衡（橫）短長之說起”（《史記·六國年表序》），就是指這一類書。
當時，還有專門輯錄一位著名縱橫家言行的書。《漢書·藝文誌》縱橫家類，就著錄有《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龐煖》二篇、《闕子》一篇和《國筮子》十七篇。張儀和蘇秦，是戰國後期縱橫家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行動和遊說辭常被作為榜樣。《漢書·藝文誌》縱橫家類把《蘇子》放在首位，篇數最多，不是偶然的。在今本《戰國策》中，有關蘇秦的資料，其數量也大大超過其他縱橫家。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也是戰國末年有關遊說故事的一種彙編，共二十七章，可分三組，第一組十四章應該即出於原始的一種《蘇子》。
大約從司馬遷始，就把鬼穀子視為縱橫家之師。盡管《鬼穀子》一書到隋朝才有著錄，但世俗還是把《鬼穀子》視為“縱橫術”的經典之作。
毛澤東品先秦諸子，隻是偶然談到鬼穀先生，但是他談論引證縱橫家卻為數不少，偶有評議，不乏思想的吉光片羽、零金碎銀。
鬼穀子，姓名生卒皆不詳。戰國時期思想家。舊傳為楚國人，生平事跡傳說不一，以隱於鬼穀得名。其學論因變無常，從黃老“心術”論世禦事，講求內外損益之理，演變而為“反應”、“揣摩”、“捭闔”之術，為縱橫家所宗。所著《鬼穀子》三卷，《隋書·經籍誌》始見著錄，列入縱橫家。今本為南朝梁陶弘景注，已孱入道家學說。
鬼穀子是縱橫家之師，他的最大曆史貢獻，是培養了兩個傑出人物，就是蘇秦、張儀。關於蘇秦、張儀的生平事跡，《史記》卷六十九、卷七十各有本傳，記得很詳細。雖然有人考證說，張儀在前，蘇秦在後，兩人不同代，《史記》記載不合史實。盡管如此，《史記》記載的蘇秦、張儀間的交往，以及他倆一個搞“合縱”，一個搞“連橫”，風雲一時。作為故事來講，更深入人心，似乎不妨姑且聽之。
毛澤東了解鬼穀子與張儀、蘇秦之間縱橫家師徒的關係與故事。1960年12月25日，即毛澤東誕辰六十七周年前夕，毛澤東在住所召集了十多個身邊工作人員聚餐慶祝。席間，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向在場的親屬和身邊人員講開了鬼穀子與蘇秦、張儀的故事。他在故事開頭講道：
從前有張儀和蘇秦兩個人，都是鬼穀先生的學生。鬼穀是個地方，出了一個先生，所以叫鬼穀先生。（《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四十六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
毛澤東講鬼穀子，講清了兩點：（一）鬼穀子姓名失傳，因他在鬼穀這個地方生活與授徒，故被人稱為“鬼穀先生”。（二）鬼穀先生弟子中有張儀和蘇秦兩人，後來成為名垂青史的縱橫大家。
毛澤東這些知識，部分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記載，蘇秦、張儀都是師法鬼穀先生：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穀先生。（《史記·蘇秦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嚐與蘇秦具事鬼穀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史記·張儀列傳》）
《史記》記載鬼穀子也語焉不詳。隻能從字麵上做些推測：蘇秦是東周雒陽人，張儀是魏國人，兩人從西方來，“東，事師於齊”，很可能鬼穀之地在山東齊國；從地名鬼穀判斷，鬼者幽深靜寂之處也，穀者深山峽穀之地也，師徒在此等地方教學，先生鬼穀很可能是隱逸之士；兩人同時“具事”鬼穀先生，張儀的學習成績要比蘇秦好些。
鬼穀先生教些什麼課程，蘇秦張儀學到了什麼妙術？《史記》隻有極簡單的兩個字：“學術。”這個“術”，隻能理解為“縱橫術”。如縱橫家講究“揣摩”，《史記·蘇秦列傳》說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史記集解》說：“《鬼穀子》有《揣摩》篇。”《史記索隱》引王劭說：“《揣情》《摩意》，是《鬼穀子》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鬼穀子》一書出於後人假托，但是揣情摩意確是縱橫家十分注意的。
其實，所謂揣情摩意，就是猜測摸清遊說對象的心理狀態，對號入座有針對性地給予說服，令人主相信自己的治國治政方略。蘇秦、張儀以前的商鞅說服秦孝公變法，子貢說服齊、吳、越、晉四國君主權臣按自己的主張辦事，都是摸清猜準了君臣的心思而後遊說成功的。
蘇張縱橫，其舌未敞
——議論風生談蘇秦張儀
戰國之際，圍繞著“合縱”“連橫”，出現了許多以“遊說”為職業的策士。其中，最著名的是蘇秦和張儀。
早年毛澤東就注意到縱橫家蘇秦、張儀。1915年7月，正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毛澤東給友人寫信說：
蘇張縱橫，其舌未敞也；離朱巧察，其目不眯也。（《致友人信》，《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頁）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與學友談誌趣情操，就以縱橫各國叱吒風雲的蘇秦、張儀為楷模。
說到蘇秦、張儀這兩個人的名字，人們是很熟悉的，因為他二人是戰國後期縱橫家的代表人物。所謂“合縱”“連橫”，就跟這兩人大有關係。因為戰國是“七雄”，這七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有個特點：以函穀關（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北）為界，西部關中有強秦，東部是其他六個國家，從北向南，燕、趙、韓、魏、齊、楚。六國地連南北，南北為縱，六國聯合就叫“合縱”；秦在西，向東擴張，拉攏六國中的親秦派，對付反秦派，各個擊破，東西為橫，就叫“連橫”。
因此，在這種形勢下，兩個陣營裏就會出現智囊人物，出謀劃策，並四處遊說。蘇秦站在東方六國一麵，主張搞統一戰線，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強秦；張儀忠心效力於強秦，千方百計打亂六國聯合陣線，拉攏離間，暗中交易，私下挑撥，以求逐一吞並六國，擴大秦國的勢力範圍。
本篇前一節提到，毛澤東講述過鬼穀與張儀、蘇秦師徒的故事。1960年12月25日，即毛澤東誕辰六十七周年前夕，毛澤東在住所召集了十多個身邊工作人員聚餐慶祝。席間，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講開了鬼穀子與蘇秦、張儀的故事。
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員正在開民主生活會，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大概出現了些問題，毛澤東想借這個機會開導一下他們。所以，他在講故事前，還有一段開場白：
像今天我們在一起吃飯一樣，大家團結得很好，這就好。你們整風，檢查一下，批評一下，大家還是團結在一塊。這就叫作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問題得到解決，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
接著，他講述了蘇秦用計逼迫張儀成為縱橫家的故事：
從前有張儀和蘇秦兩個人，都是鬼穀先生的學生。鬼穀是個地方，出了一個先生，所以叫鬼穀先生。
後來蘇秦在趙國當了宰相，地方就在邯鄲。邯鄲這個地方，你們到過沒有？
張儀在楚國做個小官。楚相丟了一塊寶玉，懷疑是張儀偷的，把他狠狠打了一頓，滿嘴的牙都被打掉了。那個時候，大概還不會安假牙吧！張儀回到家裏，叫老婆看看他嘴裏的舌子還在不在。他老婆說，舌子還在。他說，那就不要緊了。他跑到邯鄲找蘇秦，一去就住進“招待所”，大概是現在北京飯店之類的住所，好幾天沒有見到蘇秦的麵。
