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蘇聯模式文化體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在知識分子政策和對哲學社會科學地位作用的認識方麵也有差別。
知識分子和哲學社會科學在社會主義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方麵蘇聯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搞階級鬥爭，用政治鬥爭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對知識分子曾經采取不信任甚至打擊的政策。在斯大林時期，蘇聯思想文化界開展了兩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一些本來並沒有介入政治鬥爭的知識分子，都被一概錯誤地定為“階級敵人”、“反黨聯盟”。有時還用政治的手段扶持某一個學術派別，強行扼殺其他的學術派別。人為地設置思想禁區，禁錮人們的思想，致使許多科學家遭到迫害，一些科學家則逃到西方，成為西方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些錯誤都嚴重地扼殺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幹涉了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和藝術家的創作活動，造成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日趨僵化死板，社會的文化生活缺乏活力和創新精神，其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針對蘇聯模式的弊端以及過去我國知識分子政策的失誤等對文化生活進行了重大的調整。不僅恢複了知識分子的應有地位，切實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而且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等，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特別是徹底否定了用政治運動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學術問題，主張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凡屬人民內部的問題，凡屬思想性質的問題，都要用教育和法律的手段來解決。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標誌著我國文化建設不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是滿足人民精神需要的一項工作。
此外，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這是當前我國文化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又一特點。江澤民在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在實踐上和理論上不懈地進行探索，不斷地在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創新的理論，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實踐。在這個實踐和理論的雙重探索中，哲學社會科學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這是對改革開放新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經驗總結，是對哲學社會科學地位作用的最新概括。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必將為21世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提供新動力。
第三，蘇聯模式文化體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在對待西方文化的行為上也有差別。
由於受蘇聯國內外社會形勢的雙重影響，蘇聯雖然也曾經與西方進行了一些科學文化藝術工作的交流，但最終逐步走向固步自封，並對西方文化采取片麵拒斥的態度，對西方學術思想不加分析地一律進行批判。如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控製論”提出時，蘇聯理論學術界還把它說成是“偽科學”和“唯心主義”；有時簡單地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把西方的全部社會生活說成是完全腐朽的；對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沒有作出客觀的認識，有時甚至竭力加以貶低等，這都是蘇聯模式文化體製弊端的外在表現。錯誤的對外文化政策，極大地妨礙了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限製了蘇聯與西方科技和人才的交流，阻礙了蘇聯科技和學術理論的進步與發展。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則采取了與蘇聯不同的文化政策和措施。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這表明我國的文化建設離不開世界文化，我們需要吸收和借鑒。而對西方現代文化應采取的態度，鄧小平明確指出：“對外文化交流要長期發展……我們要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知識和文化，閉關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同上書，第43~44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新形勢下，對這一思想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強調建設當代中國的先進文化，對西方文化應有科學的態度，即認真學習、借鑒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堅決反對、摒棄腐朽思想文化侵蝕。在全球化趨勢下，西方敵對勢力的侵略已從過去的堅船利炮演變為今天的文化滲透、網絡滲透，而這種滲透又是武力侵略所不及和威力更大的一種侵略。所以，應高揚中華文化的自信心，在與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博采眾長，不斷壯大自己的文化實力，增強民族文化自身的發展活力和影響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從而不斷提升我們抵製“文化霸權主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