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奈斯對於公關行業的影響還要超過艾維·李。如果說艾維·李成功地使公共關係成為一種專門職業，那麼伯奈斯把則公共關係引向了科學研究，使它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一門學科，將它科學化、職業化，並納入高等學校專業教育的軌道。1923年他首次在紐約大學講台上講授公共關係學，同年，又撰寫出版了被譽為公關理論發展史上裏程碑的著作《透視民意》（CrystallizingPublicOpinion），表明公共關係已成為一門學科，1952年完成教科書《公眾關係學》，使公共關係的原理與方法逐漸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係。伯奈斯憑借自己的理論和公關實踐在公關領域度過了將近60年的職業生涯，把公共關係學理論從新聞傳播領域中分離出來，並對公共關係理論進行了較為係統的研究，使之成為一門獨立完整的新興學科。
伯奈斯擅長於一種叫作“環環相扣法”（tie-in或tie-up）的多方位公關宣傳。它把一個宣傳手段和渠道（如無線電廣播）與第二個（如報紙廣告）相扣接，甚至還有第三個（如商店的櫥窗展示），第四個（如“美食節”一類的公共活動）環環相扣。這些連環宣傳的手法同時利用人們的自身利益觀念（有時候是錯誤的觀念）、價值觀、好奇心、跟風大眾心理等，被稱為全方位“攻勢”（campaign）。女子吸煙的攻勢就是多方位的：吸煙有利於健康（代替糖果滿足她們的“心癮”）、是前衛女性的時尚，還能推動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和女性自由（女性的吸煙要求和權利長期被男性和傳統所壓抑，因此，女士點燃香煙便是點燃“自由的火炬”）。
這種多方位宣傳在德國納粹時期和蘇聯則成為社會學家埃呂所說的那種極權統治的“全方位宣傳”（totalpropaganda）。埃呂指出，沒有全方位的宣傳，極權統治就無法操作，“宣傳必須是全麵的。宣傳必須動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技術手段：新聞、廣播、電視、電影、招貼畫、會議、一戶戶走訪。現代宣傳必須利用所有這些傳媒手段”。局部的、時斷時續的宣傳是不能充分奏效的，不同的宣傳手段各有其所專長，要綜合運用，這樣宣傳才能成功地“從所有可能的路線對人完成合圍”。宣傳不僅要占領一個人的全部思想，而且要把占領區擴大到整個社會的“所有的人”。宣傳的對象不是個人，而是群眾中的每一個個人，隻有把個人融化到群眾中，“才能削弱他的心理抵抗力，才能有效挑動他的反應，而宣傳者也才能利用個人在群體中所受到的壓力，影響他的情緒和行為”。這也正是我們在“文革”時期所經曆過的宣傳，從社會、學校、新聞、媒體、文藝、單位、家庭等所有方位環環相扣地向每個人進行飽和式的灌輸。
納粹用宣傳對全體國民進行洗腦，把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變成納粹作惡機器中的螺絲釘。這個可怕的現實使得一向誇耀宣傳的伯奈斯後來也不得不對宣傳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他的自傳裏有這樣一件往事，1933年一位剛從德國回來的記者來他家做客，這位客人告訴伯奈斯，他不久前剛剛去過約瑟夫·戈培爾的家裏（戈培爾是阿道夫·希特勒帝國納粹政權的宣傳部長，反猶主義宣傳的組織者），在戈培爾的藏書裏看到了伯奈斯的書。伯奈斯的父母都是猶太人，這件事令他感到震動。
更令人震驚的是，元首希特勒本人就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討論了對公眾輿論的操縱，措辭與公關有著極其詭異的相似。希特勒寫道：“人民大眾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雖然他們的智力較弱，但遺忘的能力卻是很強的。正是基於這樣的事實，所有有效的宣傳都必須限製在少數幾個要點上，而且必須以口號的形式反複強調這幾個要點，直到所有公眾都了解你希望他們通過口號所能了解的東西。如果你舍棄單一口號，而試圖從多個方麵著手，那麼效果必將會大打折扣，因為人們既沒辦法消化這一切，也沒辦法保留你所提供的材料。”
在生命後期，伯奈斯公開表示他對於公關行業道德方麵的擔憂。回首往事，他說道，如果他早知道煙草的危害，他就不會接受煙草行業的客戶，“因為現在已經證明香煙可以致癌，所以沒有哪家信譽良好的公關公司願意接受香煙行業的客戶”。同樣，也是在他生命後期，伯奈斯呼籲美國公共關係協會監督其成員，他認為以前的行業允許不道德行為的存在，而且這些行為不會受到任何製裁，不管是來自法律還是其他方麵。“根本就沒有衡量標準，”他說，“這種糟透了的局麵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忽略其所接受的教育及道德，一律用公關這個詞語來描述其職責。”
有批評者稱伯奈斯是“我們時代的馬基雅維利”，指的是他利用公關，扮演特殊利益遊說人和掮客的角色，不擇手段地把自私的集團利益放置在公共利益之上。這固然是他公關的一些特點，但是，和馬基雅維利一樣，伯奈斯是一個相當複雜、矛盾的人物，他也為不少公益事業做過成功的公關。他的複雜和矛盾可以說是與公關本身的坎坷發展聯係在一起的。