後來，蘇秦請他吃飯。張儀到了蘇秦的衙門，看到擺了酒席，排場大得很，蘇秦坐在當中高處，請了各國使節，也有契爾沃年科。席麵當然比我們今天吃的豐盛得多。但是卻把張儀安排坐在下麵角上，盛了點仆人吃的飯食給他吃。這下子張儀的氣可就大了，無非是破口大罵蘇秦你這個王八蛋，等等。回到“北京飯店”，滿肚子的氣。“北京飯店”的“經理”看他這個樣子，就問他：張先生臉色不痛快，有什麼生氣的事吧？他說，當然有氣。就把當年和蘇秦是同學，今天蘇秦如此這般對待他說了一番，並且罵蘇秦此人簡直是無情無義，是王八蛋。這位“經理”說：這樣看來，你在趙國待不住了。張儀說：當然待不下去了，馬上走。“經理”問他：你到哪裏去呢？他說：這倒還沒有想好，不管他，走了再說。“經理”說：看來隻有到秦國去。張儀一想也對，就此動身。
“經理”陪他走到秦國，一路花費大概相當現在的三四十萬人民幣吧。到了秦國，他們為了見秦王，就走走門路，行些賄賂和送些衣服，一共又花了四五十萬人民幣。以後，張儀當上了秦國的宰相，“北京飯店”的“經理”就向他告辭回國，並問他今後怎麼打算。張儀一提起蘇秦還是咬牙切齒，並說過了兩年要出兵攻打趙國。“經理”見他這樣說，就告訴他，趙國宰相蘇秦是個好人，當時蘇秦所以要氣他，是故意的，怕他在趙國安居下來，不想上進，做不了大事。蘇秦知道張儀是個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趙國依靠蘇秦，他也隻能當個“科長”什麼的就算到頂了。策劃張儀到秦國來，和給他一切花銷，都是蘇秦主使的。
張儀一聽，這才恍然大悟。“經理”又說：蘇秦隻希望你當了秦國宰相，十五年內不要出兵攻打趙國。張儀聽後表示，隻要蘇秦活著，我就決不出兵打趙國。
講完故事，毛澤東又回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主題上來，他總結說：
這是一個故事。你們看，蘇秦對張儀是好意還是惡意？我們之間，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不要緊嘛！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四十六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
毛澤東講故事，通俗易懂，生動活潑，講古卻用了一些現代術語。例如用“招待所”“北京飯店”“經理”“科長”“人民幣”這樣的現代名詞，代替古代稱謂；用“契爾沃年科”（時為蘇聯駐華大使）指代古代別國使臣。十分有情趣，使人易懂好記。毛澤東講的這個故事，正是《史記·張儀列傳》所載內容。
毛澤東為什麼選了這麼一則故事給在場的人講呢？他在“開場白”中講得很清楚，話題是“整風”引出來的。毛澤東從蘇秦張儀故事引申出“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這樣一個更深刻的哲理，既針對在場的人而言，又跟當年國際國內的嚴峻形勢有關。時值三年困難時期，我國在國際舞台上孤立無援，國內遇到了嚴重的饑荒，黨內也有不同的意見。毫無疑問，毛澤東當時不可能不直麵這一現實，思考如何擺脫困境，使黨與國家克服眼前的困難這一重大的問題。他在生日宴會上，借古喻今，流露出不怕壓力、將壓力變成動力的自信和精神。他從來不認為具體的困難有什麼了不起，關鍵在於統一思想。如果大家都這樣看問題，那麼困難也就能夠戰勝了。
大慶石油工人說得好：“井無壓力不出油，人無壓力輕飄飄。”毛澤東閱讀縱橫家《張儀傳》，受到了啟發，增強了信心。“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
司馬遷提到撰寫蘇秦、張儀列傳的動機時說：
天下患衡（橫）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縱）以抑貪強。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縱）親，而張儀能明其說，複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史記·太史公自序》）
張儀和蘇秦到處遊說，艱難宣傳自己主張，表現出的幾度挫折而堅韌不拔精神，身處困境仍然奮鬥不止精神，百折不撓成就宏偉大業精神，是值得後人效法的。這也正是毛澤東點評這兩個曆史人物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
子貢之辯不得謂之佞
——品儒家縱橫高手子貢
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春秋末期衛國（今河南濮陽一帶）人，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他一度經商於曹國、魯國之間，富至千金。在孔子的學生中“最為富益”。他常在魯、衛做官，參與政治活動。聘問各國諸侯時，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史料多處記載子貢巧於辭令，能言善辯，有外交才能：
言語：宰我、子貢（《論語·先進》）
子貢利口巧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
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鎬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倦倦者乎！”（《說苑·指武》）
史料多處記載子貢參與外交活動或出使各國：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左傳·定公十五年》）
晏子使魯，孔子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晏子春秋·內篇雜》）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不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鰍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佐多賢。”（《呂氏春秋·召類》）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裏封孔子。禁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而如子貢者乎？”王曰：“無有。”（《史記·孔子世家》）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為介，齊歸我侵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聞衛亂……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騁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
史料記載表明：子貢有外交之才，而且有多次外事活動，與邾國、齊國、楚國、晉國、吳國、衛國都打過交道，並多次取得外交勝利。劉勰評論說：“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文心雕龍·論說》）
春秋末期魯哀公時，子貢曾經還有一次非常出色的外交活動：齊將伐魯時，他從魯國出發，十年之間，連續出訪，遊說齊、吳、晉、越四國諸侯，最後使吳國出兵伐齊，齊敗而魯得救，攪到各國政局紛紛變化。所謂“子貢一出，五國有變”，他也因此被視為“縱橫家”。
青年毛澤東讀子貢的傳記材料，對此事記憶頗深。1915年7月，他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給一位朋友寫信，信中說：
“孟軻好辯，不得謂之佞；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不得謂之佞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
佞，能說會道，引申為巧言諂媚。毛澤東在替孟子和子貢辯護：意思是這兩個人都善於言談爭辯，但是不能說他們是花言巧語、巧言令色。
“孟軻好辯”見《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的史事見之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子貢曾經在魯國出仕當外交官。這件史事可看出子貢的縱橫家風采。
