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寧逝世後的數年內，蘇聯仍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隨著形勢的轉變，新經濟政策開始越來越不能滿足國家迅速工業化的要求，而且還滋生出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如糧食收購危機和富農、城市資產階級的破壞活動等等。於是，國內外問題互相交織，對蘇維埃政權的生存構成了嚴峻的威脅。在此形勢下，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強行征糧和強迫富農遷移等，力圖使國家擺脫困境，以達到鞏固政權和啟動工業化的目的。這些措施的執行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使迫在眉睫的社會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同時也引發了國家經濟、政治路線的轉變。由此，蘇聯開始朝著放棄新經濟政策和創建蘇聯模式的方向發展。
一、蘇聯模式的形成和實行
1928～1929年連續兩次進行的強行征糧，是蘇聯“拋棄”新經濟政策的第一步，雖然此時蘇聯仍未作出停止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決定。1929年12月，在徹底擊敗布哈林派之後，斯大林才正式宣布停止實行新經濟政策。他說：“當它（指新經濟政策——筆者注）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頁。]這是對農業集體化和快速工業化路線的全麵認定，是創建蘇聯模式的政治宣言。隨著全盤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迅速推進，與之相配套的一係列措施、政策、法規的相繼出台，蘇聯模式開始形成。
下述將對蘇聯模式形成和發展的曆史過程作概要闡述：
第一，蘇聯模式是在1929年前後逐步形成的，它是以新經濟政策的對立形式出現的。
1924年，斯大林開始執政，此時蘇聯仍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1927年，農民在生活上獲得了一定改善，已經購置了一些必要的農用生產工具後，開始拒絕低價售糧。1928年初，國家開始麵臨缺糧危機，城市工人糧食供應嚴重不足，國家沒有糧食可供出口。因此，以糧食換取外彙，然後又從國外購買工業設備和技術的工業化戰略無法實施。在經過政治局成員的一致同意後，[在192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上，大會否決了采用暴力剝奪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但是，在緊接著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不單是斯大林，而且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同意實施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107條，該條規定：對從事糧食投機倒把和囤積居奇的分子予以嚴懲，本人交法庭判罪，糧食由國家沒收。就是說，包括布哈林在內的聯共（布）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同意采用暴力辦法征糧。參閱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465頁。]斯大林關於執行“非常措施”在農村強行征糧的建議被全黨接受，並迅速被付諸實踐。征糧隊在全國各地強行向富農征集餘糧，中農經常也被不適當地加以掠奪。1929年初，由於仍未能購得足夠的糧食，國家又再次執行“非常措施”。強行征糧的辦法，突破了新經濟政策提倡的向農民購買糧食的準則。但是，強行征糧本身隻不過是一種臨時措施，它仍構不成一種與新經濟政策不同的社會體製。從1929年4月、5月起，隨著集體化運動的大規模開展和第一個國民經濟計劃的通過和實行，蘇聯開始真正邁出了超越新經濟政策，創建蘇聯模式的步伐。1929年4月，聯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派的鬥爭告一段落後，集體化運動在全國掀起。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說法，“從1929年夏季起，我們進入了全盤集體化階段”。[《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57頁。]新經濟政策的農業經濟組織形式被集體農莊所代替。1929年5月，具有指令性的《蘇聯第一個五年國民經濟建設計劃》被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批準通過並全麵加以實施，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在蘇聯現出雛形。
1929年12月5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關於改組工業管理的決議》，決定改組企業之上的托拉斯，撤銷辛迪加和管理總局，成立實行經濟核算的各個聯合公司，統一管理企業的生產和銷售，實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聯合公司—企業”三級管理製，這樣，人民委員部通過聯合公司，就可以對企業進行更加嚴格的管理。30年代初，蘇聯政府又進行了信貸、稅製、工資改革，國家對工商業活動進行了嚴格管理，工商業計劃經濟體製的基本輪廓初步形成。1932年，蘇聯通過了第一個《農業勞動組合章程》，把自1928年至1929年即已形成的集體農莊製度牢牢地確定下來，建立了嚴格的農產品義務交售製，從而保證了國家對糧食生產和分配各個環節的嚴格管理。這樣，蘇聯農業人民委員部就集中了全國的農業經濟管理權。在工商業和農業都實行了計劃管理之後，私人工商業皆被取締，市場商品流通被排斥。蘇聯對全國的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絕大部分的經濟活動都進行了嚴格的部門管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