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體製方麵，反對派的全線潰敗，使斯大林在黨內的權力得到了空前加強。原來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人分別占據的黨、政、軍的高級職位，都由斯大林的得力親信所執掌，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開始出現。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書記處擁有極大權力，斯大林個人在黨內矗立起了無比崇高的威望。任何時候都需要有權威，否則，不論是政黨還是領袖都不能行使有效的統治和管理，尤其是在斯大林時期特殊的社會形勢下，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權模式更具其現實合理性。但是，如果權力過分集中，超過其應有限度，變成不受任何約束的力量，就會走向反麵。當領袖的個人權威過分膨脹，以至於打破了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時，它的負麵作用就會逐漸超過其積極作用，對社會造成破壞。由斯大林及其得力親信掌握黨和國家的主要政治權力後，列寧逝世初期蘇聯出現的權力分割局麵不複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格局。聯共（布）告別了權力紛爭階段，進入了由斯大林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新時期。
為了配合政治鬥爭和經濟路線的轉軌，蘇聯對文化意識形態體製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在罷黜了布哈林派的文化領導權後，斯大林對哲學社會科學界、教育人民委員部和學術文化團體進行了全麵改組，開始締造起一個完全服從於新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文化、意識形態宣傳機構和學術陣地。在對德波林及其學派進行批判時，政治幹預學術的做法開始被不適當地運用和認可。在盧那察爾斯基和波克羅夫斯基被清除後，教育委員部實現了領導層的變更，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終於全麵掌握了教育委員部的權力。隨著黨內文化體製的轉換，教育機構進一步實現專業化，學術文化團體逐漸行政化，一個高度集中的文化模式逐漸矗立了起來。
從以上三個方麵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高度集中的蘇聯模式已初步形成。隨後，社會形勢的轉變又促使蘇聯模式不斷發展，迅速走向成熟。
第二，隨著農業集體化和高速工業化的順利推進，蘇聯模式終於走向成熟。
1934年，聯共（布）召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書記處所屬的七個中央機關按生產原則改組為工業部、農業部、計劃財貿部和政治行政部等十多個部，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書記處的權力以及它對經濟部門的控製。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工農檢察院被撤銷，原來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被降為它的一個附屬機構。1934年5月，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蘇維埃建設和經濟建設方麵的組織措施》的決議，決定撤銷聯合公司，在機器製造部門實行人民委員部生產管理局─企業的二級生產管理體製，在冶金、化學和燃料工業等部門實行人民委員部管理總局─托拉斯─企業的三級生產管理體製。於是，各人民委員部就直接地管理了企業的生產和分配等具體業務，國家機關的權限大大加強了。
1936年，蘇聯頒布新憲法，全麵確認了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文化體製。新憲法以法律形式承認了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的合法性，也確認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結構和以部門為主的經濟管理體製的正確性。新憲法還明確規定了人民的選舉權利，以憲法的形式認可了人民選舉製度。至此，新經濟政策的社會體製已經完全退出曆史舞台，蘇聯模式得到了全麵確立。
在蘇聯模式的形成過程中，肅反擴大化運動起了不可忽視的催化作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導致了肅反擴大化的發生。依據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愈勝利，階級鬥爭愈劇烈的論斷，[參閱《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上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頁。]內務部把黨內鬥爭升格為階級鬥爭。原反對派主要領導人，以及一些持不同政見的人，包括一些軍隊領導人都被當作“人民的敵人”加以迫害。在研究這一問題時，一些學者有意渲染蘇聯的肅反擴大化運動，並用以攻擊當時的蘇聯社會主義製度，這是錯誤的。但是，決不能忽視肅反擴大化給社會主義製度造成的惡劣影響和它所造成的嚴重的政治後果。肅反擴大化使黨內的政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本就具備了權力高度集中特點的政治體製，由於內務部門的各種行為而帶上了破壞法製，人治代替法治的特點，使蘇聯模式具有了許多與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相違背的內容。蘇聯模式政治體製所具有的一些與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不相一致的特點由此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