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
春秋諸侯爭霸時期，齊國的權臣田常想在國內篡權作亂，卻害怕高氏、國氏等世家大族的勢力，為了提高自己的聲威，轉移視線，便調集軍隊進攻魯國。魯國是孔子的故鄉，為了保家衛國，他就決定派其子弟去齊國說服田常退兵。
孔子對弟子們說：“魯國，是祖宗墳墓的所在地，現在麵臨如此危難，你們為什麼不挺身而出呢？”
子路、子張、子石都請求出使援救魯國，孔子卻沒答應，而他答應了子貢的請求，很明顯是因為相信子貢的外交才能。
子貢到了齊國，就向田常遊說道：“你要討伐魯國，這實在是個大錯誤！魯國的城牆又薄又低，其土地狹小而不豐腴，其國君愚蠢而不仁義，其大臣虛偽而無能力，其兵民弱小而厭惡戰爭。所以魯國是難以攻取的，你不如去討伐吳國。吳國的城牆又高又厚，其土地寬廣而肥沃，其器甲堅固而新穎，其兵民飽食而精壯，其守將驍勇而賢明。所以，吳國是很容易被攻克的。”
田常一聽，滿麵怒容地質問子貢說：“你認為的困難恰恰是人們公認的容易，你認為的容易恰恰是人們公認的困難。你用這種顛倒是非的說辭來教訓我，是何居心？”子貢不慌不忙地解釋說：“我聽說內憂則攻強，外憂則攻弱？現在你想攻取魯國而擴張齊國的勢力，這當然是容易得逞的。但是，戰勝則驕主，破國則尊臣。若齊國每戰必勝，必然會導致齊國國君的驕橫傲慢；若齊將不斷地攻城略地，必然導致這些將帥的妄自尊大。因而即使攻取了魯國，也根本顯示不出你的功勞。你這樣做，隻會上使國君起驕橫之心，下使群臣生放肆之意。在這種情況下，你不但難以成就你的大事，恐怕還會因為與國君有嫌隙、與群臣有利害之爭，你想在齊國立足都困難了。所以，你不如去討伐吳國。若攻打吳國不能取勝，兵民和將官大多死在了國外，國內必然空虛。這樣，上邊就沒有強臣與你作對，下邊也不會有吏民指責你，你就可以乘機隨心所欲地孤立國君而控製齊國了。”
田常聽後，立即轉變了態度，說：“你講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已經發兵去攻打魯國了，若要突然從魯國撤兵轉而去攻打吳國，群臣必然會對我產生懷疑，怎麼辦呢？”子貢獻策說：“你可以先按兵不動，等我去吳國勸說吳王出兵救魯伐齊之後，你再借機下令從魯國撤兵轉而去迎戰吳國。”田常同意子貢的計策。
子貢趕到吳國，麵見吳王夫差而遊說道：“如今擁有萬乘之眾的齊國，正要奪取有千乘車馬的魯國，而與吳國爭強，我很為大王擔憂啊！如果大王出兵救援魯國而討伐齊國，就會立即顯名於天下。況且大王討伐齊國，不但可以削弱齊國的勢力，而且還可以震懾中原各國諸侯，甚至可以使強大的晉國向吳國屈服。因此，這名義上是保全了危在旦夕的魯國，而實際上則是困住了強大的齊國。這種有利可圖的事情，稍有智慧的人都能看出，大王還能懷疑而不出兵嗎？”
吳王聽後，心有所動，說：“好啊！但是，我曾與越國結怨，現在越國正在處心積慮，準備對我進行報複。還是等我討滅越國之後，再依你所說去討伐齊國吧。”
子貢又說：“大王如不及時救援魯國而去討伐越國，我擔心齊國會乘機吞並魯國，那時再想討伐齊國恐怕就困難了。況且，大王與越國早有和約，已享有存危亡、繼絕世的美名，如今卻又要去討伐弱小的越國而不敢討伐強大的齊國，這算不上勇敢啊！勇敢的人是不會逃避艱難的，講仁義的人是不會單方麵毀約的，有智慧的人是不會坐失良機的。因此，大王應當保存越國以顯示您的仁義，及時出兵救魯伐齊，並進而向晉國施威，那麼，各國諸侯必然會競相歸順吳國，您的霸業便可以成就了。如果大王實在痛恨越國的話，我可以去越國勸說越王派兵跟隨大王一起討伐齊國，這樣越國的兵力也就削弱了，大王也就不用再擔心了。”
吳王聽了這番話十分高興，就讓子貢立即去越國。
子貢來到越國，會見越王勾踐，說：“我在吳國勸說吳王出兵救魯伐齊，吳王雖然已有出兵之意，但又擔心越王您乘機出兵向吳國報複，所以他想先討伐越國。而現在越國的力量尚弱，還不足以與吳國相抗，我很為大王擔憂啊！因此，為了消除吳王的懷疑和擔心，大王就必須派兵跟隨吳王一起去攻打齊國，這樣吳王也就不會再為難越國了。況且，如果吳王攻打齊國失敗，折損的主要是吳國軍隊，這自然有利於越國；如果吳王僥幸勝了，必然會接著向晉國用兵施威，那時我再去麵見晉國國君，讓晉國會同其他諸侯一起攻打駐齊的吳國精銳，越國就可乘機出兵攻打吳國本土，如此必勝無疑。”
越王聽後讚歎不已，欣然接受了子貢的建議。
子貢回到吳國，向吳王報告說：“我已將大王的意思傳達給了越王，越王十分恐懼，他說越國永遠銘記著吳王的恩德，根本沒有圖謀報複之心，並已經答應派兵隨同大王一起討伐齊國。大王可以放心地出兵討伐齊國了。”
五天之後，越王勾踐又派遣大夫帶著厚禮出使吳國，並向吳王鄭重表示：“聽說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暴，救弱者，出兵討伐殘暴的齊國。我們請求將越國國內的三千士卒全部調出，越王勾踐還請求親自披堅執銳作為先鋒，跟隨大王一起討伐齊國。”
吳王大喜，詢問子貢說：“越王想親自跟隨我去討伐齊國，可以答應他嗎？”子貢說：“不行啊！大王如果把越國的軍隊全部調出而使其國內空虛，還讓越王親自跟隨出征，這是不義之舉。大王隻可以接受他的禮物，並答應他派遣部分軍隊跟隨出征，但不要讓越王也隨同作戰。”吳王欣然應允，謝絕了越王的請求。隨後，吳國終於調集九郡兵力去討伐齊國了。
子貢離開吳國後，又迅速趕到晉國，麵見晉國國君說：“我聽說不預先考慮事情的後果，就無法應付突發事變；不預先分析敵我雙方的軍事形勢，就不可能戰勝敵人。如今吳國與齊國就要打仗了。如果齊國打敗吳國，越國必然乘機伐吳，天下必將大亂；如果吳國打敗齊國，吳國必然要進一步兵臨晉國，晉國就危矣！”
晉國國君一聽大驚，趕緊問子貢：“對此，晉國應該怎麼辦呢？”子貢說：“晉國必須立即修造武器，養精蓄銳，時刻做好與吳國打仗的準備。”晉國國君接受了子貢的建議，下令備戰。
子貢完成了上述一係列的外交活動之後，就離開晉國，回到魯國向孔子複命。隨後，齊國果然從魯國撤兵，而與吳國軍隊在艾陵展開大戰，結果吳王大敗齊軍，俘斬無數。接著，吳王又揮師乘勝進攻晉國，與晉軍在黃池相遇，結果，晉軍勇猛，加之事先早有準備，終於大敗吳軍。越王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出兵乘機襲擊吳國本土。吳王趕緊率殘部回救，結果在五湖三敗於越國軍隊，最後吳國都城失守，吳王夫差被擒殺。三年之後，越國終於在東方稱霸。
由此可見，正是由於子貢遊說列國的一係列外交活動，最終保全了魯國，搞亂了齊國，使吳國滅亡，使晉國強盛，使越國稱霸，從而一舉改變了五個國家的命運。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概括子貢此次外交的曆史作用說：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司馬遷的概括顯然是大史學家的史識和獨特眼光。子貢的外事活動改變了各諸侯國的政治走向，也重新組合了東方和中原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格局，影響了春秋末期的曆史進程。
《孔子家語·屈節解》記載了孔夫子對此事的評論：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孔子的意思是說：“搞亂齊國而保住魯國，這是我最初的願望。至於使晉國強大以削弱吳國，使吳國滅亡而越國稱霸，這是端木賜遊說的結果。好聽的言辭有損誠信，對於說話要特別謹慎啊！”
孔子對子貢的出使四國外交活動，有肯定有批評。他的“慎言”主張，他指責“美言傷信”，不僅是老師又下學生的臧否指導，也可視為儒家對早期縱橫家的批評。
“子貢一使，五國有變”的故事傳播久遠。明代馮夢龍在《智囊》一書中敘述完上述子貢的故事後，隨即發表評論說：子貢的所作所為“直是縱橫之祖，全不似聖賢門風”。
毛澤東讀《智囊》中這段故事，看了馮夢龍的評論，提筆寫下批語：
“什麼聖賢門風，儒術偽耳。孟軻、韓非、叔孫通輩，都是縱橫家。”（《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毛澤東的批語，是對馮夢龍評論的批評。兩人闡述思想所依據的史實都是“子貢一出，五國有變”。馮夢龍的看法是子貢是縱橫家的鼻祖，行事沒有一點儒家的“聖賢門風”。毛澤東一生雖然對儒學多有借鑒，也時有好評，但也時不時地指責批評，不承認孔子是“聖人”，也不承認子貢等孔子高足是“賢人”，情緒化時甚至痛斥“儒術偽耳”。在這裏，毛澤東不是批評子貢，而是批評馮夢龍觀點的迂腐。
早年，毛澤東就說孟子和子貢的善辯遊說“不可謂之佞”，這裏他又斷言“孟軻、韓非、叔孫通輩，都是縱橫家。”這是就子貢乃“縱橫之祖”基礎上說的，當然包括子貢；批語中一個“輩”字還包括眾多的像張儀、蘇秦、淳於髡等縱橫家。其實，縱橫家隊伍裏很雜，先秦諸子不少都有縱橫家的特征。孔子周遊列國人所共知，孟子曾遊說於齊、鄒、滕諸國，荀子遊說齊、秦兩國，墨子步行千裏止楚攻宋，韓非遊說韓王和秦王，叔孫通是晚期縱橫家，他先是秦二世胡亥的博士，後依項羽叔父項梁為屬下，再後來歸附劉邦。縱橫家學派的著作也很雜，韓非子的《說難》就可看作縱橫學專著，《孟子》的不少篇章就是遊說辭實錄。《史記》《子貢傳》中“子貢一出，五國有變”有記載，可看作一位早期縱橫家——縱橫之祖的傳記。
請你們讀一讀《魯仲連傳》
——品“義不帝秦”的縱橫家魯仲連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到了為魯仲連作傳的動機和原因：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誌。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司馬遷是把魯仲連作為縱橫家來記載的。
魯仲連，戰國時齊國人。善於辭令，巧於謀劃，常周遊列國，排憂解難，去除糾紛。“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是指魯仲連解趙國都城邯鄲之圍的史事。公元前258年，秦軍圍困趙國都城邯鄲，趙國派人向魏國求救，魏王畏懼秦國，遣使遊士勸說趙王，欲尊秦王為帝，以解急難，以求罷兵。魯仲連遊說趙、魏兩國，麵析辨者，反複詰難，以利害進說趙國平原君，堅持義不帝秦，穩定了士氣民心。秦軍無奈，隨之“卻軍五十裏”。這就是魯仲連“義不帝秦”的典故。
魯仲連因為卓有成效的遊說活動成為名垂青史的縱橫家。
希望你當“魯仲連”
毛澤東曾希望交往使者當“魯仲連”。
1956年10月3日，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會見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員曹聚仁。據曹聚仁妻子鄧珂雲筆記：1956年，曹聚仁初回北京，毛澤東首次接見他，對他說：
希望你當“魯仲連”。（盛巽昌等編著：《毛澤東這樣學習曆史，這樣評點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會見時，參與者有人不熟悉魯仲連的故事，毛澤東就講了《史記》中對魯仲連的記載。
這樣，曹聚仁當起了現代的“魯仲連”。毛澤東稱他為“今之魯仲連”。
曹聚仁，字挺岫，筆名陳思、丁舟等。他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和記者。生於1900年，浙江蘭溪人。早年曾在暨南大學、複旦大學等校任教。
1932年主編《濤聲》，後又任《太自》半月刊編委，《前線日報》編輯。又創辦《循環日報》《循環午報》《循環晚報》。數年後，三報合並為《正午報》，他出任主編。
曹聚仁寫作勤奮，著作甚多。有《國學概論》《國故零簡》《老子集注》《魯迅年譜》《魯迅評傳》《魯迅手冊》《蔣百裏評傳》《小說新語》《中國文學概要》《文壇五十年》等約有五六十種。
1956年6月，周恩來總理向台灣發出呼籲：“希望台灣有關當局在認為適當的時刻，派代表赴北京或其他適當的場所，相互進行直接交涉。”
此後，周恩來又明確表示：“如果蔣中正願意回歸祖國，絕不會低於國務院總理的地位。”
對於周恩來所發的信號，立刻引起了台灣各界的注意，並做出了積極的反應。曹聚仁此時雖在香港任《南洋商報》駐港特約記者，但由於他過去曾給蔣經國當過秘書。因此，蔣氏父子經過研究，決定派了一位姓王的人與曹聚仁一起到北京去一次。
1956年7月1日，曹聚仁從香港來到深圳，隨後奔赴北京。
由於曹聚仁此次來京，絕不僅是一個作家或記者的身份，而是身負特殊使命。因此，中共方麵對他的到來十分重視。7月16日，周恩來特意在頤和園辦了夜宴，邀請曹聚仁參加。
在夜宴上，周恩來對他說：“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可以合作。……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隻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對，對。”曹聚仁聽著周總理坦誠的談吐，不住地點頭。他早就知道他是位馳名世界的外交家。他不得不佩服。
隨後，曹聚仁在大陸各地周遊。
10月3日，即這年國慶節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親自接見了曹聚仁。曹聚仁在與他的握手中，深深知道眼前這位大人物的威力。
毛澤東對曹聚仁很客氣，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對一個像曹聚仁這般年齡的中國作家，在50年代中期毛澤東與之進行這樣的長談，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
曹聚仁很認真地細聽毛澤東的談話，並盡量記住一些重要內容，如蔣介石與大陸統一的各項具體條件等。
從毛澤東與他的談話中，曹聚仁已經感覺到，毛澤東已從蔑視蔣介石的角度，轉而走向了容忍的路，準備與自己的政敵握手。
最後，毛澤東站起來，再次與曹聚仁親切握手，並說：“你可以再在大陸各處看看。”
“是的，是的。”曹聚仁連連點頭，極表尊敬。
就是在這次會見時，毛澤東對曹聚仁說：“希望你當‘魯仲連’！”
與毛澤東分手以後，曹聚仁又到南方幾個地方去走了一下。又專門到了浙江奉化，在蔣介石的私宅和蔣母墓園拍了幾卷照片，然後才回到香港。
曹聚仁到了香港，立刻把他這次大陸之行，與周恩來、毛澤東交談的情景和內容，以及蔣氏故鄉溪口的情況寫成一份報告，通過那位姓王的人轉交給了蔣經國。
蔣經國和台灣當局看了曹聚仁的報告，似乎還比較滿意，托人轉告曹聚仁，叫他以後有機會，可以多到大陸去巡遊，以便增加彼此之間的了解。
後來，曹聚仁果然又來到大陸進行遊覽，並寫成了《萬裏行》一書。
可惜的是，1957年的“反右鬥爭”，使台灣與大陸的聯係一度中斷。
直到1965年，台灣當局叫曹聚仁到台灣去一下。曹聚仁得命後，便秘密來到台北。台灣當局的首腦召見了他。於是，曹聚仁又為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問題從中斡旋。
國、共雙方經過幾次商談，終於達成協議，同意以下六項條件：
（一）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一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隻堅持農業方麵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二十年為期；期滿再行商洽。
（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台灣海、空軍並入北京控製。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在台灣。
（五）廈門與金門合並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隻可提高，不會降低。
可是，這六項條件的協議達成不久，1966年開始的“文革”，又使台灣與大陸的聯係中斷，此事又未成功。
作為海峽兩岸的斡旋者，曹聚仁當然希望台灣能與大陸取得統一。可惜直到1972年7月他在澳門病逝，仍未看到國共兩黨再度合作。
蓋棺論定，曹聚仁雖然沒有最終看到國共兩黨的第三次合作，但是在他的斡旋參與下，畢竟使國共兩黨達成六項協議，為以後的兩黨合作祖國統一摸索了經驗，奠定了基礎，尋求了路徑。其功不可埋沒，此人完全可以稱之為“今之魯仲連”！
請你們讀一讀《魯仲連傳》
毛澤東常常在處理國共關係的事情上想到魯仲連。
1958年上半年，台海局勢處於緊張狀態。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本是中國內政，但是美國乘機插手台灣問題，想把勢力擠進台灣。毛澤東麵對複雜而微妙的多角關係，決定炮擊金門，表麵上打蔣軍，實際上是給美帝國主義者一點顏色看。
1958年7月，毛澤東直接拍板命令葉飛指揮前線炮擊。
8月23日，炮擊金門的戰鬥打響了。我前線部隊五百多門大炮同時開火，火力密集猛烈，霎時，整個金門島都籠罩在硝煙烈焰之中。蔣軍官兵猝不及防，死傷慘重。
8月底，葉飛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規模的炮擊一直持續到9月中旬。
這次炮擊金門，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調動了美國的軍事力量，支援了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同時，也粉碎了美帝國主義企圖侵占台灣的陰謀。毛澤東非常滿意。
10月份，毛澤東起草了《告台灣同胞書》《致福建前線解放軍官兵書》《再告台灣同胞書》等三份文告，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至福建前線。三份文告從不同角度充分闡述了我炮擊金門的指導思想、戰略意義，引起強烈的國際反響。
此後不久的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說：“……8月23日這二天，我們打了一萬九千發（炮彈），他們講打了四五萬發，那是誇大其詞，沒那麼多，時間隻十幾分鍾，沒有什麼‘很久很久’。……這一仗打下去之後，現在台灣海峽風平浪靜，通行無阻，所有的船隻不幹涉了。”
後來，毛澤東又幾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到炮擊金門，並曾一言中的地說：“炮擊金門上就是要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
意思是防止美國變半占領為全麵占領，繼續插手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大陸方麵大炮一響，美國為蔣軍“護航”的軍艦躲得遠遠的，不敢幹涉太深，蔣軍還是獨立“守好金門”。毛澤東的戰略真乃奧妙無窮，神乎其神！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起草了準備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再告台灣同胞書》稿，後來改變主意沒有公開發表，隻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給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的命令。
在《再告台灣同胞書》稿的最後，毛澤東寫道：
“請你們讀一讀《魯仲連傳》好吧。美國就像那個齊涽王。說到齊涽王，風燭殘年，搖搖欲倒，他對魯衛小國還要那樣橫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現在是向帝國主義造反的時候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頁）
齊湣王，戰國時齊國國君，曾與秦昭王並稱東帝、西帝。自恃國力強大，淩暴周圍小國。後各國聯合攻齊，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攻破齊國都城臨淄，齊湣王出走至莒，不久被楚將淖齒殺死。在這裏，毛澤東以其象征美帝國主義者；以“他對魯衛小國還要那樣橫行霸道”，象征帝國主義者對小國弱國的霸權政策，肆意侵奪，包括圖謀由半占領台灣到全部占領台灣的侵占欲望。
毛澤東在《再告台灣同胞書》稿中還引用了“六朝人”的一首詩。這位“六朝人”就是南北朝時期劉宋的詩人謝靈運，他的“有言”就是引用的《臨川被收》這首五言詩。
毛澤東請台灣同胞讀《魯仲連傳》，引用謝靈運《臨川被收》詩，其重點都在於“秦帝魯連恥”。我們再細讀一下魯仲連“義不帝秦”的故事：
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複歸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複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魯仲連曰：“……梁（魏，下同——引者注）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魯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魯仲連曰：“……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仆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複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裏。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秦軍包圍趙國都城邯鄲，魏國派客卿將軍新垣衍使趙，勸說趙相平原君趙勝共同“尊秦為帝”。魯仲連遊說新垣衍，力陳秦國為蠻夷之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寧可蹈海而死也“不忍為之民”；力陳魏（梁）國不知“秦稱帝之害”，如果同意秦稱帝，則“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仆妾也”！痛陳利害，使新垣衍幡然醒悟，不再“複言帝秦”。魯仲連遊說大獲成功，趙魏聯合抗秦，終至兵退圍解。
魯仲連“義不帝秦”精神，千古不朽，綻放異彩。
讀《魯仲連傳》，引謝靈運詩，毛澤東在炮擊金門之時，取其“義不帝秦”的愛國之心和反抗之義，借古喻今批判美帝國主義，又呼籲台灣同胞抱“恥於帝秦”的忠義之心，清楚“現在是向帝國主義造反的時候了”！
毛澤東讀傳引詩，理趣情趣相互交融，形象感人，情理動人，先聲奪人，使文告產生了聲情並茂、獨具一格的藝術魅力。
秦帝魯連恥
毛澤東一生滿溢愛國情懷，魯仲連“義不帝秦”使他永難忘懷，時常提起。
據整理毛澤東遺留圖書的張貽玖介紹：
毛澤東愛讀謝靈運的詩。在一部清代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南史·謝靈運列傳》中，他仔細閱讀並圈點了有關謝靈運及其家族的記載，對謝靈運的生平、思想、誌向、作為等都做了詳細的考察。
在《古詩源》《漢魏六朝三百名家選》《昭明文選》等詩文集中，對謝靈運的詩，他都有許多圈點，多次閱讀。《古詩源》收謝靈運詩二十四首，毛澤東作了圈畫的就有二十二首。對謝靈運那些刻畫自然風物的清麗詩句，如《鄰裏相送至方山》中的“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過始寧墅》中的“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晝頓，水涉盡洄沿。岩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等等，毛澤東都在句旁畫著直線、曲線或曲線加直線，在句下還連畫著兩三個圈。該書編者注釋中，評論謝靈運詩歌“一歸自然”“匠心獨運”“在新在俊”，以及“別緒低徊”“觸景自得”等處，毛澤東都畫著曲線和圈。
毛澤東在一本1957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古詩源》中，對謝靈運《登池上樓》這首詩，幾乎逐句句末都畫著圈或雙圈，句旁畫滿著重線和曲線。在“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句末連畫兩個圈後，在天頭和行間批注了一百多字，指出他“通篇矛盾”，“一輩子生活在這個矛盾之中”：
通篇矛盾。“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見矛盾所在。
此人一輩子矛盾著。想做大官而不能，“進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願意。一輩子生活在這個矛盾之中。晚節造反，矛盾達到極點。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
謝靈運在南北朝時期的劉宋朝，先做太子左衛率（太子手下屬官），後做侍中，隻作文學侍從，不做大官。後出外做臨川（在江西）內史（地方長官），遊山玩水，不理政務，被地方官彈劾，說他“謀反”，朝廷派人去逮捕，他拘執去逮捕的人，真的起兵反叛，作《臨川被收》詩，其中“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等詩句，明白地表示了對劉宋王朝的反抗。朝廷派兵把他捉住，流放廣州，後在廣州被殺。
毛澤東在批語再次引用了謝靈運《臨川被收》這首詩，並指出這首詩的創作主旨和思想傾向“是造反的檄文”。
謝靈運的名篇《登池上樓》，全詩盡管有精彩的景物描寫，但重在昭示詩人進退兩難的矛盾心理和對謫遷的不滿心緒，反映謝靈運出任永嘉太守時鬱鬱不得誌的苦悶心態。毛澤東通過“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這兩句詩，結合詩人的身世經曆，深刻地剖析了他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實質，指出他的矛盾是“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指隱士），又不願意”，而且這一矛盾支配了詩人的一生，最後導致詩人的自我毀滅。
毛澤東對《登池上樓》一詩作批注，不僅引該詩中“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予以說明詩人的心態情致，而且引其起兵反叛時作的詩《臨川被收》為證，這就對該詩的創作主旨和創作心緒做了進一步的揭示，是對該詩的深層蘊含獨具慧眼的審美闡釋。“韓亡子房奮”，子房即幫助漢高祖劉邦打天下，被封為留侯的張良。張良家族五世為戰國時韓國大臣，秦滅韓後，他力圖恢複韓國，曾經派刺客在博浪堆刺殺秦始皇未果；“秦帝魯連恥”，魯連即魯仲連，他說服趙、燕等國反對暴秦的故事已見前引。毛澤東此次引用《臨川被收》詩句，隻是為了深入分析謝靈運的矛盾心理，其實，謝靈運的造反與張良、魯仲連的抗秦還不在一個精神層麵上。謝靈運的謀反是由於自己的權力欲望得不到滿足，鋌而走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與傾軋，他以張良、魯仲連自喻，不過是自我粉飾。毛澤東對他的政治作為並非持同情態度，對他的思想品德也不是肯定的。
作為曆史人物，謝靈運詩歌創作是成功的，而其政治態度卻是不可取的。毛澤東結合他的身世經曆，解說他的詩詞並做出評價，對他的前者持欣賞態度，對他的後者持批評意見，並分析了造成悲劇的原因。
毛澤東第三次引用魯仲連，價值在於解謝詩。
叔孫通是縱橫家
——品躲過“焚書坑儒”災難的縱橫家叔孫通
叔孫通，生卒年不詳。秦末漢初儒生。薛（今山東棗莊薛城北）人。曾為秦博士。秦末農民戰爭中，先為項羽部屬，後歸劉邦，仍任博士。
本書前麵在講“縱橫家子貢”一篇時，已引征毛澤東讀《智囊·子貢》的批語，其中有一句：
孟軻、韓非、叔孫通輩，都是縱橫家。（《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毛澤東認為叔孫通“是縱橫家”。
其實，毛澤東在別處也關注到叔孫通。1964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講到黃河流域的水利建設時，說到齊桓公和秦始皇，隨便提到叔孫通：
秦始皇是個好皇帝，焚書坑儒，實際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屬於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實也沒有坑光，叔孫通就沒被殺麼。（陳晉：《毛澤東之魂》，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頁）
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叔孫通未被殺害，這是秦二世以前的事。應該是發生在叔孫通青少年時期的事情。
叔孫通在秦末時，以文章博學而被征舉，等著被詔封為博士。
幾年之後，陳勝在山東一帶起兵，使者把這件事報告給朝廷。秦二世召集博士中的儒生們提問說：“從楚國征調的戍邊的士兵攻打蘄縣，進入了陳縣，在你們看來應該怎樣辦？”
博士儒生三十餘人上前說道：“做國君的臣屬不能心有異念，心有異念就是反叛，這是死罪，不能赦免。希望陛下趕快調發軍隊擊潰他們。”
秦二世生氣了，露出難看的臉色。
叔孫通上前說：“他們講得都不對。現在天下已經統一成一體，毀掉了郡縣的城堡，熔化了他們的武器，向天下表示不再征用它們。而且上麵有英明的君主，下麵有明確的法令，能讓人人盡責，各方統一，哪裏還膽敢有反叛的人！現在這些不過是一夥像鼠、狗一樣偷竊的盜賊罷了，哪有什麼必要在嘴上談論他們。郡守、郡尉都正在抓捕他們，並給他們定罪，還有什麼值得擔憂的。”
秦二世高興地說：“好。”他又向所有的儒生提出問題，他們有的說是反叛的罪名，有的說是偷盜的罪名。秦二世便讓禦史清查那些說是反叛罪名的儒生，交給執法的官吏懲辦，原因在於這不是他們應該說的。而說是偷盜罪名的儒生都沒有再追究。
於是，賞賜了叔孫通絲綢二十匹、衣服一套，任命為博士。叔孫通既已出宮，返回到館舍，儒生們說：“先生講話怎麼這樣的投合君王的口胃呀？”叔孫通說：“各位不知道，我幾乎是沒有能夠逃出虎口！”說罷，他便逃離而去。
叔孫通來到薛郡，薛郡已經投降了楚軍。等項梁來到薛郡，叔孫通便跟從了他。項梁在定陶戰死，叔孫通就跟隨楚懷王。楚懷王做了義帝。遷到長沙，叔孫通留下來事奉項王。
劉邦後稱漢高祖。高祖二年，劉邦率五個諸侯的軍隊攻入彭城，叔孫通投靠了漢王。漢王失敗向西逃走，他因此最終跟從了漢軍。叔孫通穿著儒生的衣服，漢王厭惡他。於是他改變裝扮，穿上短衣，依照了楚人的樣子，漢王才高興起來。
叔孫通投降漢王之後，跟從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可是他並沒有推薦過誰，而隻是專門挑揀過去的那些盜夥中強悍的人推薦上去。弟子們都私下裏罵說：
“事奉先生好幾年了，僥幸得以投降了漢朝，如今卻不能推薦我們，反而專講那些刁頑之輩，是什麼原因？”
叔孫通聽說後，便對他們說：“漢王正在冒著矢石打天下。你們難道能夠有力量參加到那些爭鬥中去嗎？所以要首先推薦那些能夠殺敵斬將舉旗奮進的人。你們這些人暫且等我一等，我是不會把你們忘掉的。”
漢王任命叔孫通為博士，稱號是“稷嗣君”。
漢高祖五年，已經統一了天下，諸侯共同在定陶擁戴漢王當皇帝。
群臣多起自布衣，不懂禮儀。宮廷飲宴之際，飲酒爭功，醉了便狂呼亂叫，甚至拔劍斫柱，醜態百出。對此，劉邦非常厭惡。做這樣的皇帝也沒有什麼樂趣呀！
叔孫通知道皇帝越來越厭惡這種事情，便建議皇帝說：
“那些儒生難於和他們奪取天下，但是可以與他們守護成業。我願意征集魯地的眾位儒生，和我的弟子們一起製定朝會的禮儀。”
高祖說：“該不會太煩難吧？”叔孫通說：“五帝的樂製都有所變化，三王的禮法全不相同。禮製是根據時世人情的狀況為大家製定的言行上的規範。所以，夏、商、周各朝的禮製經過繼承、刪減、增補而能夠推知出來的情形，說明各代的禮製是不會相互重複的。我想大致地采取古代禮製和秦朝儀法相結合的辦法來完成這件事。”
劉邦把秦朝煩瑣的禮儀法令全都廢除掉，隻要求簡便易行。他說：“可以嚐試著這樣做，但是要容易理解，估計是我所能夠做到的，照此來辦吧。”
於是，叔孫通奉命派遣使者，召集魯地儒生三十多人。
魯地有兩個儒生不願意參加進來，說：“您前後事奉了近十位君主，都靠著當麵的逢迎而得到了器重和尊貴。如今國家才算平定下來，死的人還沒有來得及安葬，受傷的人還不能動彈，又想著要製定禮樂。禮樂的產生，是要經過上百年的德行積累才能出現。我們不忍心去做您所要開始幹的事情。您所要做的並不符合古代的情形，所以我們不去。您還是走吧，別玷汙了我們！”
叔孫通笑道：“你們真是些見識短淺的儒生，不懂得時勢變化的道理。”
於是，叔孫通和所征召的三十人向西而行，還有皇帝劉邦周圍有學識的人，以及叔孫通的弟子共一百多人，在野外拉上圍繩，進行演習。一個多月後，叔孫通說：“皇帝可以來檢查觀看了。”皇帝來觀看後，讓他們演示禮儀，說：“我能夠做到這些。”便命令群臣學習操練，準備10月舉行朝會。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建成，諸侯、大臣們都前來參加10月的朝會。儀式是這樣的：天亮之前，由謁者主持典禮，引導著大家按順序走入殿門，在殿廷上陳列著戰車、騎兵、步卒、侍衛，裝備著武器，豎立起旗幟。有人傳令“向前邁進”。殿下的郎中夾著台階站立，台階上共有幾百人。功臣、列侯、將軍和軍吏則按次序排列在西麵，麵向東方；文官從丞相以下排列在東麵，麵向西方。大行設置九個接待賓客的官員，從上向下傳達命令。這個時候皇帝才乘坐著輦車從屋中出來，侍官們舉著旗幟傳呼警戒，引導著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級的官員按次序朝拜皇帝。從侯王們以下無不感到整肅敬重。等典禮結束，再舉行正式的宴會。所有陪坐在殿上的官員都俯著身，低著頭，按官位的高低次序站起身給皇帝敬酒道福。前後共斟九次酒，謁者便宣布“宴會到此為止”。
禦史負責執行法令，對於那些不是按照儀式要求做的人，就要把他帶出去。在整個朝會和宴會的過程中，沒有人敢大聲喧嘩，違反禮節。
劉邦馬上得天下，一向鄙視書生，拿儒巾當尿壺。這次，他不得不求助於儒生，大儒叔孫通製定了一係列禮儀製度，自此，群臣入殿舉止有禮，稍有怠慢，便有吃板子的危險，喧嘩失禮的事就此絕跡。
劉邦大樂，說：“我今天才知道當皇帝的尊貴啊！”便任命叔孫通做太常，賞賜了黃金五百斤。
叔孫通乘機建議說：“眾弟子儒生跟從我已經很長時間了，和我一塊參加製定朝儀，希望陛下您給他們授予官職。”劉邦將他們全部任用為郎官。叔孫通從宮中出來，把五百斤黃金全都賞賜給眾儒生。眾儒生都高興地說：“叔孫通真是個有聖人之德的人，懂得什麼才是當今朝廷要重視的事情。”
漢高祖九年，皇帝遷調叔孫通擔任太子太傅。
叔孫通訂立朝儀；遂使劉邦對儒術改變看法，演成高祖十二年過曲阜時首以太牢大禮祭祀孔子。
高祖十二年，劉邦想要讓趙王劉如意來替換太子，叔孫通向皇帝進諫說：“從前晉獻公由於寵愛驪姬的緣故而廢黜了太子，冊封奚齊，結果晉國混亂了幾十年，被天下人嘲笑。秦朝由於不能在早些時候確定扶蘇為太子，使趙高得以用欺騙的手段擁立了胡亥，自己導致了宗祀的滅絕，這是陛下親眼所見的事情。如今太子仁義孝順，天下人都聽說了；呂後同陛下您經過磨難，吃著粗淡的飯食，難道能夠背棄嗎！陛下您如果一定要廢黜嫡子而冊立小兒子的話，我倒願意首先遭受死刑，用脖子上的血來塗染地麵。”
劉邦說：“您不要說了，我隻不過是講著玩的罷了！”叔孫通說：“太子的事是關乎天下的根本問題。根本一旦出現動搖，天下便會為之震動，怎麼能夠拿天下大事開玩笑！”高祖說：“我聽您的勸告。”等皇帝舉行宴會，看到留侯張良招來的客人跟從著太子進來拜見，皇帝便沒有更換太子的想法了。
漢高祖去世，惠帝即位，便對叔孫通說：“有關先帝的陵墓寢廟的事情，臣子們不熟悉。”把他調任為太常，負責製定宗廟方麵的禮儀法令。後來，逐漸製定出漢朝的各種禮儀法令，這都是叔孫通擔任太常時所討論和寫定的。
漢惠帝因為要到東麵的長樂宮去朝見，有時還有小的會見，經常要清道而使百姓感到不方便，就建造了閣道，正好建在儲藏兵器倉庫的南邊。叔孫通奏報事情時，乘機找個空隙，說：“陛下為什麼要自己做主，在高祖陵寢的通道上建造閣道呢？高祖的祠廟，是漢朝始祖的所在，怎能夠讓後代的子孫邁過宗廟的通道而在上麵行走呢？”惠帝感到很害怕，說：“那就趕快把它們拆毀了。”叔孫通說：“皇帝是沒有過失的。如今已經這樣做，百姓都知道了這件事，現在把它們毀掉了，就是告訴大家皇帝有過失。希望陛下在渭河的北麵再建造新廟，讓高祖陵寢的衣冠每月出遊到那裏，增加擴大宗廟的規模，這才是擴大孝道的根本。”皇帝便下詔讓有司建造新廟。
惠帝曾在春天外出到離宮遊玩，叔孫通說：“古代的時候有一種在春季到來品嚐鮮果的典禮，現在櫻桃正好成熟。可以進獻，希望陛下出遊時，乘此機會拿著櫻桃進獻給宗廟。”皇帝便同意了這樣的建議。各種進獻鮮果的典禮從此產生了。
終觀叔孫通一生，他曾經遊說秦二世、項梁、霸王項羽、高祖劉邦和漢惠帝，特別是製定漢朝朝儀，對穩定西漢政局給民眾以休養生息的生存環境，起到了較好作用，是個神通廣大的說客謀臣。毛澤東說他是縱橫家，是就他一生政治生涯的主要特點而言的。
司馬遷於《叔孫通傳》後評論道：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叔孫通希世度務，製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司馬遷的意思是說：古語講：“價值千金的毛皮衣，不是靠一條狐狸的腋毛完成的；高樓廣殿的椽柱，不是用一根樹木的枝幹造成的。三代的鼎盛事業，不是憑借一個士人的智謀成就的。”的確如此啊！高祖出身於低微的身份，平定了天下，在運用謀略、率兵打仗方麵，可以說是達到了極致的程度。然而……叔孫通迎合世情，考慮事務，製定禮儀，去留根據時勢的變化而與之相適應，最後成為漢朝儒家的宗師。“最直的好像是彎曲的，因為所謂的道本來就是在曲折發展的”，這大概說的就是上麵的情形吧！
毛澤東對縱橫家叔孫通還是取肯定之義。叔孫通給秦二世沒出好主意，在項梁、項羽處表現不詳，給漢高祖、漢惠帝可是出了有價值的主意，證明他是個有作為的縱橫家。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有叔孫通篇幅不短的傳記，可證明兩位大史學家也給予了他相應的地位。
有一點需要講明：叔孫通不在先秦諸子之例，他的縱橫家生涯主要在秦漢交替之時。毛澤東論述縱橫家，在孟子、韓非之後，即舉出他，可見重視此人。連類而及，寫下此文以助其傳世。
勢強力敵之聯軍罕有成功
——品“合縱連橫”的是非功過
毛澤東不僅評論縱橫家的是非，而且評論“合縱”“連橫”戰略的全局得失。
戰國時期，經過多年征戰，最後形成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所謂“戰國七雄”，就是指此。
七國的地理位置和戰略態勢是，韓、趙、魏“三晉”諸侯國處於中間地帶，楚國在其南，燕國處其北，齊國在其東方，秦國在其西方。從地緣戰略上說，“三晉”侯國最為不利，處於“四戰之地”。而楚、燕、齊、秦的戰線隻有一個方向，幾無後顧之憂。
從國力上看，秦、齊、楚都經過較為成功的變革，又自然資源豐厚，經濟發展，兵力強盛。其中秦國經過百餘年的發展，農戰政策深入人心，疆域不斷擴展，勢力不斷膨脹，戰略上處於攻勢的有利地位。其次強大的就是齊國。“七國爭雄”的初始階段，主要是中間地帶的“三晉”及中軸線南北兩端的楚、燕受到秦、齊兩大國虎視眈眈的威脅。
此種背景下，七國的政治和軍事鬥爭，又基本上分為兩大陣線，或叫兩大集團。一條陣線叫“合縱”，就是南北中軸線上的五國聯合起來對付秦、齊大國的威脅；後一階段是“關東六國”共同抵抗泰國。另一條陣線叫“連橫”，就是秦國采取“遠交近攻”的策略，聯合齊國或別的侯國攻擊較近的諸侯國。韓非子在其著作《五蠹》篇中說：“縱者，合眾弱（山東六國）以攻一強（秦）也；而衡（橫）者，事（投降）一強以攻眾弱也”。說的就是兩個陣線的兩種戰略。
戰國時期，最早進行“縱橫”活動的是張儀和公孫衍。公元前322年，秦相張儀奉秦王之命入魏為相，推行旨在勸魏改變聯合齊、楚以抗秦，而為聯合秦、韓以攻齊、楚的“連橫”策略。魏惠王沒有采納張儀的意見，結果秦以武力相威脅，出兵進攻魏國。
為了解除來自秦國的威脅，魏國驅逐張儀而任命公孫衍為相，致力於“合縱”抗秦。公孫衍是魏國人，早年入秦遊說，受到任用，後返魏，任為將，提出“合縱”主張。
初期，秦國的“連橫”並未得手。秦相張儀死後，秦國對山東的重大進攻，都是單獨進行的。雖然秦國運用了“遠交近攻”的策略，但還沒有大的“連橫”行動。“合縱”則談論更多和實踐更多。“三國攻秦”“五國攻秦”，楚、魏、趙解邯鄲之圍等，都是“合縱”。戰國重要的“合縱”有多次：公元前318年公孫衍發動的楚為縱約長的五國攻秦，公元前298年齊國發動的齊魏韓三國攻秦，公元前287年前後《戰國縱橫家書》記載蘇秦發動的李兌為縱約長的五國攻秦，公元前257年趙、魏、楚解邯鄲之圍的三國抗秦，公元前1247年信陵君率五國攻秦，公元前241年龐煖發動的五國攻秦，是幾次較大的“合縱”行動。
“合縱”也取得過一些成效。公元前298年齊韓魏三國攻入函穀關，秦王為了“無危鹹陽”，被迫割地求和。西漢賈誼曾經描寫“合縱”的威力是：“嚐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過秦論》）一直到戰國末期，秦國已經占了壓倒優勢，尉繚還對秦王說：“臣隻害怕諸侯合縱”。他說如果山東合縱，秦國會是智伯、齊湣王那樣的下場。荀子也說：秦國君臣“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荀子·強國》）這是荀子對一百多年來秦國擔心“合縱”的總結。
可是，這些艱難組織起來的“合縱”陣線，由於各國的不同利益和矛盾，往往歸於失敗。對此後來的評論家很有感慨，“縱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製其弊”（賈誼：《過秦論》）。
山東諸國互相傾軋的事例也很多。如趙國幾次幫助秦國攻齊，《戰國縱橫家書》就此事說：“今從強秦久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此也。”公元前263年，魏國和秦共伐韓，魏無忌對魏王說：“秦國不是沒有欲望的國家，韓亡之後，非攻魏不可。”又如燕國和趙國的互相攻戰，燕國利用趙國壯年都死於長平之戰、遺孤還未長大的機會，大舉攻趙，為趙將廉頗、樂乘擊敗，趙進而圍燕都。過了幾年，燕國又利用龐煖代廉頗為將的機會，以為有機可乘，派劇辛攻趙，趙派龐煖迎擊，殺劇辛。這些戰爭使山東侯國自相削弱，便利了秦國的進攻。趙國攻打燕國，蘇代對趙王講了“鷸蚌相爭”的故事，蘇代說，今天趙國還要攻打燕國，“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戰國策·燕策二》）蘇代講清了六國自相殘殺的危害。
而隻顧自保見死不救也是山東諸國尤其是齊國的致命傷。如長平之戰時齊國拒絕支援趙國糧食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長平之戰是戰國後期關係全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戰爭，趙軍被圍處於最困難的時候向齊國求救，齊王不肯，有大臣勸齊王應該緊急支援，提醒齊王，齊國和趙國“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齊王還是不聽。齊遠離秦國，沒有直接受到秦的進攻，往往就是這樣袖手旁觀，苟且求安。“與（結好）嬴（秦王姓，指秦國）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衰，齊亦不免矣。”（蘇洵：《六國論》）齊國隻圖自保，拒絕“合縱”，結果自食惡果，終不免於滅亡。
秦國對於山東各國的“合縱”，極力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有一次，一群“天下之士”相聚趙國，策劃“合縱”攻秦。範雎對秦王說：可以用金錢分化他們。秦王派唐雎攜五千金去收買，唐雎揚言說謀攻秦的不得金，得金的如同兄弟看待。他出行到武安，山東“天下之士”奔來爭著要金，“合縱”也就不了了之。還有一次，大臣頓弱勸秦王不惜重金收買韓魏權臣。秦王說拿不出重金，頓弱提醒秦王說：“天下不是沒有事情的，合縱成功就是楚國的天下。”秦王采納了頓弱的建議，派人攜重金東遊韓魏等國。
從“七國爭雄”大趨勢上看，秦國的“連橫”戰略大獲成功，而關東六國的“合縱”策略，隻取得局部的短期的某些成效，而因山東六國自保、賂秦、傾軋及秦國的離間瓦解，終歸失敗。六國滅亡，強秦遂有天下。
六國何以滅亡？強秦何以得勝？後世學者多有探討，然意見紛呈，莫衷一是。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議論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杜牧的意見很深刻，六國敗亡，原因在己。可惜沒有深入下去總結曆史教訓。延至北宋中葉，蘇洵寫有《六國論》，想探討六國滅亡的原因，提出六國不亡的策略。《六國論》說：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雲：“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嚐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嚐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論》是蘇洵所著《權書》中的一篇。清人姚鼐編選的《古文辭類纂》，在“論辯類”裏收入此論。
蘇洵在《六國論》中認為六國之所以滅亡，主要原因是“弊在賂秦”。蘇洵評論道，韓、魏二國，在秦的攻擊下，割地求和，以圖苟安，結果亡得最早。燕國“義不賂秦”，出兵抵抗，“雖小國而後亡”，它的滅亡是因為派了荊軻刺殺秦王導致了“速禍”；趙國“五戰於秦”，以武力相抗，可惜“用武不終”。最後是齊國，它倒是沒有賂秦，可是其他五國（包括楚國）相繼滅亡，它也就難逃喪國的下場。所以，“不賂者以賂者喪”，歸根結底還是由“賂秦”引出來的。
蘇洵還設計了另一種抗秦方案：如果燕、趙、齊這三個以武力抗秦的國家，“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燕）刺客不行，（趙）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蘇洵是主張三國聯合抗秦的。
毛澤東讀姚鼐《古文辭類纂》“論辯類”，閱及蘇洵《六國論》，看到這段話，寫下批語不讚成蘇洵的意見：
凡勢強力敵之聯軍，罕有成功者。（《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頁）
為什麼“勢強力敵之聯軍”很少成功呢？毛澤東沒有展開分析。但是從六國“合縱”的曆史看，聯軍中各國力量旗鼓相當，一是都有爭雄稱霸的野心，本來就不易聯合起來，就是聯合起來也各自心懷鬼胎，都想保存實力，“坐山觀虎鬥”，坐收漁人之利；二是爭奪最高指揮權，難於形成核心，各自為政，誰也不願意被統領，很難整齊步調，協調作戰。秦國正是利用這個矛盾，以“連橫”瓦解“合縱”，拉攏各國，各個擊破。毛澤東不同意蘇洵這種一廂情願的主觀設想，認為當時燕、趙、齊等國“勢強力敵”，即使組成聯軍，成功的希望也不大。因為曆史上這種聯軍“罕有成功者”，如三國時期的十八路諸侯討董卓自己首先分崩離析，戰國時期也不例外。
至於蘇洵接下來的一段宏論，毛澤東更不以為然。蘇洵是這樣慨歎的：“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蘇洵設想：把“賂秦”的財力人力用於組成聯軍，而且要轉守為攻，“並力西向”，滅亡的恐怕就是秦人了。毛澤東旁批道：
此論未必然。（《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頁）
為什麼“未必然”？曆史是不能假設的。毛譯東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從曆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上看待秦統一中國的曆史事實，認為六國聯合抗秦就能自保說“未必然”。秦國順應曆史潮流，變法圖強，誌在統一全國，這是不可抗拒的。由於連年戰爭，給當時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破壞。戰爭幾乎全部在關東進行，關東六國人民普遍地厭惡戰爭，希望和平。因此，消除封建割據的政治局麵，結束混戰狀態，實現全國的大一統，已成為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強秦適應了這個要求，所以能一統天下。
毛澤東對“合縱連橫”這一曆史事件的評點，表麵上否定的是蘇洵的論點，客觀上是否定“合縱”戰略。應該承認“滅六國者，六國也”這個事實。事物變化，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本。自我發展，自我強大才是無往而不勝的。山東六國外在的聯合業已表明內部衰落，內衰外聯不啻是烏合之眾，即使能夠“並力西向”，也是不堪一擊，這是不言而喻的。蘇洵的設想沒有看到事物本質，更不懂得曆史的辯證法，隻在“賂秦”不“賂秦”上做文章，雖然說出了部分真理，但總體上沒有切中肯綮，說到要害上。
但是，蘇洵的《六國論》不是說給六國人聽的，他是說給北宋人聽的。那時，北宋雖然社會穩定，政治和軍事上麵對少數部族的侵掠卻采取割地賠款送禮上貢的軟弱政策，軍隊屢戰屢敗，敵手胃口越來越大，北宋難免積貧積弱。蘇洵指責“賂秦”，表麵批評六國，實質批評本朝。他也是在借古諷今。所以他一再批評六國“賂秦”是敗亡之策，情有可原。
毛澤東批點《六國論》是又一種眼光和立足點，是從大戰略的角度，從曆史必然性的高度，評價了戰國策士“合縱連橫”策略的成敗得失，其中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如何把握事物本質，看清曆史大趨勢。這不啻是他品讀縱橫家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